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改革后民事立案新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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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登记制改革后民事立案新问题研究作者:朱李明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31期摘要:立案登记制度的出台,是我国诉讼法史上的重大变革。
但由于立案登记制度本身存在一些立案缺陷,导致很多新问题出现,如“案多人少”的矛盾、滥诉现象频现等。
本文建议从立法上细化登记立案范围;建立立案监督制度,滥诉防御机制;创新立案方式,确立案件分流机制;多渠道宣传立案登记制,加强法律释明。
关键词:立案登记制;分流机制;立案监督制度一、立案登记制的内涵(一)立案登记制的概念界定从我国的立案登记制的相关规定来看,这次改革是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案登记制改革。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至124条规定了起诉和受理的条件,这说明我国的立案登记制不同于两大法系国家,依然具有审查性质,相比立案审查制而言,登记制降低了立案门槛,但是登记制并非仅仅为字面上的登记。
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其腾讯微信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该《意见》第17条规定:“改革案件受理制度。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加大立案信息的网上公开力度。
推动完善诉讼收费制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法院依然要对案件进行审查,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案件才能予以登记立案。
故不能将立案登记制等同于简单的登记手续,法院仍需要进行审查工作。
(二)立案登记制实施现状据统计,自实施立案登记制一个月以来,全国法院民事案件登记立案817405件,同比增长27.8%。
根据上海xx法院的统计,自2015年5月1日至同年9月1日,共受理案件36794件,其中出具不予受理裁定案件118件。
该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每天平均接待591人,同比增长15.82%。
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每天来访的当事人及收案数量均呈不断上升态势。
二、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的问题(一)民事立案登记制的立法缺陷1、对起诉条件的审查程度定位不明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如何进一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法官审查的程度如何?目前并无相应的法规出台。
因此在实际立案过程中会造成两种局面,一是会使大量不符合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案件进入法院。
上海xx人民法院立案庭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一年来,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共计306件,同比增长268.67%;二是立案法官在实际立案过程中拥有比较宽泛的裁量空间,有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而影响立案登记制的初衷。
2、缺乏配套的立案救济制度立案救济制度应包括当事人救济程序和防止滥诉缠诉的规制。
在立案过程中,当当事人的诉权遭到不法限制时,如法院不接受诉状、接受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等问题,应该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
我国目前基本没有民事立案程序的救济制度,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有权对法院的立案程序进行监督,但是监督的具体程序、给予什么样的处分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细则予以规定。
这使得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该制度往往被虚置,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并将这些制度予以细化。
(二)出现的新问题1、“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诉讼案件激增的矛盾日益明显。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立法改革之前,法官的审判压力已经很大;改革之后,根据全国收案的统计,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案件增幅较大,导致立案庭和业务庭的工作量剧增。
据了解,上海xx法院法官的人均存案数已经因此上升了两倍;二是,由于诉讼程序相对于之前较容易启动,会出现很多被告不适格、管辖错误、证据瑕疵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才会发现,严重浪费司法资源。
2、缠诉、滥诉现象突出實践中,滥诉的类型主要包括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和重复诉讼。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部分当事人胡搅蛮缠,时常至立案窗口吵闹,要求法院受理其明显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如有当事人起诉演员赵薇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费,理由为认为赵薇在电视中一直瞪他;二是,有些当事人在法院出具过不予受理裁定的情况下,再次至窗口要求法院受理其案件,虽经释明仍然反复要求法院向其出具裁定;三是,某些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后又多次至法院闹访、要求立案。
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当事人缠诉、滥诉的现象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了正常立案秩序,降低了立案效率。
3、很多当事人、律师对立案登记制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很多当事人认为登记立案就等于所有案件均要立案受理。
一些媒体在讨论立案登记制的内涵时,并没有准确客观的认识和报道。
很多当事人、律师在其提交的材料不齐或者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时,虽然经过立案法官的释明,仍表示补正材料很麻烦,不愿意补正材料,认为登记制的本质就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法院应当对其案件进行立案受理,材料补正或当事人的追加应该是在进入审判阶段之后的事情,这一方面影响了立案的效率,严重影响审判质效;另一方面容易激化当事人与法院的矛盾,不少当事人情绪激动,极易对法院产生质疑、不信任感。
三、我国立案登记制的完善(一)立法缺陷的应对之策1、明确对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对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原告与所诉案件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二是,是否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三是,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对于第一点,如何认定“直接利害关系”,立案法官应当不进行深度审查,稍许拿捏不准可能就容易代替了审判法官的审查。
只要从原告从形式上具有相对性、直接性即可。
对于第二点,“明确的被告”应该仅是被告信息明确,足以和他人相区别即可,即在诉状写明姓名、性别、住所、工作单位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即可。
特别是当事人由于自身去调查的局限性,一般无法提供被告的身份信息材料,只要其诉状上被告的信息明确,不需要对其是否适格进行审查。
“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交的诉状上写明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提供基本的事实证据材料即可。
在立案审查过程中,不得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证据材料进行实体审查,即是否真实、成立,能否胜诉,否之将违背立案登记制的初衷。
对于第三点,“法院的受案范围”,即是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
对于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案件,法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书。
在立案审查过程中,需要规范审查程序,使立案登记制具体细化到每一步,确保司法保护落实到实处。
2、建立和细化立案监督制度法院的内部监督是司法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法官法》第21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由所在人民法院组织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8条规定,法官违反本规定,……需要给予政纪处分的,由监察部门办理。
从上述条文可以看出,上级法院可以对下级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对于本院法官的投诉或者推诿行为,法院的相关部分可以对其予以考核和处分。
但是上级法院通过怎样的调查处理程序、异议复审程序来行使其监督权目前并没有详细的条文规定。
因此,法院在立案过程中,要做到公开立案流程,规范立案行為,加强法院内部对整个立案流程的监督。
通过设立相应的法官惩戒委员会,结合实际,建立细化工作程序来加强司法内部监督,努力构建司法权威的过渡阶段。
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
根据《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在对法院立案的审查中,对于有案不立、拖延立案等行为,要及时督促并要求其予以改正。
同时对于人民群众反应的问题,要及时的予以答复,确保法律主体权益的保障和实现。
社会监督是司法进步的重要体现。
社会对法院立案的监督,是一个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的平台,可以充分保障公众权利的实现。
实施立案登记制以来,部分群众和媒体对这一制度本身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社会监督的力量并不能完全体现,因为法院需要通过各种媒介来进行法制宣传,让群众能够真正了解此制度,并能够正确的行使自身的监督权。
如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是全国法院第一家集热线电话、短信、网络、微信、APP等多种方式于一体,三级法院联动,统一对外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综合性平台,主要功能包括联系法官、案件查询、诉讼咨询、意见建议、心理疏导、涉诉信访、投诉举报以及网上立案、网上办理等。
通过该平台,当事人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切实解决好打官司难等问题。
(二)立案登记制问题的建议1、创新立案方式,确立案件分流机制为了缓解立案数量激增的压力,有必要创新立案方法,探索立案辅助模式,完善立案服务措施。
以上海xx法院为例,其率先创新立案方式,一是,对于较为简单的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在诉讼服务中心的自助立案室完成自助登记立案。
自助立案的运用可以有效减少当事人的等候时间,提高立案效率。
二是,紧跟信息化时代的脚步,开发了“二维码”扫描立案方式,即当事人在等待过程中,可通过手机填写诉讼主体的相关信息,生成二维码后,立案法官只需扫描一下即可将信息导入立案系统,大大缩短信息输入的时间,缓解立案法官的工作压力。
这种创新的立案方式值得其他法院的学习和推广。
三是,可以依托网上立案、邮寄立案、预约立案、巡回立案等信息化方式,引导当事人可以多途径进行立案,避免当事人往返奔波于法院的讼累,优化司法资源在立案环境的配置,同时也提高了法院的立案质效。
为了缓解案件数量的激增对审判庭法官的压力,可以建立和完善案件分流机制。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同时法院可以广泛吸纳各方资源,进一步促进纠纷化解的社会协同,在所辖地区联合当地的司法局、街道,统筹社会力量,建立相应的诉调对接中心,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问题,争取尽量在案件进入法院之前化解矛盾。
2、建立对滥诉的防御机制构建立案法官释明权机制,释明权又称为阐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立法及理论上的用语。
[1]2004年5月,最高院推出的“司法为民二十三项”具体举措中第10条就是立案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一种表现,即将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诉讼可能产生的结果在立案时告知各方当事人。
[2]当事人可通过法官的释明来理性进行自身的诉讼行为,有效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构建对滥诉当事人的惩戒机制,制止和减少滥诉行为的发生。
最高院在2015年4月15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中对制裁违法滥诉进行了规定,但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
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解决:一是,建立滥诉罚款制度,通过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滥诉范围以及对滥诉行为的处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