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路径分化理论研究综述

经济转型路径分化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在“中国模式”引起学术界广泛争论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转型国家转型的起点和未来的走向是一致的，都是由相同的前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路径分化？文章对转型路径分化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

关键词：“中国模式”；转型路径；路径分化
在“中国模式”引起学术界广泛争论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转型国家都是由相同的前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

我们不禁感到迷惑：在转型的起点和未来的走向一致性的背景下，究竟怎样才能解释这些国家走向了根本不同的路径呢？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国家没有走上一致的后社会主义路径，而是发生了路径分化，走向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显现出迥然各异的转型绩效？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路径分化的缘起和出现的逻辑，我们有必要对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做一梳理。

一、路径分化的界定
1．路径和转型路径。

路径即道路，事物从一点走向另一点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方法，体现出多种轨迹，而每一种轨迹，我们称之为一种路径。

转型路径即转型道路，是指从转型的起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转型的终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转型国家基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采取不同的转型方式、策略和方法，从而体现出不同的转型轨迹，称之为不同的转型路径。

转型的方式、方法以及转型的顺序都只是构成转型路径的一个方面。

转型路径与转型方式是不同的概念，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转型方式构成了转型路径的一个方面，转型方式有激进与渐进之分，每个转型国家所选择的转型方式构成了转型路径某一方面的特征。

2．路径分化。

路径分化是指各转型国家在由相同的前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各主体只能在各自的策略选择空间内进行适合自身情况的制度创新。

于是，各转型主体逐渐显现为不同的发展轨迹，即不同的路径。

我们称之为出现了路径分化。

诺斯指出，当一种社会制度演进到一定的阶段，总是要受既存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因素的制约。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索。

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
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

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

”[1]由于转型国家在转型前面临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限定了各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空间，从而转型国家走上多样化的转型路径，即产生路径分化。

二、关于路径分化问题的研究
经济转型路径出现分化后，研究者对不同的转型路径进行归纳和总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经济转型路径的不同的划分依据。

具有代表性的是如下的几类划分方法：
“激进”与“渐进”：这是多数学者所赞同的分类方法。

中国和越南采取的是渐进转型的路径，中东欧国家、前苏联实行的是激进转型的路径。

所谓激进的转型道路，其核心的特点无外乎是“先破旧再立新”，即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然后通过一整套激进的转型措施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以“大爆炸”（big bang）、“休克”（shock therapy）的方式达到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目标。

[2]所谓渐进的转型道路则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其核心在于“先立新后破旧”，即在暂时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分阶段、逐步地向前推进，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的转换，经过一段时间积累达到预定的目标，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

[3]对于如何去界定“激进”与“渐进”的差异，学术界也曾经热烈讨论，众说纷纭。

[4]学者们从强制性与诱致性、整体推进与部门或区域渐进主义、一步到位与双轨制、政治优先与经济优先、存量启动和增量先行等不同的角度对于“激进”与“渐进”的内涵界定进行了探讨。

中欧道路、后苏联道路和亚洲道路：夏旺斯依据以下三种基本要素将这三种路径区分开来。

第一是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方式，即制度基石破裂和分解的形式，以及在体制转变过程中政治制度变化的特点；第二是在变革进程中国家的经济角色和国家干预的形式；第三是宏观经济的大趋势。

中欧道路的特点是政治决裂和在政治更迭基础上稳定的民主、强大的合法性和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在经过几年的经济萧条之后紧接着出现经济明显的增长。

后苏联道路的特点是政治体制的决裂并伴随着政治精英的继续或表面的民主化、脆弱的合法性、国家的行政管理危机及预算危机、累计的及持久的经济萧条。

亚洲道路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和内生的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形式上仍将继续存在，尽管贪污日益严重，但是国家仍然坚强有力并具有相对的合法性，经济高速持久的增长并伴随着循环的通货膨胀压力。

[5]
H·黑尔和S·托伯依据不同类型的转型经济划分转型路径，共分为三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及其他较小的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欧洲国家；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亚洲的转型经济国家。

第一种路径的国家，在经济转型的最初几年中，都经历了20%到25%的急剧的生产下降，但随后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投资需求的严重下降；通货膨胀率在转型初期都高，然而在几年的时间内，通货膨胀率都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种路径的国家，即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生产下降比较严重，加盟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在1000%。

第三种路径的国家，
比如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方面表现最好，投资需求则是促使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上升的推动力。

在通货膨胀率方面，在某些时期存在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然而一直存在将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一位数而不影响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造成此三种不同转型路径的原因，H·黑尔和S·托伯认为，“可归结为降低通货膨胀和解决企业高负债的方法。

捷克和中国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使经济保持了正增长。

”[6]
Dorothee Bohle和Béla Greskovits认为政体的差异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各国对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影响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因此依据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体上的差异，将中东欧转型国家向市场的转型划分为三种路径：波罗的海国家显现出的新自由主义类型；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体现出的嵌入的新自由主义类型；斯洛文尼亚体现出的新组合主义类型认为改革议程的活力不同带来各具特色的制度结构和在市场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工业改革等关键领域各不相同的绩效。

同时，他们强调有两点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于形成多样性的路径很重要：其一，最初的政治选择。

究竟选择何种新政体是由历史遗产和他们从国家主权与经济独立的角度对于这种遗产的看法决定的。

其二，跨国的和国际组织的影响，以及这些组织本身的多样性。

比如欧盟的压力，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对国内政策的影响。

这两类因素交互作用锁定了转型国家的转型路径。

[7] Valerie Bunce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路径分为三种：第一种路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以真正的、互相支持的相对和谐的形式共存，结果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如波兰。

第二种路径，独裁政治与半社会主义经济共存，结果是政治相对稳定以及相对合理的经济绩效，如乌兹别克斯坦。

第三种路径，在专政和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平衡的中间立场，结果是政治最不稳定、经济绩效最差，如俄罗斯。

Valerie Bunce认为转型国家选择何种路径的关键因素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在过去是否就政治和经济的后继体制达成大致相同的意见。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