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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上山下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积压,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1950年代国家开始鼓励部分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同时,许多城市有志青年也渴望到农村去,希望有一番作为。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如果说“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劳动就业的措施之一,那么这种措施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上山下乡逐渐演

变成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

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

度问题,这给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偏离了方向。

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

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

奋斗的足迹。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

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

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

1978年,邓小平指出:搞上山下乡,这

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要研究

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要开

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9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陆陆续续

返回城市,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

步结束,一代人的大迁徙成为了历史。

站着的是我姐姐——

—我家第一个知青;坐在桥栏上的是我——

—我家第二个知青。准确地说,照片上的我只是个准知青,而姐姐已经是个老知青了。

姐姐16岁离家的时候,妈妈远在北安的五七干校,爸爸特意从呼兰军管会学习班赶回哈尔滨。姐姐他们的队伍从九中步行去火车站,我们都涌到路边送行。只见这些刚摘下红卫兵袖章的兵团战士一身草绿棉军装,有几分臃肿,扎着皮带,戴着军帽,又有几分精神。我羡慕极了,可我一转脸,看见姥姥撩起衣襟在擦眼泪,小弟弟不知愁地骑着一棵向日葵杆跟着队伍跑。家属不允许去火车站,当过老公安的爸爸不知从哪“混”进了月台,把一支英雄100号金笔塞给他的长女。过了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姐姐用这支笔写的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第四十一团二营十四连。以后地址又改为:黑龙江铁字409信箱二一四分队。

于是我开始向往信封上那个地方。终于中学放寒假了,我独自去了密山。姐姐的战友把我带到水库工地,远远地我看到姐姐满脸通红正在搬冻土块。我用双手蒙住自己的

脸,一步步走近姐姐,知青们大呼小叫:“敬

海燕,你猜这是谁?”我从指缝里看到姐姐

一脸迷惑,她作梦也没想到我会从天而降。

我走近了,一下子拿开双手,露出脸来,姐姐

大喊:“啊,小死一丹!”

在十四连,我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看到

了那充满激情,崇尚英雄的生活,第一次接

触了北京知青、上海知青,第一次感受到集

体生活的青春气息,到开学时,我都舍不得

离开了。

又放暑假了,我又一次来到十四连,姐

姐带我去看她们冬天里修的水库。那些冻土

块已变成坝,坝里蓄满了水,桥栏上有四个

大字:屯垦戍边。我们就在“垦”字边拍了这

张照片,这时,我已经十分向往知青生活了。

1972年夏天,我也成了知青。在小兴安

岭修路、砍伐、栽树、种菜。可惜干这些活儿

时,都没能留下照片,那时,照像机、胶卷,是

多奢侈的东西啊!后来我当上了清河林业局

广播站的广播员。广播站另一个播音员是王

照云,我俩摆弄的是那时很珍贵的601录音

机。墙上月份牌上是当时挺有名的那幅画,

叫《申请入党》,画的是一个女知青在灯下

写申请书的情景。不知有多少知青会在这画

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革

命同志们……”我和照云的声音通过大喇

叭响彻林海雪原。有人对我说:“我在山上

听广播,都听不出来是你,还以为是省电台

的。”我很得意,因为她听到的其实是我。

后来,我真的去了省电台。

再后来,我到了中央电视台。

(摘自《敬一丹自述》)

敬一丹:知青两姐妹

广西南宁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敬一丹(左)两姐妹

63知青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几天网上正在热议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虽然没有当过知识青年,但是小时候在鄂西老家看见过很多知识青年,还有几个小时候的老师就是知青。所以就去查了查资料,写了些东西参与讨论。 我认为,对于一种现象,一场战争,一种运动,一场革命是否应该进行,往往同时有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历的人的看法,比只生活在相对单一的时代的人的看法要深刻和准确。比如,在甲午战争中就担任北洋海军将领、后又经历中国历次内部和对外的战争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将军,在垂暮之年看到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就比现在那些算着经济的小账整天哇哇地叫着抗美援朝不该打,打亏了的人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而对于缺乏这种跨时代生活经历的人(例如处于中青年时期的当代人)而言,则需要通过多阅读和研究历史来获得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正确判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群众性运动也应该从类似的角度来认识和判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总结各个古典文明为何都被蛮族征服的原因时说,从公元1~2世纪开始,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的汉朝以及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面临了技术发展停滞的问题。因为技术改进的停滞,导致这些文明古国的经济发展跟不上帝国扩张的脚步,导致不得不提高捐税,从而引起贫困增加,激起城乡暴动,从而

招致了蛮族的入侵。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因为奴隶制的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而且,“既然劳动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从而导致了“有条理思维的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这里他举了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而作为对比,后来进入近代的西方,“哲学家的条理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的互相影响”,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第二编,第8章,古典文明的终结)。 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导致技术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中国,总结起来,就是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而大量从事生产的农民却缺知识和相对有条理的系统思维,从而导致中国的生产力在整个封建时代(我对作者将汉朝以后明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按照西方史学界的划分方法归为中世纪不太赞同,故仍以整个封建时代称之)得不到革命性的提高。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古人喜欢蓄长指甲的习惯是不是真的,但是蓄长指甲,确实是适合翻书,而不适合劳动的。 开国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我个人认为,如果毛主席抽出哪怕少部分的精力来从事历史研究的话,其成就将不低于当代任何一位历史大家。更何况,毛主席,以及跟随着他干革命的共和国创立者们,大都仅仅比前面说的萨镇冰将军小一代或两代,他们也大都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关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空前绝后的大运动对于当时甚至以后之中国的影响,我们须置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量,撇开个人因素,以理性思维站在客观的角度多视角解析,才能真正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主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入手,浅析这一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一.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的原因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发生及其延续,具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上看,建国初期党内部政治不稳定,毛泽东个人农民出生,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骨子里饱含农民习气,对农民以及农村问题甚是着迷。他认为过去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利于红色革命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再教育,彻底杜绝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旧思想,并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农工相结合。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的思想极易被极左思潮利用,推波助澜,把愿不愿意山上下乡当做衡量一个青年人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因此最后由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下放基层再教育问题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其次从经济上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已是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的状态,经济建设出现停滞,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厂矿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招收,那数目也是非常小的。于是,客观上要安置这些青年,就只能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而农村土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知识青年到农村一来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二来可以支援农村的经济建设,所以当时选择知识青年山上下乡也有其深远考虑。 二.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对中国的影响 上面说到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么其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影响之深、之远,已随着历史的长河,深深烙印于那代经历过它的革命先辈们身上,或是悲壮、或是失落,也或是幸福,只有他们或许才说的清楚。如今,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过去,中国的历史也已走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的年代。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寻访那失落的岁月,实质上实在寻找失落的精神,寻找奋斗的内驱力。到底这场运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还应当从多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 1.从社会角度看,首先,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并没有使国家甩掉剩余劳动力的承重包袱,相反的是加深了就业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从反面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纯粹是为了解决城镇劳动力问题,安排缺乏整体的规划,形式单一,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运动

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l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①。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lO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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