有关下乡知青受迫害的概况
最近，我在河南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有关当年知青受迫害的官方统计数据，虽是冰山一角，但触目惊心，令人愤慨！
文革开始的1966年至结束的1978年，全国约有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些知青由城市落户到到农村和边疆以后，不仅要饱受思想的煎熬，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苦难，还有部分知青受到了迫害问题。当年有少数品德败坏的农村及农场的干部、地痞流氓，借“再教育”之机，对身处弱势、没有反抗能力的十七、八岁知青任意欺辱、摧残、迫害，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女知青被侮辱，奸淫的案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法制状态，为这种犯罪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到70年代初，知识青年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至
1973年5月，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以上。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披露：
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就126起，其中奸污案119起,占94%。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据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
一些
兵团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涉案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汇报团汇报材料中提到：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女知青被奸污96人，被捆绑吊打852人。
1974年至1979年全国共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案件41，272件，处理28132件，处理率占发案率的百分之
68.2。知青死亡人数合计25，690名，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15，899名，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的百分之
61.9。〔
《全国xxxx统计资料》〕
在上山下乡时期，任意批斗、吊打知青事件，在各地农村（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均有发生。每逢运动来临，一些被认为表现不好的知青就成为整斗的重点。其毒辣手段有：
拳打、脚踢、掌脸、跪板凳、木棍打、皮带抽、嘴啃地、吊房梁、枷子夹、光身冻（包括女青年）火棍烫、火炭烧等十余种刑罚。1973年7月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第24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迫害。据
1972年4月统计，该团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连长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
此类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极大愤怒。7月5日，叶剑英在新华社记者写的《情况反映》上批示：
“事态严重，请电告xx军区派人查报”。
7月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待，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李先念的批示是：
“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
1974年，中央为此事专门向全国发了保护女知青的“26号文件”。此后，在全国各生产兵团开展了一个“整肃”运动，由上级派工作组下到连队，让连队干部统统回避，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连队干部有无此类问题，对查实的人员一律严肃处理。1973年8月22日，沈阳军区在十六团召开公判大会，宣判因犯奸污女知识青年罪的原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死刑，立即执行。
1974年，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生产兵团营教导员蒋小山、连长张国良等四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1975年4月28日，浙江省召开公判大会，宣判江士县丰足
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祝江就，因奸污女知青8人，猥亵8人等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都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严惩，一批罪大恶极者被判处了死刑。
整理完此篇博文，作为一名老知青，我的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沉痛和悲愤！我不忍触摸那些浸透着知青血泪的细节描述和繁多个例，要知道撕裂开一块块伤口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让这一页历史永远翻过！让知青岁月告诉后代！
此刻，我已泪流满面……
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 六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大面积减产、绝产，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折腾，全国各地都面临着吃不饱饭的问题，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地区，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这时候，城里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仅仅是填饱肚子而已，有的城市甚至连肚子都填不饱。正在这时，新中国成立后刚刚上学和刚刚出生新一代年轻人，正赶上高中、初中毕业，他们能入大学学习的仅仅是少数，大多数人都需要到社会上就业。而经济的全面萧条，使他们根本不可能都在城里找到工作。有这样一大群年轻力壮的青年，若在城市里无业流浪，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不稳定，就像埋下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才说了，这群年轻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伴随着新中国长大，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他们满脑子都是“建设新中国”、“学习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将青春奉献给伟大祖国”的伟大理想和信念，他们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无所畏惧、无私奉献、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代青年人。所以，他们以无上的激情，响应毛主席的召开，义无返顾地离开城市，走向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自己。当年的北大荒、大西北、大草原、大山沟、边疆地区，都成了“知青”云集的地方。 但到了农村之后，这些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很快发现现实生活要比他们的想像残酷得多，他们面临是贫穷，是每天吃不饱肚子，是每天艰辛的农业劳作，是很几乎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更新观念，踏下心来，努力劳动；有的人在劳动的同时，不忘学习点知识；有的人万念俱灰，无聊度日；有的人在乡村里胡作非为；有的人依靠家里的关系，想办法回城工作，或者通过“当兵”曲线回城。总之，他们经历着残酷的人生洗礼，他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这些从有关“知青”生活的小说、电影、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经过十多年后，中国终于走出苦难，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那些知青们，在青春已经无情逝去的时候，终于盼到了回城的希望，但是还心急不得，还得根据各种政策，分批陆续回城。
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几天网上正在热议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虽然没有当过知识青年，但是小时候在鄂西老家看见过很多知识青年，还有几个小时候的老师就是知青。所以就去查了查资料，写了些东西参与讨论。 我认为，对于一种现象，一场战争，一种运动，一场革命是否应该进行，往往同时有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历的人的看法，比只生活在相对单一的时代的人的看法要深刻和准确。比如，在甲午战争中就担任北洋海军将领、后又经历中国历次内部和对外的战争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将军，在垂暮之年看到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就比现在那些算着经济的小账整天哇哇地叫着抗美援朝不该打，打亏了的人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而对于缺乏这种跨时代生活经历的人(例如处于中青年时期的当代人)而言，则需要通过多阅读和研究历史来获得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正确判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群众性运动也应该从类似的角度来认识和判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总结各个古典文明为何都被蛮族征服的原因时说，从公元1~2世纪开始，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的汉朝以及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面临了技术发展停滞的问题。因为技术改进的停滞，导致这些文明古国的经济发展跟不上帝国扩张的脚步，导致不得不提高捐税，从而引起贫困增加，激起城乡暴动，从而
招致了蛮族的入侵。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因为奴隶制的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而且，“既然劳动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从而导致了“有条理思维的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这里他举了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而作为对比，后来进入近代的西方，“哲学家的条理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的互相影响”，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第二编，第8章，古典文明的终结)。 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导致技术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中国，总结起来，就是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而大量从事生产的农民却缺知识和相对有条理的系统思维，从而导致中国的生产力在整个封建时代(我对作者将汉朝以后明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按照西方史学界的划分方法归为中世纪不太赞同，故仍以整个封建时代称之)得不到革命性的提高。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古人喜欢蓄长指甲的习惯是不是真的，但是蓄长指甲，确实是适合翻书，而不适合劳动的。 开国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我个人认为，如果毛主席抽出哪怕少部分的精力来从事历史研究的话，其成就将不低于当代任何一位历史大家。更何况，毛主席，以及跟随着他干革命的共和国创立者们，大都仅仅比前面说的萨镇冰将军小一代或两代，他们也大都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军
上海知青的“孽债” 知青孽债——深埋的爱东方卫视“幸福魔方”栏目一个上海知青的真实故事，爱有多深、情有多重！在当时大时代的背景下，无奈！无言！无限感慨！一个上海知青的“孽债”刺梅的博客云南因有西双版纳的亚热带风光，有绵延数千里的边境线，所以使很多人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向往。尤其是那些婀娜多姿的傣族姑娘，身着凸现腰身的筒裙，头顶浓密别致的发鬏，摆动杨柳腰肢，轻挪细碎步履，时隐时现的穿梭在茂盛的雨林之中，将这片神奇的土地衬托得更加美丽迷人。 而当年上海知青随着下乡插队的滚滚洪流，有些身不由己的将自己的命运，和这里的人们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林中，他们开垦荒地，种植橡胶，将青春的年华和充满激情的汗水肆意挥洒。 随着他们种植的橡胶树一天天的长大，他们和当地姑娘小伙的感情也在不断的演变升华，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上演了一幕幕幸福甜蜜的爱情喜剧。 但突如其来的知青返城大潮，却将一对对沐浴在爱河之中的“鸳鸯”美梦惊醒，缠绵绯恻的情感成了某些知青实现理想的羁绊。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注定这些本该是喜剧里的男女主角，
必然成为悲剧中的人物。而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孽债》，正是把那个时期，下乡到云南的有些上海知青，为此而背上了一个个让他们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孽债”的特殊经历，真实的演绎了出来。 酷爱养鸟的老宋，就是在68年下乡到云南的上海知青，现在和妻子在上海过着一般老百姓平淡而又安详的幸福生活。一天，这种平静的生活被老宋的突然离家出走打断了。在老宋妻子的求助下，江苏卫视的记者根据她提供的地址，到老宋曾下乡的地方云南去寻找他。因为他妻子说，老宋插队时曾有个当地的初恋情人，从种种迹象表明，老宋还和她有着来往，她怀疑老宋这次就是到云南他那个初恋情人那里去了。 当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辗转来到当年老宋下乡的寨子。经过打听，果然有这样一个叫香玉的女人，因病在医院住着。记者从村干部那里还得到了一个让他们很意外的情况，说香玉还有一个和上海知青生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难道真像老宋妻子怀疑的那样，在老宋身上也有一笔像电视剧里一样的“孽债”？！ 记者带着疑问进一步寻访，发现老宋果然是在这里，并且在医院精心照料着病床上的初恋情人香玉已经好几天了。 随着老宋的讲述，一段尘封已久的情感纠葛，渐渐浮出了水面：这是一个由两位上海知青，和一个傣族姑娘共同演绎得
亲历者回忆知青岁月 亲历者回忆知青岁月 文史精华 1968年深冬，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段几乎影响涉及到中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有子女家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我听到这个必然要用锣鼓口号上街游行以示拥护的“最高指示”时，天津晚间的气温已经很低，海河变成了一条冰带。大凡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清楚，对“最高指示”的庆祝是不能过夜的。过夜就是不忠，不忠则意味着不革命，而不革命的罪名那是“相当”可怕呀。 天虽冷，但游行的人却满头大汗。有的当场还写了血书，以示坚决去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红心。其时，欢庆中几乎所有人都顾不上细想，“再教育”这句话里可能还含有另一种“解读”，而这种“解读”就催生了知青下乡初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作为从天津市第一批到长城以北青龙县插队的知青，我愿将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写出，以告世人。
那段最高指示中最让人激动并产生联想的话，应该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要说对青少年，就是对成年人，也极富巨大的诱惑力和感召力。尽管我因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红卫兵，心中对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多有恐惧而缺少激情，但听了街道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广播，还是不由自主也产生了些美好的向往与憧憬。脑袋里的画面于是也就有了，模样基本上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朝阳沟》，甚至还有《蚕花姑娘》（女主角很好看）等等。至于接受“再教育”那个“再”字意味着什么，根本就未曾去想。日后才发现那个“再”字很可怕，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于一个很低的层次，从而去接受又一次无情的“教育”。用当时贫下中农中某些人的理解，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不希罕要他们，因此只能下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这类话在我初到乡下时常听到。 1969年初，我们“老三届”大部分（有少数六八年去了内蒙古农村和黑龙江兵团）还呆在学校里。我是天津第三十四中的学生。三十四中的校舍是原军阀曹锟的公馆，由一片庞大华丽的西洋式楼群庭院组成。在一间宽大的教室里，一位叫林海青的当地干部向我们介绍了青龙县。他口才好，很善讲，
1968年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１９５５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３８６８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交给共
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毛泽东发出第一次号召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 毛泽东的号召成为多年来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紧接着１９５６年搞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正式通过时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词。那个时候，城市就业问题等内部矛盾也很多，如毕业生出路问题等。 出台纲领性文件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那时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安排，都有物质、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文革”前５年有计划上山下乡共下
还原知青上山下乡的青葱岁月 收藏人：RK588 2014-08-16 | 阅：12 转：3 | 来源 | 分享 2012-05-11 21:52:40 【多维历史】“知青时期的结婚证书、边境通行证、林权证、下乡时的工分记录本……”2009年，重庆市档案局面向社会发起了一场征集重庆知青档案的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1976年，重庆插队、支边的知青有100多万人，他们当年使用过的物品，除部分被政府机构保存外，绝大多数都散落在居民家庭、知青个人和一些收藏者处，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已经损毁、遗失。 征集活动进行了两年，到目前为止，重庆市档案局累计收到了重庆知青捐赠物件1800多件，这与百万之众的知青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影响之深远，历史罕见，收集和保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物品，真实记录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对于探讨知青这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身上特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重庆市档案局副局长陈治平如是说。 割胶刀，在凌晨4点嚓嚓割响 捐赠品：一把割胶刀
捐赠人：沈治德 下乡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 沈治德在云南当过8年知青，割过一年多的橡胶。虽然短暂，却一生难忘。返城时，他留了一把割胶刀在身边，算是对自己知青生涯的纪念。 “割胶，是个体力加技术活。”沈治德打开了记忆的匣子。“那是1976年的事情。” 割胶班的知青，每天4点就要起床，“割胶要趁早。”这是行话。沈治德的印象里，似乎是天南海北的人聚到一块来割胶，上海的、昆明的、湖南的……一行人，头戴解放帽，顶着胶灯，唱着歌，在山林中跑上跑下。 那时，每人一个树位，有多有少，少的200棵橡胶树，多的300棵。橡胶树的株距3－4米，行距8－10米，这是不小的方圆，在黑暗中，把这些橡胶树一棵不漏地割完，也不容易。 沈治德的树位，在一片小坡上，间或有鸟儿的鸣叫。凌晨五点起来割胶，透过密密的防护林，隔壁树位的胶灯光若隐若现。刚开始割夜胶时，胶灯所照之处，树枝树叶呈现各种怪形怪状，他就会吹着口哨，给自己找乐，也给隔壁的女胶友壮胆。隔壁的女胶友有时也会唱两句民歌，爱情，也会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降临。 然而，割胶刀可不能停。知青们得按一定的路线，按胶树的产量和不同的出胶速度，先后走完自己树位的每棵树。割完胶，要等半个来小时的胶水，此时，天微微亮，整个世界有种出水芙蓉般的美好，沈治德就磨磨胶刀、听听鸟鸣，享受这短暂的宁静。收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一杯杯胶水倒进桶中，这一天的割胶工作就算完成了。 由于受气温影响，整个割胶工作必须在两三个小时内完成。一身旧衣服溅满变成黑色的胶水点，像个乞丐似的赶回屋里吃饭，虽苦犹乐。 比技术，比思想，比比谁是割胶高手。“大力种植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林地里，那醒目的标语四处飘荡，更是鼓舞了知青们的斗志。因为技术出众，沈治德数次参加过割胶先代会（先进代表大会）。时隔多年，沈治德还能想起当年的割胶岁月———身着溅满胶水且已发黑的工作服，腰间扎一胶篓（装胶刀、磨刀石），挑一担胶桶，意气风发。 一把小小的割胶刀，记载了知青时代的青春和热血，沈治德毫不犹豫地把它捐赠给了重庆知青档案，“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有一片林 捐赠品：林权证 捐赠人：万志雄 下乡地：四川通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关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空前绝后的大运动对于当时甚至以后之中国的影响，我们须置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量，撇开个人因素，以理性思维站在客观的角度多视角解析，才能真正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主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入手，浅析这一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一．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的原因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发生及其延续，具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上看，建国初期党内部政治不稳定，毛泽东个人农民出生，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骨子里饱含农民习气，对农民以及农村问题甚是着迷。他认为过去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利于红色革命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再教育，彻底杜绝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旧思想，并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农工相结合。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的思想极易被极左思潮利用，推波助澜，把愿不愿意山上下乡当做衡量一个青年人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因此最后由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下放基层再教育问题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其次从经济上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已是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的状态，经济建设出现停滞，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厂矿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招收，那数目也是非常小的。于是，客观上要安置这些青年，就只能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而农村土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知识青年到农村一来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二来可以支援农村的经济建设，所以当时选择知识青年山上下乡也有其深远考虑。 二．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对中国的影响 上面说到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么其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影响之深、之远，已随着历史的长河，深深烙印于那代经历过它的革命先辈们身上，或是悲壮、或是失落，也或是幸福，只有他们或许才说的清楚。如今，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过去，中国的历史也已走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的年代。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寻访那失落的岁月，实质上实在寻找失落的精神，寻找奋斗的内驱力。到底这场运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还应当从多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 1.从社会角度看，首先，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并没有使国家甩掉剩余劳动力的承重包袱，相反的是加深了就业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从反面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纯粹是为了解决城镇劳动力问题，安排缺乏整体的规划，形式单一，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运动
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l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①。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lO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
有关下乡知青受迫害的概况 最近，我在河南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有关当年知青受迫害的官方统计数据，虽是冰山一角，但触目惊心，令人愤慨！ 文革开始的1966年至结束的1978年，全国约有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些知青由城市落户到到农村和边疆以后，不仅要饱受思想的煎熬，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苦难，还有部分知青受到了迫害问题。当年有少数品德败坏的农村及农场的干部、地痞流氓，借“再教育”之机，对身处弱势、没有反抗能力的十七、八岁知青任意欺辱、摧残、迫害，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女知青被侮辱，奸淫的案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法制状态，为这种犯罪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到70年代初，知识青年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至 1973年5月，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以上。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披露： 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就126起，其中奸污案119起,占94%。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据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 一些 兵团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涉案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汇报团汇报材料中提到：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女知青被奸污96人，被捆绑吊打852人。
不堪回首的女知青血泪 文章来源：《凤凰博报》信力建 我在《知青运动是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否定了的运动”。其实，否定它的不仅有历史和实践，更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血泪。 1968 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中华大地。全国二千万正值应该继续读书的适龄青年，带着淳朴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与希望，豪情满怀地惜别家人、告别城市，大规模地迁徙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干革命。从那时起，轰轰烈烈的火车，汽车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运载着红卫兵和学生一次次驶向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海南岛……开始了接受比他们知识更匮乏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窘迫、艰难、困苦的生活。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
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但是，最令知识青年心悸的，恐怕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仅就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的调查就发现迫害知识青年案件73起。其中，强奸、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 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女知青的受害率比九台还高。 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的。九台某生产队长齐殿发，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名，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把女知青骗到他家住宿。1971年春，在其妻子的助力下，将女知青蔡某强奸，蔡右眼被齐犯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烂
知青岁月留痕 1955年，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发表，由此开始，一个延续20多年，先后与1800多万青年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笔者也是其中一员。 1960年9月，我考入河北承德石油学院。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并再次掀起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62年9月，石油学院和国内许多院校一样，对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一些专业被取消了，包括我在内的数百名学员不得不中止学业，含泪离开校园。 当时，离校学员的安置方向主要是到国营农、牧场；其次是返回原籍。我原籍石家庄市，为了响应“大
办农业”的号召，毅然放弃回城的机会，和120多名同学一起到河北坝上地区一个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国营牧场落户，当了一名农工。我在那里工作、成家、入党、提干，一千就是30年，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坝上，留在了草原。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和物品尤为钟爱。每次见到这些物品，我都觉得好像看到了那日渐远去的知青岁月，似乎那些工友同学又久别重逢回到了身边。 以下是我多年收藏的一些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藏品： 图1～6是发表毛主席指示的《人民日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文件选编》、下乡上山批准书、光荣证、不动员下乡证明、回城证。 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严格的政策规定。例如，
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必须经过个人申请、组织批准的手续，并有明文规定。上述证件等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按照有关政策进行的明证。 图7～9是赠送下乡知识青年的《毛选》、搪瓷水杯和购物券。 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会参加隆重的欢送会领取下乡上山批准书或光荣证，同时，还会收到一些纪念品。比如各种版本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和搪瓷脸盆、水杯等生活用品。在完全依靠布票、棉票、粮票等票证购物的年代，有的地方也赠下乡知青一些购买棉、布等的购物券。 图10是知识青年房屋产权移交证书。知识青年下乡初期，多分散居住在农村社员家中。为了减轻农村困难，方便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国家投入的包括盖知青点房屋在内的安置费超过100亿元。后来，根据
知青文化的社会基础及其现实意义 知青文化研究的社会基 口镇江市知青文化研究会 研究知青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 会诉求 知青产生于特定时代,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 史.但所谓"知青情结"不仅在老知青身上没有消失, 而且呈现出以下特点: 1,知青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践者,希望自己付 出青春的实践被社会予以认可,而不应是"被遗忘的 一 代","荒废的一代","迷惘的一代","边缘化的一 代".但大家更多的是从人生历程的角度评价知青的 经历.刻意淡化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色彩. 2,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群体带来了一些不公甚 至创伤,不少老知青仍生活在困难之中.但和谐社会 的提出.知青们也体现了大度和包容,大家更多的是 从积极意义上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出现一系列 的社会关注点.比如,青少年成长问题,人与人关系问 题,人与自然界关系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城乡 差别问题等等,大家认为从知青的经历中可以看到更 多的积极元素,知青的文化和知青的精神有很多的积 极的现实意义. 因此要研究知青文化是如何产生的,要探讨—— 知青文化的构成元素和知青精神的丰富内涵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任何特定文化的产生,
都必然有它的传承,碰撞,交融和创新.知青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镇江社会科学2011年 文化现象,当然也是如此.知青文化的产生和J 以下的构成元素: l,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融.毋庸讳言 多年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并不高,但相对: 闭塞和落后的农村,城市文明的程度毕竟要j 多.当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涌入农村,城市人I 观念,城市人的行为习惯,象清风一样,不可避: 透进农村的文化之中.同时,农村人的思维观: 为习惯也有时是潜移默化,有时是直接碰撞,: 拒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这里,j 意去比较去评价两种文化的高低优劣,事实上 们看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生活习惯i 改变.举止言行更为文明,而城市知识青年也j 了浮燥,少了夸夸其谈,少了骄娇之气,多了一 实.多了一点沉稳,多了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 知道.城市和农村这两种文化已经在交融汇合 是大批知识青年补充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亡F 农村青少年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种文化的负面因素也不可i 影响着双方 2,学校与社会的结合.广大知识青年因"支 初步接触了社会,但仍然以学校为主.学校虽 的一部分.但毕竟相对封闭,相对单纯.青年学 了"文革"停课),在学校受到的是正规的,正统f 教育和思想教育,加上年纪尚小,对社会的复杂 元性,艰巨性认识明显不足.当暴风骤雨般的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积压，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１９５０年代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同时，许多城市有志青年也渴望到农村去，希望有一番作为。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那么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上山下乡逐渐演 变成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 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 度问题，这给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偏离了方向。 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 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 奋斗的足迹。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 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 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指出：搞上山下乡，这 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要研究 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要开 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１９７９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 返回城市，历时２０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 步结束，一代人的大迁徙成为了历史。 站着的是我姐姐—— —我家第一个知青；坐在桥栏上的是我—— —我家第二个知青。准确地说，照片上的我只是个准知青，而姐姐已经是个老知青了。 姐姐１６岁离家的时候，妈妈远在北安的五七干校，爸爸特意从呼兰军管会学习班赶回哈尔滨。姐姐他们的队伍从九中步行去火车站，我们都涌到路边送行。只见这些刚摘下红卫兵袖章的兵团战士一身草绿棉军装，有几分臃肿，扎着皮带，戴着军帽，又有几分精神。我羡慕极了，可我一转脸，看见姥姥撩起衣襟在擦眼泪，小弟弟不知愁地骑着一棵向日葵杆跟着队伍跑。家属不允许去火车站，当过老公安的爸爸不知从哪“混”进了月台，把一支英雄１００号金笔塞给他的长女。过了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姐姐用这支笔写的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第四十一团二营十四连。以后地址又改为：黑龙江铁字４０９信箱二一四分队。 于是我开始向往信封上那个地方。终于中学放寒假了，我独自去了密山。姐姐的战友把我带到水库工地，远远地我看到姐姐满脸通红正在搬冻土块。我用双手蒙住自己的 脸，一步步走近姐姐，知青们大呼小叫：“敬 海燕，你猜这是谁？”我从指缝里看到姐姐 一脸迷惑，她作梦也没想到我会从天而降。 我走近了，一下子拿开双手，露出脸来，姐姐 大喊：“啊，小死一丹！” 在十四连，我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看到 了那充满激情，崇尚英雄的生活，第一次接 触了北京知青、上海知青，第一次感受到集 体生活的青春气息，到开学时，我都舍不得 离开了。 又放暑假了，我又一次来到十四连，姐 姐带我去看她们冬天里修的水库。那些冻土 块已变成坝，坝里蓄满了水，桥栏上有四个 大字：屯垦戍边。我们就在“垦”字边拍了这 张照片，这时，我已经十分向往知青生活了。 １９７２年夏天，我也成了知青。在小兴安 岭修路、砍伐、栽树、种菜。可惜干这些活儿 时，都没能留下照片，那时，照像机、胶卷，是 多奢侈的东西啊！后来我当上了清河林业局 广播站的广播员。广播站另一个播音员是王 照云，我俩摆弄的是那时很珍贵的６０１录音 机。墙上月份牌上是当时挺有名的那幅画， 叫《申请入党》，画的是一个女知青在灯下 写申请书的情景。不知有多少知青会在这画 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革 命同志们……”我和照云的声音通过大喇 叭响彻林海雪原。有人对我说：“我在山上 听广播，都听不出来是你，还以为是省电台 的。”我很得意，因为她听到的其实是我。 后来，我真的去了省电台。 再后来，我到了中央电视台。 （摘自《敬一丹自述》） 敬一丹：知青两姐妹 广西南宁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敬一丹（左）两姐妹 ６３知青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