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知青上山下乡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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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21:52:40
【多维历史】“知青时期的结婚证书、边境通行证、林权证、下乡时的工分记录本……”2009年，重庆市档案局面向社会发起了一场征集重庆知青档案的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1976年，重庆插队、支边的知青有100多万人，他们当年使用过的物品，除部分被政府机构保存外，绝大多数都散落在居民家庭、知青个人和一些收藏者处，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已经损毁、遗失。
征集活动进行了两年，到目前为止，重庆市档案局累计收到了重庆知青捐赠物件1800多件，这与百万之众的知青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影响之深远，历史罕见，收集和保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物品，真实记录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对于探讨知青这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身上特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重庆市档案局副局长陈治平如是说。
割胶刀，在凌晨4点嚓嚓割响
捐赠品：一把割胶刀
捐赠人：沈治德
下乡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
沈治德在云南当过8年知青，割过一年多的橡胶。虽然短暂，却一生难忘。返城时，他留了一把割胶刀在身边，算是对自己知青生涯的纪念。
“割胶，是个体力加技术活。”沈治德打开了记忆的匣子。“那是1976年的事情。”
割胶班的知青，每天4点就要起床，“割胶要趁早。”这是行话。沈治德的印象里，似乎是天南海北的人聚到一块来割胶，上海的、昆明的、湖南的……一行人，头戴解放帽，顶着胶灯，唱着歌，在山林中跑上跑下。
那时，每人一个树位，有多有少，少的200棵橡胶树，多的300棵。橡胶树的株距3－4米，行距8－10米，这是不小的方圆，在黑暗中，把这些橡胶树一棵不漏地割完，也不容易。
沈治德的树位，在一片小坡上，间或有鸟儿的鸣叫。凌晨五点起来割胶，透过密密的防护林，隔壁树位的胶灯光若隐若现。刚开始割夜胶时，胶灯所照之处，树枝树叶呈现各种怪形怪状，他就会吹着口哨，给自己找乐，也给隔壁的女胶友壮胆。隔壁的女胶友有时也会唱两句民歌，爱情，也会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降临。
然而，割胶刀可不能停。知青们得按一定的路线，按胶树的产量和不同的出胶速度，先后走完自己树位的每棵树。割完胶，要等半个来小时的胶水，此时，天微微亮，整个世界有种出水芙蓉般的美好，沈治德就磨磨胶刀、听听鸟鸣，享受这短暂的宁静。收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一杯杯胶水倒进桶中，这一天的割胶工作就算完成了。
由于受气温影响，整个割胶工作必须在两三个小时内完成。一身旧衣服溅满变成黑色的胶水点，像个乞丐似的赶回屋里吃饭，虽苦犹乐。
比技术，比思想，比比谁是割胶高手。“大力种植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林地里，那醒目的标语四处飘荡，更是鼓舞了知青们的斗志。因为技术出众，沈治德数次参加过割胶先代会（先进代表大会）。时隔多年，沈治德还能想起当年的割胶岁月———身着溅满胶水且已发黑的工作服，腰间扎一胶篓（装胶刀、磨刀石），挑一担胶桶，意气风发。
一把小小的割胶刀，记载了知青时代的青春和热血，沈治德毫不犹豫地把它捐赠给了重庆知青档案，“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有一片林
捐赠品：林权证
捐赠人：万志雄
下乡地：四川通江
知青点的生活离不开烧火做饭，烧火做饭就离不开木柴。知青点若拥有一张自留地林权证，是很“资格”的事。
万志雄说，领到林权证那天，感到自己终于成为当地人了。
那是1974年，沙坪坝知青万志雄到通江下乡，和四个女孩划分成为一户，成了“一家人”。他们拥有一块2.4亩林地，烧柴生火不用愁，由于他是唯一的男劳动力，就基本把“一家”的砍柴活包干了。
林地里树多，柏树、松树，郁郁葱葱。逢着需要柴火那天，就起个大清早，腰间别一把砍柴刀，上路了。万志雄喜欢选择那种直径200厘米左右的树木，作为“下手”对象，这种树木“经烧”，能管上两三个星期。绕过低矮的灌木丛，捧一把山泉水，这样的惬意与自在在城市里可没有。有时，万志雄会叫上当地的农民，搭手搬运。特别是下雨天，山路泥泞，一不当心就会人跌跤，柴散架。农民们有经验，脚上功夫好，嘴上也会“吼山歌”，有时，遇着对面的山上也有人在砍柴，他在对面的山上也会朝着你吼过来，回音荡漾，万志雄的心一下就暖了。
砍柴回来，同屋的女孩子们就会殷勤地来“卸货”，端茶递水，帮着磨柴刀。
对于万志雄来说，那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候。等待着姑娘们烧火做饭的空当，他会拿出那把钟爱的小提琴，拉起悠扬的《梁祝》《红色娘子军》。琴声飘扬，炊烟袅袅，大家都沉浸在若有所思的情绪里，隔壁的社员也闻声而来，他们从未见过这样优美的西洋乐器，好奇、羡慕，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唱了起来。知青生活的艰苦与劳累，在此刻化为乌有。
木柴多了，万志雄还打了几套家具，送给帮助过他的当地农民，也给自己留了一套。
几十年过去了，那片林地还在，但万志雄早已返城。2009年，万志雄把林权证捐赠给了重庆知青档案，“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张小小的林权证，在诉说着过往，诉说着跟通江林地有关的故事。
一幅油画定终身
捐赠品：毛主席油画
捐赠人：李永福
下乡地：江北县（现渝北区）洛碛镇
1969年2月，李永福插队到江北县洛碛镇，这让这个23岁的小伙子很是高兴。一来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件十分光荣和自豪的事，二来他插队的地方正好是自己心仪姑娘的老家，或许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能够得到姑娘和她家人的认可。
来到洛碛之后，李永福觉得洛碛的山特别绿、水特别甜，小鸟的歌声特别动听，牛羊等牲畜都变得善解人意，他干劲十足，和当地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时就往对象家跑，挑水、喂猪抢着干，还能修修家里的桌椅板凳，满心希望能够赢得对象家人的好感。
然而这股高兴劲并没能持续多久，李永福渐渐从乡亲口中得知，对象的家里人因为自己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不同意他俩来往，并且正在积极给姑娘介绍对象———当兵的、国营企业的，个个条件都不错，极具竞争力，这使得小伙子倍感压力。不过，好在经过同学时期和在农村生活这段时间的相处，李永福的勤奋老实得到了姑娘的青睐，这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仍然坚持经常到姑娘家去“献殷勤”，去争取爱情战场上的胜利。
1969年4月18日，这一天对于李永福来说是个吉祥的日子。午睡后的李永福，去对象家聊天，闲谈中说起自己会画画。姑娘家里人对此很感兴趣，李永福当即找来纸笔颜料，经过几个小时的作画，一张大幅的毛主席画像呈现在大家面前，画中的毛主席鼓着掌昂首向前、栩栩如生，对象的家人被李永福的技艺震惊了，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
李永福红着脸将这幅画送到姑娘手上，鼓足勇气说：“希望这幅画能成为我们感情的信物”。姑娘的哥哥当即表态“这个小伙子不错”，承认了这个妹夫，姑娘的父母也同意了他和姑娘的恋爱。
大婚当天，这张毛主席画像被挂在了新房的墙上，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如今，40年过去了，这幅毛主席画像作为知青档案已被重庆市档案局收藏，在记录历史的同时还记录下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知青档案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些知青会来档案局好几次，先是电话咨询，然后才捐赠，过段时间还要来观察捐赠物品的处理情况。”市档案局收集整理处处长何红彦说，“毕竟这是他们青春岁月的见证，有感情，舍不得。但是从大局来看，这是一个义举。每一个捐赠的人，我们都感谢他（她），并且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
1973年重庆市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纪念杯子；曲海的20万字小说《战斗》手稿一部；彭子华的统绒衣服一件；知青肖金碧捐赠的云南省国营东方农场工作证；赵复强的团费证1个、代表出席证5个……记者在市档案局看见，知青们自愿捐赠的个人物品都被整齐划一地纳入档案袋，分门别类，贴上标签，排列有序。
“毕竟是国家出钱来还原那一段历史，征集、修复、装裱……所有的知青档案都会得到妥善处理。”何红彦郑重地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40多年，随着一代知青人的慢慢老去，征集知青时代的物品，使这一份宝贵的知青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老三届63级知青刘军，一直没有参与捐赠，“曾隐约听别人说起，但从没去档案局了解过。”他谨慎地回答，“不知道他们的保存情况如何，需要详细了解。”
“市民对档案局都很陌生，手续多，管理制度严，普通人查找档案是很不方便的。知青档案一旦捐赠出去，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心里没有底。”作家、老三届66级知青阿蛮说，“如果能成立一个知青博物馆，或是在三峡博物馆举办一个知青展厅，能够公开陈列，很多人还是愿意捐赠的。毕竟知青们还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研究、探讨这段历史。尽管当年大都是迫不得已上山下乡，但当过知青的人，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还
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新三届71级知青、重庆出版社原副编审杜虹表示，“这些档案，可以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当年的历史，了解父辈，学习如何从逆境中自强自立，向命运抗争，和人民站在一起。当机会来临时才能抓住机会，改变命运。”
“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我们可以等，知青们也可以再思考，”重庆市档案局副局长陈治平说，“征集工作作为国家行为，作为一项公益活动，是积极提倡捐赠者自愿无偿捐赠的，这种征集方式是不会改变的。若能有更多知青档案被征集进馆，我们将积极筹备一次成果展，让更多的人一起去重温、去了解那段历史。知青档案跟其他历史档案一样，都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给予珍视和保护。”
(萧悦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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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几天网上正在热议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虽然没有当过知识青年，但是小时候在鄂西老家看见过很多知识青年，还有几个小时候的老师就是知青。所以就去查了查资料，写了些东西参与讨论。 我认为，对于一种现象，一场战争，一种运动，一场革命是否应该进行，往往同时有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历的人的看法，比只生活在相对单一的时代的人的看法要深刻和准确。比如，在甲午战争中就担任北洋海军将领、后又经历中国历次内部和对外的战争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将军，在垂暮之年看到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就比现在那些算着经济的小账整天哇哇地叫着抗美援朝不该打，打亏了的人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而对于缺乏这种跨时代生活经历的人(例如处于中青年时期的当代人)而言，则需要通过多阅读和研究历史来获得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正确判断。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群众性运动也应该从类似的角度来认识和判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总结各个古典文明为何都被蛮族征服的原因时说，从公元1~2世纪开始，所有的古典文明，包括中国的汉朝以及西方的罗马帝国，都面临了技术发展停滞的问题。因为技术改进的停滞，导致这些文明古国的经济发展跟不上帝国扩张的脚步，导致不得不提高捐税，从而引起贫困增加，激起城乡暴动，从而
招致了蛮族的入侵。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因为奴隶制的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而且，“既然劳动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从而导致了“有条理思维的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这里他举了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而作为对比，后来进入近代的西方，“哲学家的条理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的互相影响”，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第二编，第8章，古典文明的终结)。 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导致技术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中国，总结起来，就是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而大量从事生产的农民却缺知识和相对有条理的系统思维，从而导致中国的生产力在整个封建时代(我对作者将汉朝以后明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按照西方史学界的划分方法归为中世纪不太赞同，故仍以整个封建时代称之)得不到革命性的提高。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古人喜欢蓄长指甲的习惯是不是真的，但是蓄长指甲，确实是适合翻书，而不适合劳动的。 开国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我个人认为，如果毛主席抽出哪怕少部分的精力来从事历史研究的话，其成就将不低于当代任何一位历史大家。更何况，毛主席，以及跟随着他干革命的共和国创立者们，大都仅仅比前面说的萨镇冰将军小一代或两代，他们也大都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关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空前绝后的大运动对于当时甚至以后之中国的影响，我们须置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量，撇开个人因素，以理性思维站在客观的角度多视角解析，才能真正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主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入手，浅析这一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一．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的原因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发生及其延续，具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上看，建国初期党内部政治不稳定，毛泽东个人农民出生，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骨子里饱含农民习气，对农民以及农村问题甚是着迷。他认为过去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利于红色革命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再教育，彻底杜绝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旧思想，并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农工相结合。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的思想极易被极左思潮利用，推波助澜，把愿不愿意山上下乡当做衡量一个青年人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因此最后由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下放基层再教育问题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其次从经济上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已是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的状态，经济建设出现停滞，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厂矿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招收，那数目也是非常小的。于是，客观上要安置这些青年，就只能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而农村土地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知识青年到农村一来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二来可以支援农村的经济建设，所以当时选择知识青年山上下乡也有其深远考虑。 二．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对中国的影响 上面说到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么其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影响之深、之远，已随着历史的长河，深深烙印于那代经历过它的革命先辈们身上，或是悲壮、或是失落，也或是幸福，只有他们或许才说的清楚。如今，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过去，中国的历史也已走到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的年代。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寻访那失落的岁月，实质上实在寻找失落的精神，寻找奋斗的内驱力。到底这场运动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还应当从多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 1.从社会角度看，首先，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山上下乡并没有使国家甩掉剩余劳动力的承重包袱，相反的是加深了就业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从反面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纯粹是为了解决城镇劳动力问题，安排缺乏整体的规划，形式单一，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运动
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已经是个特定的历史名词，大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乡青年。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文革”时期形成高潮，1978年终止。为什么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应当有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在中国却出现与之相反现象，这是为什么？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有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来城市的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也被纳入所谓集体所有制经济，连蹬三轮车的，卖针头线脑的，修鞋的都被改造成“单位人”。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到1978年仅剩15万人。国家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于是人们只有等待就业。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能够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的指导思想，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就业机会大大减少。l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后，人口的增长处于无抑制状态。人口的大量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城市人口的衣食住全由国家统一保证，城市人口的增加无疑也加重了国家财政和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50年代后期就有了知识青年“回乡”，即回老家务农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又使城市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在1963年的调整经济措施中，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①。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国家统一组织，严格计划，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发放安置经费，去向也不仅仅是回乡，包括国营农场、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统计，“文革”前全国已经动员了130万知青下乡。人口政策和“大跃进”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失调和就业的难度。实际上，没有“文革”运动，许多城市青年也要上山下乡。因为即使风平浪静，按照当时经济的发展模式城市也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文革”开始的1966年6至8月，正值大中小学的毕业升学时间，如果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红卫兵运动根本搞不起来。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虽然政治学习多了，但很多学生还在准备着升学考试，并没有将精力集中于政治运动。中央一纸令下：“停课闹革命”，暑假不放，招生停止，这样数百万大中学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顺理成章”了。到了1968年，学生的使命完成了，但一些红卫兵组织不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派性严重，搞武斗、制造事端。大批学生无所事事，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学校秩序已不那么容易了。当年lO月22日，教育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