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风险社会中危害性原则的角色定位(一)
一、导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society）概念。20多年来，这一理论在社会理论界、政策研究界和公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的世界性大灾难、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英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牛病危机的爆发与全球性蔓延、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令人惊骇的恐怖主义事件、2003年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后来的禽流感、三鹿奶粉事件，再到2009年的猪流感等等都充分表明人类已经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特别是2011年4月日本大地震导致的核泄漏，风险社会与安全刑法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思考。在西方，“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的是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技术和医疗结构高速改进过程中，它的社会肌体对混乱的抵抗力完全丧失。这个风险社会概念完全置换成常态混乱概念。在现今的工业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的安全阀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而不断地脆化，因为这个社会的安全系数已被现代化自身不断演化的逻辑所逾越。”。密尔指出：“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功利的事物，要摈弃任何可以以抽象权利思想中派生出来的利益。我把功利认为是基于所有伦理问题的最终要求。”。他在《自由论》中断然否定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道德。
从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求出发，危害性原则作为批判法律道德主义的工具而存在，危害性原则作为刑法实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不决定将什么包含进来而意在将道德性过错行为排除到刑法视野之外。因此，危害性原则一直是自由主义者进行人权保障的有力武器，并在与法律道德主义的争论中大获全胜。但是，此次争论的胜利在本质上也瓦解了危害性原则自身。在法律自由主义与法律道德主义论战之后，不仅仅保守派接受了危害性原则，表现在论理中开始以危害性为论据，演变成为哈考特所称的“保守自由主义”；而且法律自由主义也同时被保守派利用改造，保守主义者利用法律道德主义对危害性原则去规范化与简单化的倡导，通过切断其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关联，改变并接受了危害性原则，危害变成支持国家干预的主要论据。“保守自由主义”的出现象征着此次论战的终结，“危害已不再是一个必要条件，危害的存在与否成为毋庸置疑的前提。对于几乎所有的道德性过错行为，人们都已先默认危害存在，且并非微不足道。”。2．在司法阶段，危害性原则可以将那些不具有实质危害性，如单纯的不道德行为，与不具有刑罚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排除到犯罪之外，如轻微的危害行为等。3．由于危害性原则作为批判性原则是在规范的维度内发挥作用，可以将具有形式违法而不具有实质危害，即不具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正当行为。
到了1990年代，随着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危害性原则虽然在理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保守自由主义者”却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去极力推行道义论。这样一来，危害性原则的范围便开始不断膨胀，其内涵也向着模糊的方向发展，“危害性原则在克服个体自由优先的推定中的分量也就相应地大为减弱，难以再胜任作为自由限制的角色。可以说，危害的抽象化与普遍化，使得危害性原则在包容一切的同时，也彻底摧跨了自身。”。法益概念的不确定性与灵活性为德国纳粹的历史所证实；法益概念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为现代立法所体现，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外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公然猥亵罪等便是适例。结果便是个体自由的保障逐渐让位于对危险与风险的管制。
如果我们进行横向分析，危害性原则的内涵裂变、膨胀主要体现在犯罪化的极端功利主义，由行为（含结果）的危害向行为人的危害扩展；由对他人的利益侵害向无被害人的方向发展。从社会安全的角度出发，立法者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置。德国著名法学家、波恩大学法学院院长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就认为：“事实侵害犯是古典刑法的核心。然而，在风险社会的
刑法当中则恰好相反，危险犯才处于刑法关注的中心地位。这首先表现在那些具体的危险犯身上，在这些犯罪当中犯罪分子的行为已经把行为客体带入了危险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财产的损害还只是一种偶然性，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对犯罪分子施以惩罚。”。类似的还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
第二，通过立法推定，增设相对严格责任犯罪。立法推定的影响同时贯穿程序法与实体法。它要么减少需要证明的构成要素，要么降低控方的证明责任，因而使指控与定罪变得容易。严格地讲，“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是程序上保障行为人自由与人权的前提之一，既然要指控行为人有罪就必须由代表国家的一方根据指控罪名的犯罪成立要件举证并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否则，从国权主义的刑法思想出发使举证倒置范围不断扩大，为了国家功利目的的实现必然会牺牲公民的人权与自由。
具体地讲，刑法上立法推定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推定主观要素。即行为人一旦实施相应构成要件的行为，立法即推定其具有主观罪过或主观目的等主观要素，控方无需加以证明；如果被告人要推翻这种推定，则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责任。如我国刑法中的贷款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便是适例。二是推定客观要素。如根据我国《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差额部分即被推定为来源非法，来源合法的举证证明责任落到被告人身上。三是推定主体责任要素。如根据违法性意识不要说的观点，刑事被告人总是被推定为知法，欲以法律错误作为抗辩事由的被告人须就错误的存在及其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立法拟制。立法拟制是有意地将明知不同者等同视之，其目标通常是将针对一构成要件（T1）所作的规定适用于另一构成要件（T2），从而赋予二者相同的法律后果。如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便可以看作是对犯罪主体的一种拟制或者说是对刑事责任能力的一种拟制。最典型的拟制例子是对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法律人格拟制。通过模拟方法，无生命的法人被改造成能够实施刑事不法行为和具有犯意的人。法人成为与自然人并列的犯罪主体，大量出现在经济、环境等新型犯罪中。很明显，立法拟制可以将不符合一般刑法原则与理论的情形或者难以确定的情形作为原则的例外来对待以排除疑义达到国家功利目的。作为立法技术工具，拟制也可以在维持法律表面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法律规范的实质要素。刑法设置法律拟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形式上是基于法律经济性的考虑，避免重复；实质上的理由是基于两种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相同性或近似性。
在刑事实体法领域，拟制具有两种效果：一是入罪效果，即将原本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视为符合（包括将本来不具备法律资格的主体视为合格）；二是加重刑事责任的效果，即将原本符合轻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纳入重罪的范畴。前者如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便是对主体的拟制；后者如我国《刑法》第267条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按照《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拟制型抢劫罪便具有加重刑事责任的效果。
第四，实行行为的扩张。从行为类型纵向考察，刑法中的实行行为本是以作为为原形的，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步进入了工业社会，再由工业社会迈入现代风险社会，国家从公共安全和控制风险的的目的出发（很多情况下，国家在立法时并没有充分考察是谁制造了不允许的风险，谁是主动的风险制造者，谁是被动的风险制造者，为谁的利益制造了风险），实行行为由积极的作为扩张到消极的不作为，再到“持有”这种状态也成为了刑法中的实行行为（从客观主义的刑法出发考察，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也没有刑罚，所以得承认不作为与持有也是刑法中的行为）。
从行为膨胀的横向考察，作为行为的扩张表现为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如日本《刑法》第217条规定，以犯伪造货币、行使伪造的货币罪为目的，准备器具或者原料，或者实施其他
预备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惩役；第208条之二准备凶器集合与聚合的规定。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化，如我国《刑法》第353条规定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实行者不构成犯罪）。组织行为、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如我国《刑法》第358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实行者不构成犯罪）；《刑法》第262条之一、之二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实行者不构成犯罪）等等。
不作为行为的扩张表现在，传统不作为中的作为义务，常限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特殊身份关系的情况，如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救生员与游泳者之间等等。如今作为义务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为防止危害，控制风险，作为义务开始扩大至普通人之间，如日本刑法中的遗弃罪；除制定法成为作为义务的直接来源外，行为人的先前行为、甚至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不道德行为也成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德国《刑法》第323c条规定对在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紧急危难现场不参加救助的人进行处罚，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欧陆国家均有类似的见危不救的罪刑规范。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英美（个别州除外）现行制度认为这是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见危不救只有在高风险的工业社会，其犯罪化才可能找到合理的正当化根据。英美刑法中也有交通事故后无过错一方应为受害者寻求救助，否则即构成犯罪的规定。如果说纯正不作为犯还有形式的合理性根据，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的话，那么，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不作为义务的扩张确是值得警惕的。
“持有”作为一种状态是属于作为的范畴还是属于不作为的范畴是很有争议的，但从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必须承认它是刑法中的行为，否则将会否定持有型犯罪的存在。“作为”的犯罪性明显地蕴含在主体自身的动作中，“不作为”的犯罪性取决于主体与法律要求之间的义务关系，“持有”的犯罪性在于主体对非法财物（如毒品、凶器、不义之财、色情物品、犯罪工具等）的支配状态。可见持有犯罪的对象通常是与犯罪有高概率联系的物品，尽管持有可能由作为引发或者产生作为，若没有证据证明作为的存在，或作为本身不具有刑法意义而无法构成作为犯罪，则持有犯罪本质上惩罚的便是某种状态。持有行为的法制价值在于，在一些多发性和危害大的犯罪现象中，有的案件难以以传统罪名治罪，持有型罪名便成为最佳选择。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目的是要把侵害法益的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社会组织部门及岗位职责 一、部门设置 理事长/会长 副理事长/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 各部门负责人 部门设置通常为：业务部、生产部、经营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办公室、秘书处、会员部、研发部、培训部。 不同业务类型、不同规模的社会组织在部门设置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二、岗位职责 它指一个岗位所需要去完成的工作内容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无论兼任还是兼管均指不同职务之间，岗位职责是一个具体化的工作描述，可将其归类于不同职位类型范畴。岗位是组织为完成某项任务而确立的，由工种、职务、职称和等级等性质所组成，必须归属于一个人。职责是职务与责任的统一，由授权范围和相应的责任两部分组成。 岗位工作内容及承担的责任范围 1、确定职责 1）根据工作任务的需要确立工作岗位名称及其数量； 2）根据岗位工种确定岗位职务范围；
3）根据工种性质确定岗位使用的设备、工具、工作质量和效率； 4）明确岗位环境和确定岗位任职资格； 5）确定各个岗位之间的相互关系； 6）根据岗位的性质明确实现岗位的目标的责任。 2、作用意义 1）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用工的科学配置； 2）有效地防止因职务重叠而发生的工作扯皮现象； 3）提高内部竞争活力，更好地发现和使用人才； 4）组织考核的依据； 5）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6）规范操作行为； 7）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3、职责手册 一般的《职责手册》有三种类别。 类别一：行为规范与形象规范。 类别二：工作规范、工作程序与标准要求以及胜任标准。 类别三：相关职业操守手册。 4、制定原则 首先要让职工自己真正明白岗位的工作性质。岗位工作的压力不是来自他人的压力，而是使此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产生，从而转变为主动工作的动力,而要推动此岗位职工参与设定岗位目标，并努力激励他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岗位的目标设定、准备实
灵口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维护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结合我镇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当前，我镇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多发时期。制定出台一些重大决策和政策调整、引进实施一些重大项目和工程时，一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利益关系会发生变化，可能引发不稳定问题。实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改造“第一要务”、落实“第一责任”的具体举措。对于有效预防和化解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改革和发展，理解、配合、支持改革发展事业，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确保改革发展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全镇各部门在重大事项实施之前，对可能出现的影响稳定的问题都要进行先期预测、先期介入，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真正做到改革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发展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实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总体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和稳定观，推动依法行政，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切实做到维护稳定与改革发展并重，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全镇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责任主体 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强化“第一责任”意识，坚持科学发展、民生为先、稳定为重，切实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实施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的必备程序，切实做到科学评估在前、有效预防在先。要严格按照客观、准确、公正、实效的原则，对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问题先作出预测评估，充分尊重和积极运用预测评估成果，有效控制、预防和化解稳定风险。 三、主要内容和重点方面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事项实施的合法性。一是重大事项的制定和实施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否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相抵触，是否有充足的政策、法律依据。二是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政策调整、利益调节的对象和范围是否界定准确，调整、调节的依据是否合法。三是重大事项实施出台是否符合有关的议事决策程序。 (二)重大事项实施出台的合理性。一是是否体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二
企业重大危险源判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长期或短期生产、加工、运输、使用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功能单元”定为重大危险源。 对照附录A中相关物质辨识标准以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中规定的重大危险源物质，福建南纺涉及的液化石油气、二甲基甲酰胺、双氧水等属于危险化学品。 表2-10 重大危险源判定 企业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可根据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的3种类型，按照化学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矩阵，确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 一、化学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根据企业生产原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辅助生产物料是否涉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附表1和附表2中所列化学物质，计算所涉及化学物质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总量与其在附表1或附表2中临界量的比值Q：
1、当企业只涉及一种化学物质时，该物质的总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即为Q。 2、当企业存在多种化学物质时，则按式（1）计算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Q）： Q=q 1/Q 1 +q 2 /Q 2 +…+q n /Q n （1） 式中：q 1, q 2 , ..., q n ——每种化学物质的最大存在总量，t； Q 1, Q 2 , ..., Q n ——每种化学物质的临界量，t。 当Q＜1时，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以Q表示。 当1≤Q时，将Q值划分为：（1）1≤Q＜10，（2）10≤Q＜100，（3）Q≥100；分 别以Q 1、Q 2 和Q 3 表示。 根据以上计算公式和表2-10重大危险源判定，计算企业的Q值为： Q=50+45/50+5/50+5000+200= 二、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采用评分法对企业生产工艺过程、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废水去向等指标进行评估汇总，确定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风险控制水平评估指标及分级分别见表2-11与表2-12。 表2-11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评估指标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3213703986.html, 关于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探讨 作者：鲁菲菲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2期 摘要社会危害性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科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刑法在执行与适用过程中起重要指导作用。在犯罪论体系中，罪刑法定原则是认定行为犯罪的唯一依据，当罪名不直接描述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时，司法工作者应从行为主体社会性、行为侵犯客体程度以及行为针对对象的社会性作综合考察，为定罪量刑作更为准确的判断。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危害程度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067-02 一、社会危害性释义 （一）社会危害性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在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中，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方法是通过考察其是否符合于耦合式的四要件之下，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如符合，即代表该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如不符合，即排除行为属于犯罪的可能性。但一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该行为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即进入实质性的判断——社会危害性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对国家或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是犯罪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原则上，一行为具有违法性，也就意味着存在危害性，但也会有例外，即在具有特别理由、根据的情况下，也可能否认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存在危害性，这便是违法阻却性事由，又称正当化事由，所以违法阻却事由是从反面否认行为构成犯罪。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其危害性的大小，能够有效化入罪为出罪、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保护人权。 犯罪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价值是一种关系属性，它不是由客观固有属性决定的，而是客体根据人的需要、目的所形成的关系。①犯罪所致的侵害虽然对特定的人、物或社会关系造成损害，但其可能是有益于行为人本身的，在衡量两方利害得失时，需要通过特定的评价机制，去判断行为善恶，此机制是立法者意志的体现，这就是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二）与大陆法系三要件论中违法性的对比 大陆法系三要件论中，评价一行为是否属于犯罪，须经过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三步的考察。该判断是一个出罪评价标准，当一行为符合了判例法或制定法中犯罪的形式构成要件后，继而考察是否具有违法阻却性，如存在则排除犯罪，如不存在则证明行为具有实质违法性，再进入行为有责性判断。可见三要件犯罪体系把行为的形式违法性、实质违法性纳入评价之中，并且是有步骤进行。而我国四要件体系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评价体系，一行为符合了
贝克《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他将现代社会解释为风险社会,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该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部分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直接提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四伏的社会。“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 ,“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 接着,贝克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讨论了现代社会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可笑性。指出现代社会财富的制造者在制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大了风险,制造的财富分配于内部,而其制造的风险却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对于这些风险的界定,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打破了,夹杂了更多的政治成分和利益成分。即使是人们所依赖知识,也能以界定社会风险,“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3]。而且,受知识的域限,越来越多的风险至今还没有被人类所认识到。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的某些风险随时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换言之,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预示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4]。更糟糕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步加快,风险也正在全球化,并发生着循环。这就造成了风险不仅威胁着风险的制造者,也威胁着无辜者。“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5]“社会风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6] 贝克进一步揭示道,当风险社会的制造者━━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生态掠夺为代价的现代工业具有的一系列风险之后,便将危险的工业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的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7] 接下来在谈到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时,贝克指出了人类知识的局限导致了大量风险的产生,也因此掩盖许多还没有认识到风险存在。同时,风险的产生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域限问题,其实还有知识政策的问题。因为一旦知识政策的形成,就会因种种原因（如政治的推动力等）而延续知识风险,并进而进行新的风险的制造。因此,人类需要对风险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风险社会理念的价值所在,它使人们进入了一个推测时代。“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在日常感知和思考中的推测时代的黎明”。[8] 第二部分为“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贝克指出,风险社会造成不仅仅是因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恶化风险以及种种技术风险,这些虽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风险社会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的生活行为的确定性━━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反思性现代化实质上解体了集体而催生了个体化,由此导致了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性别和家庭角色。它消解了这些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这些‘解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发生在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9] 在论证反思现代性对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对婚姻和家庭造成的结果时,贝克说道：“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并不考虑个人的环境而要求流动。婚姻和家庭则要求相反的东西。考虑其最终的后果,现代性的市场模式意味着一个没有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独立的,自由接受市场的要求以确保其经济生存。市场主体最终是单个的个体,不受亲戚关系、婚姻或家庭的阻碍。结果,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除非孩子是和可流动的、单身的父亲或母亲一起长大”。[10]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所导致的对核心家庭的解体,但是,无法阻止。“然而,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现代化不是一辆如果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下一个街角下来的马车”。[11] 所以,现代性的标准化、一致性特征要求个体化的发展和壮大,而个体模式也因适应这种要求而制度化,而这种个体化也就意味着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贝克举例说即使所有的人在家中各看各的电视,也显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和标准化,体现出了从传统生活过程的脱离。同时,随着反思现代化社会对劳动的解标准化,社会的就业系统正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系统转向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系统,这就造成了个体的就业风险,也就是说个体的社会风险在这个系统中进一步增加。当前,解决这种风险的手段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在法律上保证最低工资的出现。“在这一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中,社会发展的延续和断裂以某种方式相互交织并互为条件；从我们所知的工业标准化体系向未来灵活分散的不充分就业的断裂性发展,是基于一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理性化的不变逻辑而发生的。大规模失业与特定生命阶段的对应关系,意味着就像失业的生命阶段已经成为大部分人标准生涯的一部分一样,现在作为完全就业与失业之综合的不充分就业正在被整合进就业体系。这一生涯‘规范化’有其制度对应物━━有着开放的终结。政治反映仍旧是核心。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未来就会受到贫穷的威胁。随着法律上保证的最低工资的出现,我们会从这一发展中得到些许自由”。[12] 第三部分为“反思性现代化：论科学和政治的普遍化”,贝克从科学和政治两个方面去解释风险社会何以形成。贝克认为,科学本身内在的决策是造成风险的原因,“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源自神和自然）,那么今天风险的新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决策。它们同时依赖科学和社会的建构”。[13] 科学不再垄断一切,而且科学本身也在经历着持续性的断裂。“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你甚至可以说,科学在20世纪里越成功,它们最初的有效性要求就越快和越彻底地被相对化”。[14] 科学不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易错的,这必然导致风险的产生。所以,人类必须寻求一种科学理性的教育学,通过对自我生产的威胁的讨论使理性成为改变科学的理论,以规避风险。在谈到政治和风险的关系时,贝克认为,是人类建立的以政治为核心的规范和体系为各种风险保驾护航,正是政治（贝克描述为组织化的不负责任）障目了人们认识风险的眼睛,使风险隐藏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与所有更早的时代（包括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一种缺乏：危险归因的不可能性。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这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美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15] 同时,风险社会也导致了政治本身的反思和变化,贝克断言,未来的政治是适应反思性现代化而形成的分化了的没有中心的政治。“未来规划的出发点是政治的解放,这就是说,主流政治、附属政治、亚政治和替代政治的光谱在彻底分化的社会中在发达民主制的状况下出现了。我们对此的评估是,即使为了民主化的要求,政治缺乏核心的状况也不能再被颠倒过来。政治将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一般化了,进而变得‘没有中心’”。[16] 总的来看,《风险社会》展示了贝克的现代社会观。他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各种风险。现代的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人类应该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15. [2] 同上,第17页。 [3] 同上,第28页。 [4] 同上,第35页。 [5] 同上,第39页。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40. [7] 同上,第45页。 [8] 同上,第88页。 [9] 同上,第106页。 [10] 同上,第142页。 [11] 同上,第149页。 [12]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183. [13] 同上,第190页。 [14] 同上,第201页。 [15] 同上,第225页。 [1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286～287 知识改变命运 1 / 1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 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现代风险与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 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并认为他的观点从特定的角度把握了现代社会的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社会并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 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与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之中。在传统的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使人类社会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这种对社会的看法可以称为一种“常态社会”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前进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种“常态”社会的观点已经日益不能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这一事实。 贝克指出，“风险”（risk）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或“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传统、并试图控制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风险在人类
样本2 门头沟区建设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门头沟项目部） 2013年3月2日
1.前言 1.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目的 为贯彻区政府〈门头沟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和消除建设工程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规范工程建设管理，确保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我项目部按程序对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 1.2评估过程和方法 按照《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要求，2013年2月，建设工程指挥部邀请区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共同组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小组。 评估小组首先调阅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工程建设方案、征地拆迁方案等工程资料；并向工程技术人员、项目前期筹备人员咨询了项目的进展和准备情况，对项目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多次探入一线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组织征迁户进行座谈，评估小组还咨询了有关部门，对我区近来总体信访工作、其他在建项目社会稳定情况进行了了解。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根据《办法》要求，评估小组编制完成了《门头沟区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1.3评估内容 根据《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暂行办法》的要求，本项目信访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论证、征地拆迁、项目施工等可能出现的信访突出问题和应对措施。 A、项目前期涉及土地征收中可能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包括征地补偿价格，征地政策，征地程序和补偿款发放等。 B、项目前期涉及房屋拆迁可能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包括拆迁政策、违章建筑拆除、拆迁安置、对弱势群体的影响等。 C、项目建设中可能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包括环境影响、交通影响、安全文明施工、周边居民和商户影响、劳资纠纷等。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方法通过定量分析企业生产、加工、使用、存储的所有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Q），评估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以及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按照矩阵法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以下简称环境风险）等级进行划分。环境风险等级划分为一般环境风险、较大环境风险和重大环境风险三级，分别用蓝色、黄色和红色标识。评估程序见图1。
1 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针对企业的生产原料、燃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辅助生产原料、“三废”污染物等，列表说明下列内容： 物质名称，化学文摘号（CAS号），目前数量和可能存在的最大数量，在正常使用和事故状态下的物理、化学性质、毒理学特性、对人体和环境的急性和慢性危害、伴生/次生物质，以及基本应急处置方法等，对照附录B标明是否为环境风险物质。 计算所涉及的每种环境风险物质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总量（如存在总量呈动态变化，则按公历年度内某一天最大存在总量计算；在不同厂区的同一种物质，按其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总量计算）与其在附录B中对应的临界量的比值Q：（1）当企业只涉及一种环境风险物质时，计算该物质的总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即为Q； （2）当企业存在多种环境风险物质时，则按式（1）计算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Q）： （1） 式中：q1, q2, ..., qn——每种环境风险物质的最大存在总量，t；
Q1, Q2, ..., Qn——每种环境风险物质的临界量，t。 当Q＜1时，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以Q表示。 当Q≥1时，将Q值划分为：（1）1≤Q＜10；（2）10≤Q＜100；（3）Q≥100，分别以Q1、Q2和Q3表示。 2 生产工艺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采用评分法对企业生产工艺、安全生产控制、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废水排放去向等指标进行评估汇总，确定企业生产工艺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评估指标及分值分别见表1与表2。 表1 企业生产工艺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分值 生产工艺20分 安全生产控制（8分） 消防验收2分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2分安全生产许可2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2分 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40分） 截流措施8分事故排水收集措施8分清净下水系统防控措施8分雨水系统防控措施8分生产废水系统防控措施8分
贝克《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他将现代社会解释为风险社会，标志着风险社会理论的诞生。该书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部分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直接提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四伏的社会。“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 ,“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 接着，贝克分析了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讨论了现代社会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可笑性。指出现代社会财富的制造者在制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大了风险，制造的财富分配于内部，而其制造的风险却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对于这些风险的界定，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打破了，夹杂了更多的政治成分和利益成分。即使是人们所依赖知识，也能以界定社会风险，“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 [3]。而且，受知识的域限，越来越多的风险至今还没有被人类所认识到。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的某些风险随时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换言之，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预示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4]。更糟糕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步加快，风险也正在全球化，并发生着循环。这就造成了风险不仅威胁着风险的制造者，也威胁着无辜者。“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5]“社会风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6] 贝克进一步揭示道，当风险社会的制造者━━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生态掠夺为代价的现代工业具有的一系列风险之后，便将危险的工业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的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 [7] 接下来在谈到风险社会中的知识政策时，贝克指出了人类知识的局限导致了大量风险的产生，也因此掩盖许多还没有认识到风险存在。同时，风险的产生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域限问题，其实还有知识政策的问题。因为一旦知识政策的形成，就会因种种原因（如政治的推动力等）而延续知识风险，并进而进行新的风险的制造。因此，人类需要对风险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风险社会理念的价值所在，它使人们进入了一个推测时代。“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在日常感知和思考中的推测时代的黎明”。[8] 第二部分为“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贝克指出，风险社会造成不仅仅是因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恶化风险以及种种技术风险，这些虽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风险社会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的生活行为的确定性━━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反思性现代化实质上解体了集体而催生了个体化，由此导致了生活形式和传统的消亡。“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性别和家庭角色。它消解了这些工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制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这些‘解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发生在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9] 在论证反思现代性对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对婚姻和家庭造成的结果时，贝克说道：“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并不考虑个人的环境而要求流动。婚姻和家庭则要求相反的东西。考虑其最终的后果，现代性的市场模式意味着一个没有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独立的，自由接受市场的要求以确保其经济生存。市场主体最终是单个的个体，不受亲戚关系、婚姻或家庭的阻碍。结果，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除非孩子是和可流动的、单身的父亲或母亲一起长大”。[10]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所导致的对核心家庭的解体，但是，无法阻止。“然而，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现代化不是一辆如果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下一个街角下来的马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 [关键词] 社会风险；社会危机；风险控制；和谐社会 [摘要]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逐步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当前，“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风险的加剧、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等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
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和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可以说，上述问题中的某个问题一旦失控，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由“三农”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农”问题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国有资产流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并加剧着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水平，而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贫富悬殊正在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金融风险指数递增，金融风险转变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重。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1．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
社工协会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发挥——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为例社工协会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发挥——以深 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为例 社工协会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发挥 深圳市推动社会工作人 I_-LH?才队伍建设三年来的实 践中,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以 下简称社协)一直致力于探索和厘 清社工协会和政府主管部门,社工 服务机构以及社工之间的关系.如 果将深圳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的系统工程比喻为一个有机的人体, 那么,政府主管部门就是这个人的 大脑,发挥了决策中心的重要作用; 社工协会是人的躯干,包括五脏六 腑,担任了整个机体活力保障中心 的职责;而社工服务机构则是人的 四肢,扮演了具体行动部门的角色. 而广大社工人才,则是构成这个有机 体的一个个鲜活的细胞.他们由于 在整个有机整体中的定位不同,分 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有些在政府 行政中心开展工作(更多的是开展 社会行政工作),对地方社会建设 的整体思路提供决策和建议;有些 在协会等保障中心工作,参与到注 册,培训和继续教育,督导,行业 研究以及评估等工作中;有些则在 一 线社会工作实务中参与服务,督 导和管理等工作.
一 个有机的人体能否保持健康 茁壮,离不开智慧的大脑和正常运 转的五脏六腑,以及健全灵活的四肢.同样,一个地区社会工作的良 好发展,也不能缺少政府部门,社 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为例 ◎李光明王冠 工协会,社工服务机构和一线社工 良好有序的配合. 深圳市社协成立于1992年,至2007年前,始终运用”大社会工作”的理念开展社会服务.2007年,深 期l市开展社会工作试点,社协加强自身专业性和代表性,积极转变角色,全面推动协会本身的社会工作 化建设,真正发挥了政府与民间的 桥梁纽带作用.作为深圳市民政局 的直管社团,深圳市社协的定位是 与社会工作主管部门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传递政府政策,倡导社会 服务,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利 益与需求的中介服务机构. 在与政府部门的分工合作中, 政府部门这个”决策中心”主要为整个社工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如政策制定,财政安排, 党政干部培训等;社协这个”保障中心”主要通过社工注册,建立督导 体系,社工培训与继续教育,社工 维权,对外宣传和激励表彰等工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一、什么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是项目单位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项目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调查分析，征询相关群众意见，查找并列出风险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方案措施，确定社会稳定风险等级，编制评估报告的专业活动。是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的重要机制。 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律依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 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 2.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评估报告编制 大纲（试行）》 3.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大纲及说明 （试行）》（发改办投资[2013]428号） 三、哪些项目必须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凡列入国家、省、市、县重点投资或建设的工业、交通、能源、房地产、水利、公共设施、服务业、社会事业、市政工程、环保工程等项目必须编制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社会稳定评估报告。重点领域有： 1．交通运输：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铁路、高速公路、城市
快轨、河道、危险货物码头等； 2．环境设施：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固体废物处理厂、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处理等； 3．能源设施：500万伏以上变电站、大型加油加气站、储油储气罐、燃煤电厂、抽水蓄能电站、风电、光伏发电等； 4．核设施：包括核发电、核试验、核废料等 5．矿业、钢铁、有色、石化、化工、水泥、机械、电子等工业； 6．社会服务：传染病院、精神病院、殡葬厂、广播电视发射设施等； 7．农业：病死动物处理设施、生物试验等； 8．房地产开发:体育场馆、博物馆、剧院、展览馆、商场、家具城、办公大楼、大型居住区、高层或超高层建筑； 9．其他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固定资产建设项目。 四、什么部门主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由项目所在地人 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一般为当地发改委）指定的评估机构对项目单位做出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论证，编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目前对评估单位的资质尚未作出要求。 五、在项目实施的什么阶段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摘要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最基本的特征。社会危害性，就是行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造成的这样或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考察和认定社会危害性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社会危害性的轻重大小决定于行为侵犯的客体；决定于犯罪的手段、后果及时间、地点；决定于行为人的主观因素。 关键词犯罪；社会危害性；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危害社会 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的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犯罪的实质内容。那么，什么是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危害性如何考察和认定？社会危害性的轻重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探索。 一、什么是社会危害性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最基本的特征。但是，对什么是社会危害性刑法理论界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事实说。即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在客观上实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 侵犯关系说。即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破坏。 属性说。即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因行为人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而给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带来危害的行为属性。 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就是指行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危害社会”是一种事实，“特性”指社会对这种事实的特殊属性的概括和评价。从上述定义，我们认为社会危害性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一）社会危害性是以行为为存在的前提。它是依附于行为而存在的，社会上不可能有也从未有过脱离行为而独立存在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人以作为或不作为为表现形式的具体行为。人的思想、信念、主观素质无论如何不好，只要它没有外化为行为或者没有表现在行为中，就不认为是具体行为，自然也谈不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既是宣布行为是犯罪的根据，又是揭示犯罪内容的最重要的特征。 （二）危害社会是一种事实，因而社会危害性所揭示的特性，就是一种“事实特征”。首先，对社会的危害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主观想象。因为，社会危害性是依附于行为而存在的，因而，它必然体现在诸种行为事实中，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同时，社会危害性也正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它、了解它、评判它，否则，我们无法认识什么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次，社会危害性是一种具有特定性质的事实，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事实，它并不是毫无内容和特征的事实，相反，它是具有特定性质的事实，这种特定性质就在于它是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给社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损害。 （三）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属性与行为事实的统一。行为属性就是行为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行为事实就是从行为的起始到结束的全部危害社会的客观情况。行为属性，是在行为对社会危害的客观事实情况上的抽象，行为事实表现着行为属性，行为属性寓于行为事实之中，
【德】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新图C91/157 1、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威胁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P19） 2、暗含的因果关系常常维持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我们甚至在风险的日常意识中，都是在处理一种理论的进而是科学化的意识。（P27） 3、即便在风险穿着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无声无息地接近我们的地方，它仍旧在根本上是局部化的，是值得去过的生活的受伤形象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必须再度获得信仰，就是说，它们不能像那个样子被经历。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客观化的乌托邦的消极意象，在那里，人类（或者还会剩下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保护和恢复。（P27） 4、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控制了冲突和一致的新的源泉。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即使仍旧缺乏旨在消除风险的政治组织的意识和形式，你仍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释放的带来威胁的动力而削弱了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军事同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能够被组织为民族国家，风险社会则带来了“危险社区”，它最终只能被组织为联合国。（P54） 5、首先，风险的科学化程度在增加；其次，并与之相互联系，与风险的交往在增长。对现代化危险和风险的证明远不仅仅是批判，它也是一种首要的经济发展要素。在风险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被明确地去掉了它们最后的自然因素的支撑，并进而去掉它们的有限性和可满足性。（P65） 6、在西方福利国家，反思性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的传统参数：阶级文化和意识、性别和家庭角色。对具有身份特征的社会阶级的“脱离”，结合着一种对性别身份的“脱离”，这首先表现在妇女变化了的状况上。（P108） 7、个体化的存在通过很多定性访谈和研究已经在经验上得到证明，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对控制个人自己的财富、时间、生活空间和身体要素。换言之，人们要求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观念并且能够据以行动的权利。无论这些要求如何可能是错觉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不能忽略的现实。（P113） 8、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活过程。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境况的生产者，并且这种方式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涯的生产者。受过教育的人将对境况的反思性知识与现代性前景结合起来，并且以这种方式变成反思性现代化的一个动因。（P115） 9、阶级不会仅仅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衰微就消失，结果，社会阶级从地区性的和特殊性的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公司和工作场所都失去了作为冲突和认同形成的场所的意义。新的社会纽带形成和冲突发展的源泉出现了。它们首先存在于可归因的人种、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等等的差别中；其次存在于新的和变化着的分化中，这些分化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与认同方式领域里的反思性中，因而，内在于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开始出现。阶级社会的终结不是某种激烈的革命。（P121） 10、走向一种个体化雇员社会——个体化过程剥夺了社会认同的阶级差别（社会群体在自我理解和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上都失去了他们的独有特征，它们也失去了它们独立的认同和成为一个成长性政治势力的机会），不平等绝没有消失（它们仅仅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为了应付社会问题，人们被迫组成政治和社会的联盟（然而这些不一定遵循如阶级模式这样的单一的模式，与其他所有的私人化生活隔离开的私人化生活的孤立，可以被异质化的社会和政治的事件和发展所击碎），永久的冲突倾向于依据可归因的特征而出现，这些特征现在和以往一样无可否认地和歧视联系在一起。（P123） 11、性别特征的归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而某些传统的遗留不容易加以驱除；使人脱离阶级文化的个体化的动力，并没有在家庭的大门前停住脚步；在所有男女共同生活的模式中（婚前、婚姻、婚后），世纪的冲突爆发了。（P127、128） 12、生涯结构、生活阶段的替续已经被不断增长的生活期望所转变了；现代化，特别是在二战后这个阶段，重构了家庭劳动，一方面，家庭劳动的社会孤立决不是一种固有的结构性特征，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即生活世界解传统化的结果，在个体化过程之后，核心家庭加深了它们的边界，并且一种“孤立的生活”形成了，它依据保留下来的责任（阶级文化、邻里和熟人）来自我管理，只有以那种方式，家庭主妇的生活才是典型的孤立的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技术自动化的过程延伸进家庭劳动；如果母性仍旧是与传统女性角色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就很难过分估价避孕和计划生育措施以及为了使妇女摆脱传统的要求而合法地终止妊娠的可能性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