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9月16日，由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将公开上映，这部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的爱情电影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那个特殊而难忘
的时代。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场引发强烈震撼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文革”前叫下乡上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
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文革”时知青上山下乡成了政治运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夺权”，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
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
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呆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文革”中
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1966年蔡立
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
连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连，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
的一名新社员。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
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
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
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知青政策调整不再统一动员下
乡“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
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1973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
在毛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毛泽东潜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
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毛泽东读罢来信，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
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并叮嘱从他的稿费中代他取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其实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
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在保护下乡知青权益上，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的办法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征兵、提干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法办。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文化大革命”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70年代末掀起“回城风”“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问题越来越多，已走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文革”结束后，中央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老百姓不欢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面临着重大转折。
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尤其是1979年初出现的声势很大的“回城风”，全国为之震动。农场知青“闹事”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开始的。1978年10月下旬，景洪总场十分场学校教师、上海下乡知青丁惠民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反映了农场知青所处的困境，要求返城。然后，北上赴京请愿。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次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这股风来势猛，涉及面广，许多地方出现了越轨行为，如：四处串联、散发传单、请愿游行、集体上访，甚至罢工绝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等等。这场骤起的风波，中央决断及时，态度鲜明，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9年3月中旬以后有所缓和，到5、6
月份大部分地区已平静下来。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
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
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据在4万多已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然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
另外，已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城市就学入户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上山下乡政策不仅在知青一代身上烙上了历史的印痕，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经过艰苦的磨练，成为既不同于前辈又有别于后代的一个特殊群体。“知青”二字所包含的涵义，也许只有经历
过那些岁月的人才可能真正体会。究竟如何评价这场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反思，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9月16日，由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将公开上映，这部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的爱情电影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那个特殊而难忘 的时代。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场引发强烈震撼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文革”前叫下乡上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
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文革”时知青上山下乡成了政治运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夺权”，高校不招生，工厂不生产。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 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 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呆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文革”中 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1966年蔡立 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
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几天网上正在热议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虽然没有当过知识青年，但是小时候在鄂西老家看见过很多知识青年，还有几个小时候的老师就是知青。所以就去查了查资料，写了些东西参与讨论。 我认为，对于一种现象，一场战争，一种运动，一场革命是否应该进行，往往同时有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历的人的看法，比只生活在相对单一的时代的人的看法要深刻和准确。比如，在甲午战争中就担任北洋海军将领、后又经历中国历次内部和对外的战争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将军，在垂暮之年看到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就比现在那些算着经济的小账整天哇哇地叫着抗美援朝不该打，打亏了的人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而对于缺乏这种跨时代生活经历的人(例如处于中青年时期的当代人)而言，则需要通过多阅读和研究历史来获得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正确判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群众性运动也应该从类似的角度来认识和判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总结各个古典文明为何都被蛮族征服的原因时说，从公元1~2世纪开始，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的汉朝以及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面临了技术发展停滞的问题。因为技术改进的停滞，导致这些文明古国的经济发展跟不上帝国扩张的脚步，导致不得不提高捐税，从而引起贫困增加，激起城乡暴动，从而
招致了蛮族的入侵。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因为奴隶制的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而且，“既然劳动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从而导致了“有条理思维的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这里他举了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而作为对比，后来进入近代的西方，“哲学家的条理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的互相影响”，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第二编，第8章，古典文明的终结)。 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导致技术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中国，总结起来，就是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而大量从事生产的农民却缺知识和相对有条理的系统思维，从而导致中国的生产力在整个封建时代(我对作者将汉朝以后明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按照西方史学界的划分方法归为中世纪不太赞同，故仍以整个封建时代称之)得不到革命性的提高。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古人喜欢蓄长指甲的习惯是不是真的，但是蓄长指甲，确实是适合翻书，而不适合劳动的。 开国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我个人认为，如果毛主席抽出哪怕少部分的精力来从事历史研究的话，其成就将不低于当代任何一位历史大家。更何况，毛主席，以及跟随着他干革命的共和国创立者们，大都仅仅比前面说的萨镇冰将军小一代或两代，他们也大都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军
乌海知青：回首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火车站切入，广播响起，火车进站，乘客下车，一派热闹的景象。 配音：“呜——”随着火车汽笛一声长鸣，由天津开来的1133次列车，稳稳地停靠在了站台旁。是1958年包兰铁路的正式建成，才使得这座西北小城乌海与外界有了较多联系。1968年也就是通车后的第十个年头，一列由南京始发的列车，沿着同样的铁轨，到达乌海后，车上的旅客怎么都不会想到，随着他们即将踏上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了。40多年过去，逝去的片段不禁随风消散，岁月的磨砺也悄悄爬上额头，尽管当年的远方来客现多已年逾花甲，但小城人民始终记得，那年来时，还是意气风发的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名字：知青。40年里，那些不舍离去的知青，留在乌海奉献青春，生儿育女，安度晚年，40年后，我们走进这一群体，去回忆他们曾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现场画面切入）接听电话。 喂，女儿，最近……不用担心我们。过一段时间，我过去看你们。 配音：(挂电话)今年64岁的李大靖就是当时众多知青中的一位，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外地成了家，大女儿留在了南京，小女儿在北京定居，由于路途较远，一年之中回来的次数很少，母女间的相互问候大多时候都是靠打电话这种方式来传达的。 （与老伴对话）又想孩子们了吧？能不想么，离得都那么远，见一面不容易，就怕两个孩子受苦。丈夫：她们都那么大人了，你就放
心吧。李：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丈夫：她们工作忙，不过估计想家就回来了。 配音：自从退休后，李大靖感觉生活一下子空虚了不少，平日里多亏有老伴陪着，尽管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仍是两个女儿的生活，但彼此心里还是很满足。 夫妻对话：你说你从南京来乌海几十年了，现在女儿却又回到了南京，想想真有意思。人生不就得跑来跑去嘛。 配音：李大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但当然这仅限于她的19岁之前，现在她是一位地道的乌海人，或者叫作乌海移民。移民一词，对于年轻的乌海而言，一点也不陌生。可对于李大靖，在她最初的移民身份中还留有一个明显的时代烙印。 1968年的夏季，李大靖高中毕业，但也是从这一年起，受到“文革”的影响，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工矿企业停止招工，城市里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顿时感到前途一片迷茫。 同期南京知青李大靖（插历史画面）：彻底懵了，自己不知道接下该做些什么，能做什么，大多数学生每天都游手好闲的。 （切入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骏马奔驰） 配音：“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首古老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深深打动了青年时期的李大靖。带着热情怀揣着憧憬，她告别父母兄弟，告别城市生活，登上这趟北上的列车。 （电影同期声：车站送别10秒）
知青感言短语 一个特别的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一段特别的经历，一段特别的人生让我们有了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个性标记——这就是”知青”。知青的经历让这一代人刻骨铭心，有着无法抹去的记忆，在许多知青的身上留下了深厚的知青情结，尤其这一代人已逐步的退出社会，成为边缘的一代，会更加怀念青春的时光，而这种情结会随着时间越发的深厚。 从《并不遥远的年代》中摘录 1)，“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人生道路，磨练了我的意志，也练就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 从不怨天尤人，因为我相信党和政府。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凡夫俗子，无所作为。 但我坚信：若干年的历史组成立我们生命的全部，若干部严肃而庄重的个人史，将汇集成整个时代的璀璨!蓦然回首，岁月成金。” ——蔡某云，1949 年生，1970 年下乡，学干农活，当过建桥民工，学过样板戏，干过宣传队，当过展览馆讲解员，1979 年，在下乡9 年后，胃出血‘三个加’，因病回城。 现是中学退休教师。 2)，“当地乡亲淳朴善良不把知青当外人看，倒也平平和和的，没有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雨》里面知青在北大荒刻骨铭心的遭遇。
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回城后分配工作，不久又下岗了，却没有怨言。 临近晚年，我自己开了一家日杂百货店，当起小老板。 如今儿子参加工作，我同也是山上下乡的妻子一起，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陈某民，1952 年生，1969 年下乡，回城分配工作、下岗、自己开店。 3)，“下乡8 年，我独自去空手回，没有任何身外之物。 但这8 年，却为我以后的生活工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的财富，人格的力量，做人的准则。 回城20 年里，尽管登过泰山，领略过黄山，到过香港维多利亚港，日月潭，大峡谷，但总觉得带有青草味的山村小路，走起来特别舒坦。 每年多一定想办法抽时间回去看看小山村那熟悉的土屋，朴实的乡亲。 每次踏上这片热土就没法不被浓重的历史氛围所包裹，所感染。 ……尽可能奉献一点微薄之力。 乡村那条小溪始终在心中流淌着，乡亲们曾经给过的爱护始终难于忘怀，……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那样使我迷恋、令我牵挂。 队长的老母亲，今年该有80多岁了吧，我默默地祝福
读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有感_读后感_模板 读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有感 子蕴的回忆录《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少有的我喜欢看的描写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成长经历的作品。作者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剖白心声地和你讲述她40年的人生经历，就好似活生生的子蕴坐在你对面。 不同的人看了这本书几乎都说好，这是因为书写得确实好。好就好在客观真实，好就好在坦荡无私，好就好在语言传神。我最赞赏的是子蕴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第四章“峥嵘岁月不峥嵘”的开篇语中，子蕴写到：“时代的大潮把我卷出北京，时代的大潮又把我冲了回来。但我可以骄傲地说，这十年我没有虚度。出于本性，我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干活，生活得很充实。尽管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罪，但我并没有垮掉。这十年使我经风雨、见世面，使我坚强，使我豁达，没有这十年的历练就没有我后半生的成熟。尽管这不是我个人的选择，是我们这一代人逃不掉的宿命；尽管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东北那一片黑土地。” 这一段话是子蕴积极面对人生的很有代表性的表述。站在整个人生的高度，个人总会遇到不可抗拒的不利环境，更何况是文革那样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既然无法回避，就要积极面对。何为积极面对，就是环境再乱不失做人的底线，条件再苦尽量保持正常的心态，眼前再难也对今后抱有希望，把艰难困苦看成对自己意志品格的磨练。人的一生总是坎坎坷坷的，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坎坷罢了。在面对上山下乡这个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共同的命运大坎坷时，每个知青又有各自不同的当时的心里、表现和后来的回味。接受文革期间强加于人、动辄扣帽子的教训，让我们尊重每个人各自对下乡的体味和感受吧。在这点上，子蕴做得也非常好，博客关掉评论栏，书评来文照登，读者心里品评，这就是“豁达”。 我年长子蕴两岁，经历大体相同。阳光明媚的小学和中学，乌云滚滚的文革，知青下乡的洪流……然而也有不同，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7岁进京上学。一直到初中毕业，我几乎每个寒暑假都回农村老家度假期干农活，合作社、人民公社、自然灾害时期我都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困苦，农活的劳累我都深有体会。记得有一次擗高粱叶子，太阳顶头高照，高粱地里密不透风，人好像进了大蒸笼，手抓沾满腻虫的高粱叶子擗下来背在后背上，而且越来越沉，我差点中暑晕倒在地里。 这样的经历和磨练，再加上自小读了些书，使我对生活在城市或农村看得并不是很重。在文革把我“内定保送国外上大学”的去向吹掉后，面临离校分配去向时，我有几种选择：留校做中学教师、参军、北京工厂工人、北京郊区小学教师、黑龙江国营农场农业工人（当时尚未组建兵团），农村插队。我不愿当教师，为让我留校学校阻止我参军，我不愿参与竞争仅有的几个工人名额。在农场工人和农村插队之间，我选择了农场。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火热生活影响了我。记得我小学时曾想长大了当一名勘探队员，是受了一首《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农村插队肯定比农场苦得多，我还是去农场吧。所以，我到黑龙江农场是平平淡淡的心态，既不是满怀豪情战天斗地，我从来不说扎根的话，也不是被迫无奈苦度时光，我是去参加社会实践。我离京没有神伤和眼泪，我是来过一种新样的生
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后的感言 1），“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人生道路，磨练了我的意志，也练就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从不怨天尤人，因为我相信党和政府。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凡夫俗子，无所作为。但我坚信：若干年的历史组成立我们生命的全部，若干部严肃而庄重的个人史，将汇集成整个时代的璀璨！蓦然回首，岁月成金。” ——蔡某云，1949年生，1970年下乡，学干农活，当过建桥民工，学过样板戏，干过宣传队，当过展览馆讲解员，1979年，在下乡9年后，胃出血‘三个加’，因病回城。现是中学退休教师。
2），“当地乡亲淳朴善良不把知青当外人看，倒也平平和和的，没有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雨》里面知青在北大荒刻骨铭心的遭遇。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回城后分配工作，不久又下岗了，却没有怨言。临近晚年，我自己开了一家日杂百货店，当起小老板。如今儿子参加工作，我同也是山上下乡的妻子一起，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陈某民，1952年生，1969年下乡，回城分配工作、下岗、自己开店。
3），“下乡8年，我独自去空手回，没有任何身外之物。但这8年，却为我以后的生活工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的财富，人格的力量，做人的准则。回城20年里，尽管登过泰山，领略过黄山，到过香港维多利亚港，日月潭，大峡谷，但总觉得带有青草味的山村小路，走起来特别舒坦。每年多一定想办法抽时间回去看看小山村那熟悉的土屋，朴实的乡亲。每次踏上这片热土就没法不被浓重的历史氛围所包裹，所感染。……尽可能奉献一点微薄之力。乡村那条小溪始终在心中流淌着，乡亲们曾经给过的爱护始终难于忘怀，……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那样使我迷恋、令我牵挂。队长的老母亲，今年该有80多岁了吧，我默默地祝福她老人家身体硬朗，留坑山上的柑橘挂果如何？村里哪家的后生考上大学、中专？” ——陈某洲，1953年生，1969年下乡，1977年招干当干事，现为人大副主任，副厅级。
我的难忘知青岁月（第一篇） 文/ 无然图/ 网络 那段岁月有太多难忘的故事！ 序 2018年，是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半个世纪； 1978年，是我们在农村安家落户10年后，返城； 1968年，我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安家落户，去了农村； 回顾往昔，我们无限感慨！ 在农村，我们从当年的单纯，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切身感受和体会到了农民的勤劳，善良和朴实，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农村艰苦生活的经历和磨砺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是我们一生成长的宝贵财富！ 01 我们是1968年11月18日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号召，到当年浑江市错草顶子公社错
草顶子大队三小队安家落户的。 那一天，是1968年的第一场雪。雪花飘飘，漫天飞舞。我们乘坐加上高栏的，绿色敞篷解放牌卡车，坐在行李上，一户一车，还有两辆车是到公社所在地曲柳树大队的。 冒着大雪，早7.30分，从大栗子铁中出发，沿鸭绿江边公路上溯，途经临江，盘山过四道沟，六道沟，临江铜矿等公社和镇。过了临江铜矿爬上山顶就到了目的地。 卡车行驶了六个多小时，中饭是在车上吃了一个糖饼，走时学校给带的。下车时已是下午了，雪儿已停了，看着脚下半尺多深的雪，望着不远处坡上的人家和附近的树林，我们的心空空的，难道命运就要将我们抛在这里吗？ 给我们户新打的炕还没烧干，我们十人分住两家， 暂时借住离户两里外的二队。 这时一群小孩围过来看，我说你们家有没有土豆？回家拿土豆我给你糖饼，咱们换，还给你毛主席像章。 一会儿，一个7.8岁的小孩咧咧趄趄，连拖带拽拎来了半土蓝子土豆。来时在车上吃了一个糖饼，剩下的两个全给了他，还把下乡时学校发的毛主席两个大像章也给了他。小孩乐的高兴坏了，拖起土蓝就往家跑… 我们把土豆在锅里洗了后，锅里舀些水，土豆全放锅里。看外屋地上有很大一块松明板，还有斧子，劈开后，放到锅灶里用火柴一点呼呼着。
我曾经的知青岁月 （二十五）、知青群体中的二三事 知青生活是一个大熔炉。千百万知青面临时代激流奉献青春和生命，在高温强压的政治熔炼中，在磨难生活的忍受和历练中，诚然磨练了一代知青的意志和情操；知青生活是大学校。当年知青大多知识层次不高。在那个科学人才受歧视的年代，上山下乡虽然学得了许多社会知识，却怎能学得了可贵的科学知识和应用知识呢；知青是弱势群体，是被人利用受人歧视的群体。根据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所揭发的材料看，当时林彪曾计划利用这群人为自己另立中央进行抗拒毛主席；知青是一个年代的象征，这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年代在知青中都留有它的缩影和它的故事。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我们能和东北著名的黑道人物知青刘某某和平共处数年。刘某某大哥在沈阳，他的外号叫“三角眼”，在长春他的外号叫“一溜烟”（类似于“草上飞”的意思），在哈尔滨他的外号叫“二指禅”（他的两个手指的功夫在哈尔滨当地有名），在佳木斯人们都喊他“刘大哥”。他非常仗义，人也很讲义气。平时能跟我们客里客气的，也很能跟其他知青客里客气的。在分场里从不犯傻作案，大家觉得他没什么不好，我也感觉他挺有面子的。可是分场领导屡屡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批斗（往往批斗拿不出真材实料）。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我们能和京城（包括其他省市）来的高干子弟、准高干子弟的知青们和谐生活共度岁月。一位名叫马某的京城干部子弟，是纯正的红五类后代，是公认的全分场最最烦皮最会胡闹的男生。他的父亲原是铁道部副司级革命干部，文革期间被下调到佳木斯铁路分局任职。他很牛，能在全分场开会时，敢于在严肃紧张的训话会场，歪戴着鸭舌帽步履蹒跚地趟过会场中央，趟过会议主讲人（革委会主任）面前，然后吐三口烟圈，镇定的走出去；他能够隔三差五地回佳木斯玩上几天然后再回到分场，纪律对他不起作用，扣工资也奈何不了他。连长指导员找他谈话，他说家里有事或者自己身体欠佳；他是知青叛逆者中非常出格人物，敢于出工不出力，在劳动工地上，拄着铁锹与人闲聊。假如那是分配包干的劳动任务，他能敢于不理不睬，丝毫无损（有趣的是假如不是包干的劳动任务或许能干几下）。但他作风正派、鄙视低俗、对人友善，不偷不抢、不赌不嫖在南北知青生活圈里威望仍旧很HOLDS，搞得领导的确没辙。 在再教育的年月里，有一类知青，是那些净是溜须拍马的马屁精（只是极少数人）。平时爱在连长指导员面前打小报告，背后爱整人爱挑拨离间纯粹是一黑肠子小人。这种人在知青中是最被人讨厌的也是最不得志的。必打无疑而且是全体知青共诛之。有一次我在食堂吃饭，就平常地说一句今天的菜汤味道太苦（实际是盐搁多了），叫人怎么个吃呢？真是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关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空前绝后的大运动对于当时甚至以后之中国的影响，我们须置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量，撇开个人因素，以理性思维站在客观的角度多视角解析，才能真正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主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入手，浅析这一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一．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的原因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发生及其延续，具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上看，建国初期党内部政治不稳定，毛泽东个人农民出生，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骨子里饱含农民习气，对农民以及农村问题甚是着迷。他认为过去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利于红色革命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再教育，彻底杜绝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旧思想，并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农工相结合。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的思想极易被极左思潮利用，推波助澜，把愿不愿意山上下乡当做衡量一个青年人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因此最后由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下放基层再教育问题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其次从经济上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已是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的状态，经济建设出现停滞，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厂矿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招收，那数目也是非常小的。于是，客观上要安置这些青年，就只能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而农村土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知识青年到农村一来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二来可以支援农村的经济建设，所以当时选择知识青年山上下乡也有其深远考虑。 二．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对中国的影响 上面说到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么其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影响之深、之远，已随着历史的长河，深深烙印于那代经历过它的革命先辈们身上，或是悲壮、或是失落，也或是幸福，只有他们或许才说的清楚。如今，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过去，中国的历史也已走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的年代。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寻访那失落的岁月，实质上实在寻找失落的精神，寻找奋斗的内驱力。到底这场运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还应当从多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 1.从社会角度看，首先，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并没有使国家甩掉剩余劳动力的承重包袱，相反的是加深了就业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从反面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纯粹是为了解决城镇劳动力问题，安排缺乏整体的规划，形式单一，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
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l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①。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lO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
何新六十自述：我看未来淡如清水 （定稿） （1）关于我的现状 （2）我这一生是五部书 （3）我是野逸之人 （4）关于我的学术 （5）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6）学术问题越辩越明 （7）中国经济学思想荒谬错乱 （8）我很享受孤独 （9）看未来淡如清水 -------------------------------------- （1）关于我的现状 何新先生说：?我早退隐了。只是我的工作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但是无所谓的，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过去签字。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已是什么职务。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被给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懒得问，所以我不知道。在政协我的工作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没上班，也不用请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写作。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我的工资是机关按月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这边有人替我代收。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挣多少钱，也没有问过。我日常消费很低，吃素为主，挣钱也是给别人用，所以我不介意。我本是山野一个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何新说：?国家对我很好。我已经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新自嘲说：?所以，我是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既非官员也非学者，这叫二非。? （2）我这一生是五部书 何新说：?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形 势 与 政 策 学院：物电学院 班级：09自动化 姓名：黄鑫 学号：091103049
浅谈新时期的大学生上山下乡现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共和国历史的一项重要记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美丽故事也曾经感染和激励了无数的知识青年。那一时期的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和国家最朴素的情感，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农业战线中去，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也正是有了这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无私奉献，支援了中国农村及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才有了我们今天创新创业的基础。 如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史早已经成为了过去，对此，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评价这场贯穿整个新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都为时过早，现在还不能完全的加以批判或者给予定性，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站在理性的高度解剖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合理意义，结合当代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冷静地分析和反思，并不是直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旧口号再次提出来了而已。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渊源应该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否认，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为建设伟大祖国的新农村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对于当代知识青年的价值取向，值得借鉴和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 新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的就业新选择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有61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要找工作，加上2007年和2008年未就业的大学生100万和150万，全国共有860万大学生等待就业。而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为900万，这一庞大的数字，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并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让大学生就业问题会备受社会的关注。 大学生是社会中最具有创造力人群，年轻朝气蓬勃，所学知识具有相对的专业性和广泛性，是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这些通过近年来大学生“村官”陆续涌现，让我们看到希望的同时，也看到了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有理由并且有勇气相信，在中央大力倡导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上，农村高科技人才的输入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积极投身新农村，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促进农村文化生活不断向着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发展。大学生源源不断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缓解乃至有序解决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而且向农村集团性输入科学文化和智慧，这必将会大大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知青经历回味与反思 夏晓玲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时处“老三届”（即初中六八级到高中六六级），年龄十五六岁至二十一二岁的一大批在校初、高中生，全被纳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范畴。在当时那种特别年代，领袖的号召几乎可以一夜之间得到落实。学校、街道居委会以最快的速度为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青们分配了落户地点，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 我们就读的宜宾市一中，学生们的插队地点安排在屏山县和江安县，因我当时年龄尚不足16岁，母亲要我和大姐一起插队。大姐听班上十分要好的一位女同学介绍，她表妹就读的宜宾市民办中学，安排插队的地方是宜宾县。对各个区县地理环境并不了解的我们，以为宜宾县就是宜宾市郊区周围，赶快以投亲靠友的形式，挂靠着市民办中学的学生插队来到宜宾县，结果大家是被安排到宜宾县很偏远的山区——双龙区。我们三人被分到当时的双龙公社光辉大队太平生产队。 1969年1月中旬，赶在农历年前，我们就前往落户的生产队报到，熟悉环境。 双龙离宜宾市区一百多里，当时又没通客运班车，我们第一批插队知青三十多人，是包了一辆货运车，大家挤站在车箱，或坐在行李包上，一路高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豪迈而激昂的歌曲去到双龙区所在地的。从此开始了众多家长牵肠挂肚，众多知青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 对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我们，面对的是当时相当恶劣的环境： 没通电，晚上点煤油灯，煤油还是计划供应，得十分节约使用；卫生差，蚊子满屋飞，跳蚤顺腿爬，几面透风的猪圈旁边搭两块木板就当厕所、浴室；信息闭塞，只能靠赶场天步行七八里路到场镇邮局看看有没有家里或同学的来信；疲惫不堪，既要出工，收工回家还要挑水、找柴、做饭、种自留地。
知青回忆录：我在重庆农村的插队生活 一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桂林铁中三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桂林铁路北站工人体育场，接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军委会、工宣队作了鼓动人心的演讲，会后每个下乡的同学都领到一床棉被或者是一床蚊帐，带上自己简单行李，登上了事先安排好的解放牌汽车，驶向那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没有父母的送别，同学们没有悲伤，脸上都显得很兴奋，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起了作用。毛主席的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向往农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金色的稻田。憧景着能和农民上山打猎，下河摸鱼，每天都是欢歌笑语的劳动场景，我充满着遐想，希望有个美好的未来……汽车把我们12同学拉到了－全州县凤凰公社七里大队，到大队部已是晚上八点，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都看不见，只见大队部有一些微弱的灯光。我们提着行李跌跌撞撞的走进大队部，几位贫下中农伯伯围坐在火堆旁，抽喇叭旱烟，他们都是等候着来接我们的，那么冷的天，他们中间有的人还赤着脚。
大队部很简陋，桌上摆放了一部手摇黑色有线电话机，一把算盘，墙上倒挂着几本记事本，还贴满了毛主席的语录，语录被烟熏得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支部书记先发言：毛主席给我们大队派来了12位知识青年，每个小队分配两名，你们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学习劳动技术。接着大队长宣布分配名单，我和另一位同学分到了白竹山第十三生产队。 晚上10点钟，小队长点燃松树枝火把，带着我们回生产队，他在前边带路，我们两人在后边紧跟着，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借着月色，隐隐约约看着远处村落有灯光，听到有狗的叫声。山村小路高低不平，队长大步向前，走得轻快，我们高一脚低一脚的用小跑才能跟上，感觉像电影战争年代通过敌战区封锁线的情景，我脑海里美好憧景消失了。从没有走过这漆黑的夜晚，我感觉身后沙沙的响，顿时毛骨悚然，害怕、恐惧，心里想哭而不敢哭，走了一阵子才进村里。 一进村就闻到了浓烈的牲口、家畜粪便气味。我们两暂时被安排在一间生产队的仓库里，在仓库墙角落，临时用一个2
我的黑白记忆——80年代的生活写照(Z) 看看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的生活环境,那里有好多美好的回忆。。。 站在80年代的大街上，我找不到该去的方向…… 我想说：看着这些记录80年代生活的黑白照，我怀旧的舌头沉默无语...... 眼前又浮现叶剑英老前辈那激动颤抖的样子：“到本世纪末，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一个国家是这样，更是我们每个人前进的指南！ 那时候马路上的车，基本上都是非机动的 那时侯的市场，基本上都是没有棚子的 那时侯的海报，基本上都是控制生娃娃的 那时侯的电影，基本上投资都没有上亿的 那时侯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生活，基本上都是雷同的 那时侯的十字街头，基本上是没有红绿灯的 那时侯的驴，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就敢爱敢抱的公园恋爱先驱，基本上都是胆子很大的 那时侯人的饭量，基本上也是很大的 那时侯的大型敞棚TAXI，基本上也是很爽的 那时侯的火车烧炭，基本上都是不丢人的 那时侯红旗里面坐着的，基本上都是当官的 那时侯，我们基本都有一帮子这样徜怀而笑的哥们那时侯，这样的小人书书摊我们基本上都蹲过，看一本基本上就是一分钱 那时侯，大家穿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绿 那时侯的猪肉，基本上都是食品公司垄断的 那时候，去一回天安门广场基本上是每个乡下娃娃的最大人生梦想那时候的故宫门票一毛一张，基本上相当于吃两根冰棍的样子 那时候，能去北戴河避个暑看个海的基本上都是干部 那时候，单位组织旅游大家伙基本上还是兴高采烈的 那时候，上个庙烧个香基本上是不要门票的 那时候，干农活的姑娘基本上是最美的 那时候，遛鸟的老爷子基本上都是退下来啥也不干的 那时侯我们养鸡，基本上是不怕禽流感的 那时候，这样的两头沉基本上都被叫作“小卧车” 那时候，人们照起相来基本上都是很认真很端正地站好的 那时候，这些放学的小朋友里面基本上就有现在三十来岁的你 那时候的你，见了相机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的你，基本上也是一样的童年快乐 那时侯，冰基本上冻得是很厚的 那时侯的娃娃，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五角星帽子 那时侯，有这么一身牛B装备基本上是很让人羡慕的 那时侯，这样一副挨板子的模样基本是个体户家的 那时侯，卖凉粉的基本上就算是个老板 那时侯，卖调料的基本上都叫十三香 那时侯的医生，基本上都是赤脚的 那时侯，弹棉花基本上还不是一种演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