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历程
曲三强
早在两百年前，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1736-1796)就曾提出要与中国发展外交和经贸关系。但是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在写给英王的信中却傲慢地表示，他的大清王朝对外国的产品和思想从来就不感兴趣。然而，一百年以后西方列强用他们的坚船力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不得不开始采用法律形式去为那些对中国人“毫无价值”的外国产品提供保护。
在那个强权就是公理的海盗时代，中国的忍让并未换来西方国家的同情，相反，却使西方列强觉得中国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地压迫中国。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下半叶侵略中国，就是以中国司法制度落后为借口来施加他们的“治外法权”。***参见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reprined,Taipei,1966)，Ⅰ-Ⅲ，at 7.**伴随列强的经济文化侵略，知识产权的保护被带进中国。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与此同时，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也开始发生。有些中国商人和企业开始盗用外国公司或企业的名称或商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商人盗用外国公司的名称既可以逃避专为中国商人所设的税例，而且周转起来也比较方便；其二是使用外国公司的名称可以不受或少受地方官吏的刁难和勒索。(郝燕平：《中国19世纪的商业革命》，197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5页。)
到了本世纪初，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中国的侵权者们将目光集中投向外国进口的畅销品和外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亦开始关注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1883年的巴黎公约就是专门针对专利和商标的国际公约。1886年达成了针对版权问题的伯尔尼公约。在此气候下，西方国家的商人期望他们在自己本国注册的商标也能在中国获得同样的保护。***参见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ter Ⅲ，at 378.**怀着这样的企图，他们不顾当时的中国既不是前述两个公约的缔约国，更未加入任何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事实，硬是把一系列根据国际公约而发生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加给中国。***同注〔1〕。**对此行径连西方自己的学者都不无赧然地说，西方只是一味地将他们的法律观念强加给中国，而对赖之以保护他们知识产权的中国法律制度本身则毫无兴趣。这种做法暴露了西方人对其毫无所知的中国法律制度的普遍轻蔑态度。他们从未给予中国法律以一丝一毫的尊重。***参见F.C.Hawks Pott,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1923,Shanghai;Kelly and Walsh,at 34-53.MacGowan,Sidelight on Chinese life,at 272-296.**西方列强所热衷建立的是他们认为合适的国际贸易环境。他们强迫中国政府取消当时通行的税例，建立全国通行的货币，修订法律管制矿业和合资企业，保护知识产权。他们允诺，如果中国政府答应上述条件，他们将命令帝国海关(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重新厘定关税。***关于缺乏统一国家货币的问题请参考King Frank Henry Haviland,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965,(UNIVE #),at 113.**并且答应限制鸦片进口；甚至还可以考虑待中国法制状况改善后取消治外法权。***参见，The Mackay Treaty,reprinted in Allman,Protection of Trademark,Artic le 7.**“进口鸦片”和“治外法权”本来就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屈辱条件，到头来却变成西方列强换取更多在华利益的筹码。
然而，在“强国无外交”的年代，中国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并先后与英国、美国和日本分别签订了商务条约。商标保护成为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根据中英商务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必须为英国的商标提供保护，防止中国人对其侵权和仿制。〖ZW(8〗参见The 1903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reprined in MacMurray,ed,Treatits and Agreemeats,Article 10.〖ZW)〗在1903年的中美条约中规定，中国应对美国批准的专利人的专利保护规定一个有效期限，这种保护至少不得低于中国对其自己的国民专利保护的水平。为了履行条约所加诸的义务，1903年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直接参与下开始了商标法的立法工作。
1904年，中国外交事务部邀请帝国海关参加起草商标法。在英国领馆官员和英国商人的积极参与之下，起草出一个商标法草案。该草案基本上是照搬英国法律的内容。当然偏袒英国利益的地方多。其中最明显的地方是，即使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均未获得注册的外国商标，同样应该获得中国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清王朝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商标法草案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1906年至1908年间，清政府还颁布过一些有关印刷和报刊发行方面的法律。不过，这些法律旨在控制新闻媒体传播，无意于版权保护，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版权在均不能得到保护的前提下第一次获得了平等。
当然，这种局面对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尤为不利。于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知识产权利益，西方国家除了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施压以外，在他们之间还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双边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西方国家之间达成一种协议，就是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司法合作关系。譬如，一个在意大利获得商标注册的美国人可以向意大利驻华领馆控告另外一个受该领馆管辖的人，反之亦然。这些西方列强全然不顾他们的所言所行是在别国领域而非自己的版图；更不用指望他们对所在国主权和法律的尊重了。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均各怀异态。清政府之所以配合西方国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修建，目的在于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以换回列强在中国取消治外法权的承诺。1913年和1920年，当事实证明西方列强并无诚意取消治外法权时，中国政府便明确表示拒绝加入伯尔尼公约，认为那样做只会伤害中国的经济和教育制度。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版权法。这部法颁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结束中国由于长期分裂和混乱而造成的法律废驰局面；另一方面则是想使西方列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经不再有理由。为达此目的，这部法律大量引进大陆法系德国和日本法的内容。不过，由于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太大，致使这部法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大打折扣。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曾评价说：“就立法者而言，这些法典总的看来是不错的。然而，由于涉讼的难度，法官的素质，特别是司法行政机关以外的干预等原因，它们能否被适当地适用便成了问题。”***参见，钱端升，Gouernment and Politics,at 249.He gaue the couclusion cluring the last gears of the Nanjing Gouernmeat era.**
80年代初期，中国再次奋起保护知识产权的热情，开始法律重建工作。这次重建的理由，与其说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需要，毋宁说是由于外来经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亨瑞·威东(Henry J.H.Weare)的一段话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动机是来自对外开放政策的驱使，中国需要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从西方获取迫切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参见Herry J.H.Wheare,lovell White Durrant,“Intellectual Property:Chma's Unrewarded Efforts”?China law and Practice,1996,V olume 10,Hongkong;at 38**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建立与发展不可能不是被动的，且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回顾近20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过程，有两条脉络清晰可辩。其一是深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左右；其二是传统意识形态及官僚政治的干预。由于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尽管知识产权保护在最近20年中取得很大进步；然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知识产权法仍然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在全世界的倾销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带来滚滚财源。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意义早就超越出知识产权保护自身而演化成为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伴随着知识产品行销全世界，美国人不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