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政府利益冲突分析：起源、后果与规制
原文作者：石凯，俞丹姣
摘要：政府利益冲突是政府自利性与公共性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转化。在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看来，政府深深嵌入特定的政治与行政观念、意识、道德、心理、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之中，是一个超理性因素的“社会人”。政府利益冲突起源于不同利益冲突主体恪守各自组织中共享的、具有合法性地位的非正式制度，利益冲突间接地表现为一种身份与角色冲突。要减少政府利益冲突的行政化、部门化、地方化和个人化等冲突后果，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主张重在改良利益文化。
关键词：政府利益；利益冲突；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5； 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XX）11-0013-07
在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客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政府利益冲突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的现象，追求“零冲突”近似于天方夜谭。政府利益冲突犹如一把“双刃剑”，适度的利益冲突对于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过度的政府利益冲突则是对公共利益的藐视和损害，必将削弱政府合法性，甚至会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
一、政府利益冲突
政府成员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难以分割，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很容易在两个领域之间交叉游走。政府是一个利益关系最复杂的聚集地，各种利益主体在这里交融、碰撞与角力。关于政府利益的价值认识取向，见仁见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利益是统治阶级利益，传统公共行政学派认为政府利益是公共利益，多元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利益是集团利益。在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一，从政府的公共性出发，认为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没有自身利益，政府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其二，从政府的自利性出发，把政府利益视为与公共利益相区别的政府自身利益，认为政府利益主要指政府本身的权益。其三，政府和公务员具有双重角色，既代表公共利益，又有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其四，作为组织的行政机关是“经济人”与“公利人”兼而有之，并非彻头彻尾的“经济人”，而政府官员毫无疑问是“经济人”。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政府利益可以看成是由“真正的公共利益”和“偏离的公共利益”两个部分构成。本文所讨论的政府利益是指独立于公共利益之外的政府特殊利益，即“偏离的公共利益”，它是一种狭隘的局部利益[注：之所以说特
殊利益，一是政府利益的主体是政府机构及其成员；二是政府利益的中介是公共权力。]。韦伯说：“虽然在理论上科层组织只是非人格的部门，但实际上它却形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群体，拥有本身的利益、价值和权力基础。”[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XX年版，第259页。]穆勒则从公务员角度指出：“毫无疑问，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注：[英]詹姆斯·穆勒：《公共选择理论》，韩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国内学者也持同样观点，“作为整个行政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行政单位）应该代表整体利益，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作为一个具体单位，它又具有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注：李景鹏：《试论行政系统的权力配置和利益结构的调整》，《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期。]。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对立统一体，这就是政府的利益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矛盾就会转化为利益冲突。所谓政府利益冲突，是指某一或某些政府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自觉不自觉地干扰、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行为。进一步说，当政府及其成员作为或不作为时，虽然形式上以实践、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但实际上却是利用职权来累积组织或个人利益。从分类学意义上讲，政府利益冲突可以划分为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前者主要指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以及公务员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后者主要指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公务员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诸如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本文重点关注政府的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公务员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三类典型性冲突。一方面，这些典型性冲突有可能出现对公共利益的超越；另一方面，这些典型性冲突更多地表现为政府的自利性。20XX 年11月，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政府还集中了许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注：温家宝：《在全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s:///politics/20XX-11/16/c_]。我国行政审批领域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就是一些行业和部门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在特定条件下对公共利益实施利益转移的自利性行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旧城改造等“民心工程”，有时却演变成某些地方官员以捞取政治资本、赢利为目的的“政绩工程”、“腐败工程”，甚至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论文]
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认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会掩饰其真正的利
益，故而要了解一个组织或个人的利益所在，唯由其活动直接观察才能得到[注：Arthur F. Bentl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 The Belkmap Press，]。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提出了制度攸关（institutions matter）假设，它的核心使命是诠释“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以及制度化的行为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注：Peter Hall &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1996，（XLIV）.]。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如果说政府利益冲突的主体是比赛场中的“运动员”，那么自己就是比赛场上的“裁判”。换句话说，运用新制度主义这一分析工具，我们可以透视政府利益冲突主体在冲突过程中的角色、行动逻辑与后果。在新制度主义萌芽、成长和成熟过程中，学者们围绕着“制度攸关”这一假设而逐渐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划分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七分法、五分法、四分法、三分法和二分法[注：新制度主义流派划分的七分法流派包括：规范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实证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Peters，1999）。五分法流派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认知制度主义、法政制度主义（Philippe Schmitter，20XX）。四分法流派包括：历史制度主义、新经济学制度主义、认知制度主义、作为行为
的制度主义（Reich，20XX）。三分法分为五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主义、历史制度主义（Immergut，199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Hall &Taylor，1996）；经济学途径、社会学途径、政治学途径（Goodin，1996）；理性行动途径、社会建构途径和冲突协调途径（DiMaggio，1998）；经济学途径、社会学途径和权力途径（Mule，1999）。二分法又分为四种：理性途径和反思途径（Keohane，1988）；理性行动者模式和社会学途径（DiMaggio & Powell，1991）；理性选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Thelen & Steinmo，1992 ）；功利主义和文化主义（Offe，1996）。]。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同样主张制度界定了政治（政策）过程中行动者的行动范围、角色、认知、利益与权力，从而塑造了行动者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后果。与新制度主义中的另一个重要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不同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个体偏好的形成不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假定的外生过程，而是受到规范、信念、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影响的内生过程，且这些非正式制度变迁很少发生偶或渐进地、边际地发生。正因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独到见解，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彼得斯（Peters）明确指出，“如果不对社会学制度主义文献加以重视，那
么就会失去一个理解政治现象的重要手段”[注：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由此可知，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理解政府利益冲突现象十分必要，可谓是另辟蹊径。
二、政府利益冲突起源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并称为新制度主义的两个重要流派。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虽然政府产生是基于某种公共利益，但一旦政府获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而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公共组织时，它所代表的利益就有可能不再是公众福祉，而可能掺杂着狭隘的政府利益，甚至追求这种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当狭隘的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就完全有可能通过耗损公共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极大化。无论作为组织形态存在的政府部门，还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公务员都将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政府这种“经济人”习性的确暴露无遗。以某市政府征地为例，该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的最低价为每亩8万元人民币（包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最高价每亩20万元人民币。而政府转手拍卖的最高价每亩980万元人民币，最低价每亩120万元人民币[注：参见张熙《城市化进程中的阴影》，《改革内参》20XX年第12期。]。一项调查表明，假定征地收益为100 %，政府及各部门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而农民只能得到5%-10%[注：参见姚从容《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制度安排与利益冲突》，《人口与经济》20XX年第3期。]。
按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解，政府在诸如征地活动中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各种利益冲突主体的行为逻辑是利益极大化取向，这无疑带有浓重的理性色彩，折射出效率主义思想。然而，对于政府利益冲突中的无效率现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无言以对。这就说明，政府利益冲突中又蕴含着超理性因素，有时候这种超理性甚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韦伯的观点就印证了这一点，“思想所创造的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的行动轨迹”[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XX年版，第2页。]。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此难以自圆其说，而社会学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迪马乔（DiMaggio）、鲍威尔（Powell）为代表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主张，超理性是理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互动的关键要素之一。约翰·格雷（John Gray）则形象地指出：“社会制度是由人们信念构成的。一张纸头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大家相信它就是货币，否则它啥都不是。”[注：John Gray，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他们把超理性因素定义为一种“意义框架”（frames of meaning），如规范、信念、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通俗地讲，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眼中的“意义框
架”可以视为组织文化，而且是积极文化和消极文化的聚合，如科学发展观、不正确的政绩观等。它主要通过为行动者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组织化的“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s）、“认知图谱”（cognitive scripts）、“道德模版”（moral templates）来影响行动者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注：Peter Hall & Rosemary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 1996，（XLIV）.]。这些组织化的“符号系统”、“认知图谱”与“道德模版”的变迁很少发生偶或边际地发生，行动者的行为深深嵌入它们之中。
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主张，“行动者根据特定环境中相应的身份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是社会身份或角色的再现，而且要符合特定的身份义务或特定环境中的角色。这种行动，与其说是为利益而动，不如说是为身份认同而动；与其说是个人对自我理性期望的抉择，不如说是个人对行动规则的选择”[注：James March & Johan 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52）.]。按照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解，某种政治与行政的观念、意识、道德、心理、惯例等超理性因素，一旦内化为政府及其成员共享、认同的“意义框架”，便难以被取代或修改，而政府活动就是在这一特定“意义框架”内的作为与不作为。“意义框架”是“过滤器”，对政府及其成员的身份认同、自我角色、行动偏好与目标起过滤作用。即使遇到一个新环境，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环境与自己所认同的特定环境并对接起来，且为此调适自己而使自身行为适合既有的组织规则。也就是说，处于特定环境中的政府利益主体，自觉保持自身行为与角色的一致性，在采取具体行动时，最优先考虑的是在本组织共享的政治与行政观念、意识、道德、心理、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框架内的身份或角色，而不是利益极大化。以20XX年我国发生的SARS事件为例，这一教训的根源之一归咎于落后的行政惯例，政府官员习惯采取一套固有的危机处理惯例如隐瞒事实真相来应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
这种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府利益，却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生命权、健康权、知情权等权利为代价。不可否认，稳定群众情绪是隐瞒SARS 疫情真相的一个重要考虑，但又有谁敢全盘否定那不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甚至个别地方领导人利益在作祟呢。又如，职能交叉或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工作中相互掣肘，往往是消极行政心理、行政观念、行政惯例等因素在作祟，即使意识到这种消极行政心理、行政观念、行政惯例对公共利益、部门利益是一种藐视和损害也无所谓。这些非正式制度发挥着与契约类似的制约功能，尽管没有第三者约束，但大家都会自觉遵守。哪怕这种自身行为不道德，但在政府利益驱动和组织
制度保护下，不道德的行为选择会被认为是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公共利益。美国行政管理学家罗伯特·B·但哈特在《公共组织理论》一书中就指出，这种利益冲突一贯受到组织人本主义的保护[注：组织人本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特征：（1）以人道方式对待组织成员，从而带来更大的组织效率；（2）促进组织变革以善待员工；（3）以人道的方式对待组织中的个人，是组织本身追求的一个目标。参见[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项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79页。]。如果违背，就有可能为此支付道德成本、政治成本或经济成本。政府及其成员的最高追求是扮演好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以此获得所在组织建构的共同利益。
三、政府利益冲突后果
由以上分析可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张政府利益冲突主体总是企图实现极大化的利益目标，不过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策略性的；这种讨价还价行为就是政府利益冲突的算计模式。大体而言，这一行为模式的选择过程包括：（1）我的备选方案是什么？（2）我的价值（偏好）是什么？（3）基于我的偏好而言，我的选择结果是什么？（4）选择结果最好的方案[注：James March & Johan 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 1989. ]。
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同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政府利益冲突主体的冲突行为不是追求利益极大化，所采取的手段工具也不是策略性的，而是“（特定的）身份是行为的动机，社会身份认同是行动的目标”[注：Kjell Goldmann，Appropriateness and Consequences： The Logic of Neo-Institutionalism，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XX，（18）.]。在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看来，这种为身份而动的政府利益冲突被认定为文化模式。弗雷德曼（Debra Friedman）和麦卡顿（Doug McAdam）通过一项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模式的客观存在。实证结果表明：“个体参与络（组织）的最大动机源于某种合法性身份的获得。”[注：Debra Friedman & Doug McAdam，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 Choices 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in Aldon Morris & MaClurg Muller（ed.），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与算计模式不同，文化模式的行动流程通常包括：（1）这是何种情境？（2）我的身份角色是什么？（3）基于这样情境中的我，我的不同行动有哪些适当的后果？（4）选择结果最适切的方案[注：James March & Johan 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 Free Press，1989，]。那么，政府利益冲突主体为什么要“为身份认同而动”而不是“为利益而动”呢？
帕森斯（Parsons）一语道破了天机，“行动者之所以遵守这些规范，不是因为他们的期望目标因此而自动实现，而是因为制度带来了社会建构的利益因此而生成了有组织的激励体系”[注：Mary Brinton &Victor Nee，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如果说政府利益冲突中“算计行为”的根本动机是在讨价还价中实现自我利益极大化，那么“文化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通过恪守共享的“意义框架”来提升自身在组织中的合法性地位，从而获得“大家”建构的共享利益。
不过，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也承认，当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文化模式才能成立：（1）利益主体中的大多数个体必须通过基本的制度化过程，把“价值观念内化于结构”或“行为的意义框架内化于社会现实”；（2）利益冲突必须给利益主体带来有价值的利益；（3）大多数利益主体必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至于政府利益冲突的文化模式有效性问题，也要受到以下因素制约：（1）主体规模大小。一般来说，随着主体人数的增加，“意义框架”的规范作用会逐渐减弱。这是因为，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频繁互动发生的概率随之减少，身份或者角色的约束机制局限性开始凸显出来。由于受到即时利益的诱惑，主体采取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增加而陷入“囚徒困境”。（2）社会变革速度。由于“意义框架”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社会变革速度越快，现有“意义框架”的不适应性就越大，它的规范作用也就遭遇减弱风险。（3）信息传播速度。与社会变革速度影响相反，信息传播速度越是迅速，组织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越是对称，“意义框架”的规范作用就越是随之增强。社会学制度主义还指出，当受到权力和资源关系发生巨变等外部环境强烈冲击时，取得合法性地位的非正式制度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导致“文化行为”断续—均衡现象的发生。对于利益冲突中的具体关系形态而言，也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关系紧密的利益关系更加紧密，一种是关系松散的利益关系更加松散。
可以这么说，现实生活中的政府，并不是一个简单实体，更不是铁板一块，这就决定了政府利益冲突是多层面的，其冲突后果也呈现出多样化结构。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利益冲突后果是利益行政化。利益行政化，主要是通过政府经营城市、招商引资、直接投资、批租土地、设立开发区、行政许可和直接管理等诸多手段，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企图从中获取自身利益[注：参见涂晓芳《政府利益论——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118-123页。]。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政府利益冲突折射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对政府职能、行政决策和执行等方面直接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行为市场
化等现象。从中观层面来看，政府利益冲突的后果之一就是利益部门化，其实质是权力衙门化或者说衙门权力利益化，危害十分严重。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则积极作为；凡是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作为，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这使得一些能维护、增进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迟迟达不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公共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如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更为隐性而严重的问题是，一些部门的法律规章制定部门化，全国人大和利益攸关群体、组织不能参与或者缺乏实质性参与，致使有关部门“窃得”部门利益法定化。就中观层面而言，政府利益冲突的后果之二就是利益地方化，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如地方政府串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其二，不同地区的政府利益之争，形成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或对区域一体化合作做表面文章。从微观层面来看，政府利益冲突的后果是利益个人化，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锦标赛”、“穷庙富方丈”等现象就折射出这个道理。对此，卢梭作了精辟解释：政府官员的首要角色应该是“公共人”角色，但遗憾的是“公意总是最弱的，团体的意志占第二位，而个别意志则占一切之中的第一位”[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XX年版，第76页。]。
2008年第5期第34卷№15,2008Vol 134 制度主义运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 杨 伟,张 林 摘 要:美国经济学史上的制度主义运动的兴衰这一经济思想史事件,是研究正统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如何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关键,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某些工具有助于研究这个事件。制度主义运动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支配地位发起过有力的挑战,但由于没能构建一个强大的“网络”,最终导致制度主义这一学派衰落下去。 关键词:制度主义运动;美国经济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从1918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制度主义者在美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正统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教学内容、提倡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积极设计和参与各种社会福利改革方案的运动,史称“制度主义运动” (instituti onalist move ment )。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制度主义经 济学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说,制度主义者也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经济学的这段历史往往被经济思想史主流文献所忽视,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学更显陌生。尽管专事美国经济学和制度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加拿大学者卢瑟福 (M alcol m Rutherf ord )有大 量文献讨论这段历史,但多是个案研究,并没有为我们呈现出制度主义运动的完整图景。本文的目的是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过程、内容和影响,并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些工具总结导致这一运动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最终衰落的原因,从中得出可供中国经济学界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一、什么是制度主义运动 (一)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 尽管制度主义经济学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诞生,但一般还是将1918年视为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那是因为在191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 (AE A )年会上,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集 体发起了对正统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并清楚地阐述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宣告了“制度经济学”这一流派的形成。 在AE A1918年年会上,汉密尔顿 (W alt on H.Ha m ilt on )在提交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了 “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并将这种经济学的特征定义为:1.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经济问题的考察整合进来;2.强调对经济的社会控制;3.将制度视为经济生活中变化的元素,引导着人们的行为;4.关心制度变迁和发展过程;5.以现代 社会心理学阐述的人类行为理论为基础。 ①在这次会议上,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 Clark )提交论文指出,经济学必须与当前的社 会经济问题密切联系;奥格本(W illia m Og 2 burn ),的论文批评了正统经济学的快乐主义心 理学;斯图尔特 (W alter Ste wart )也从不同角度 阐述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和观点指出只有通过将统计学方法和制度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 这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制度主义运动的诞生。此后,制度主义者的一系列文献继续对正统经济学发起攻击,不同作者阐述了制度主义相似的研究纲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米切尔(W esley M itchell )1924年的AE A 主席演讲,以及特格维 尔 (Rexf ord Tug well )主编的《经济学趋势》。 米切尔的演讲被视为数量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宣言;特格维尔主编的著作是新老两代制度主义者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 3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经济学从多元向新古典霸权的转变:20世纪前50年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影响”阶 段性成果(05CJL020),并受云南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作者简介:杨 伟,云南大学留学生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张 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云南昆明,650091)。W alt on H.Ha m ilt on,“The I nstituti onal App r oach t o Econom ic Theory,”Am erican Econo m ic Revie w ,Vol .9,No .1(Mar .,1919),PP 1308～318.
英國福利制度改革 關鍵字: 學習時報 改革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 1．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支出結構越來越不合理。1949年，社會保障支出在英國政府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僅為13.5，到1997年已經上升到32，成為英國財政支出中比例最大的一項，幾乎等於教育支出的三倍。從1978年到l997年，英國社會保障的實際支出水準平均每年增長4，其增長速度高於其他任何一項政府支出。 英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主要分為三種：一是根據經濟狀況調查支出的福利金，它是為收入和儲蓄低於某一最低限度的人提供的救助，主要包括收入補助金和住房福利金。二是繳費性福利金，主要包括退休養老金和工傷保險金。三是既不需要接受經濟狀況調查也不需要繳費就可申請的福利金，主要是殘疾福利金和兒童福利金。到了1990年代末，原有的福利制度使得不需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福利項目的支出比重越來越大，而這顯然會使政府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不僅如此，由於這種支出結構還在客觀上打擊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那些人的積極性，同時對公民的儲蓄動機產生了負激勵，其長期結果將是進一步惡化政府財政狀況。 2．“福利陷阱”導致社會保障制度成為一種消極的收入補償制度，而沒有起到鼓勵公民通過工作和儲蓄來實現自立的積極作用。“福利陷阱”是指由於非工作狀態時的福利水準較高，領取的資格條件要求較松以及工作時的收入過低所引起的一種對福利的過度依賴現象。由於對一部分人來說，他們從領取福利狀態轉變到工作狀態時收入增加幅度很小甚至為負值，因此，這些福利享受者就沒有足夠的動力擺脫對福利的依賴。福利制度本身缺乏強制性激勵也是導致福利陷阱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福利專案基本上都沒有要求適齡福利申請者積極地接觸勞動力市場，接受培訓或者從事志願性工作。另外，英國傷殘鑒定制度的不合理也導致一批人落入福利陷阱。由於傷殘鑒定的結果只有全部殘疾和無殘疾兩種，所以只要是通過了全殘鑒定，那些即使還能夠從事一定工作的勞動者也不用再去尋找任何工作，從而可以心安理得地靠福利度日。 3．欺詐現象普遍，福利基金損失嚴重。根據英國政府的估計，英國每年的福利支出中大約有40億英鎊因欺詐而白白損失。參與福利欺詐活動的不僅有一些福利金領取者，而且還包括一些不誠實的雇主和房東，有時還涉及政府官員，更為嚴重的是存在有組織的犯罪活動。這種情況無疑既不符合福利制度本身的宗旨，也會對納稅人支援社會福利系統的積極性產生不利的影響。
公司工资与福利制度简 介 Company number【1089WT-1898YT-1W8CB-9UUT-92108】
IBM公司的工资与福利制度简介 IBM公司的工资与福利是由众多的现金工资与福利项目组合而成的，通过系统 化的设计，配合公司内部的各种管理制度，以及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多种事业发展计 划从而达到吸引优秀人才，保留人才减少人员流失，并激励员工更大发挥潜能，为 公司及个人的发展多做贡献的宗旨。 IBM的工资与福利项目 基本月薪 -- 是对员工基本价值、工作表现及贡献的认同 综合补贴 -- 对员工生活方面基本需要的现金支持 春节奖金 -- 农历新年之前发放，使员工过一个富足的新年 休假津贴 -- 为员工报销休假期间的费用 浮动奖金 -- 当公司完成既定的效益目标时发出，以鼓励员工的贡献 销售奖金 -- 销售及技术支持人员在完成销售任务后的奖励 奖励计划 -- 员工由于努力工作或有突出贡献时的奖励 住房资助计划--公司提拔一定数额存入员工个人账户，以资助员工购房，使员工 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自己的能力解决住房问题 医疗保险计划--员工医疗及年度体检的费用由公司解决 退休金计划-- 积极参加社会养老统筹计划，为员工提供晚年生活保障
其他保险 -- 包括人寿保险、人身意外保险、出差意外保险等多种项目，关心 员工的每时每刻的安全 休假制度 -- 鼓励员工在工作之余充分休息，在法定假日之外，还有带薪年假 、探亲假、婚假、丧假等。 员工俱乐部-- 公司为员工组织各种集体活动，以加强团队精神，提高士气，营 造大家庭气氛，包括各种文体活动、大型晚会、集体旅游等。 IBM的工资制度： 完整的职黄拦老低常对内部不同工种及不同工作的系分类及级别化，由于 内部不同级别的工资水平不同，充分体现按贡献取酬的精神。 严格的工作表现评估系统，由主管与员工共同完成每年度的工作计划制定，和 工作表现评估过程，工作表现的好坏与加薪与升职紧密相关，从而实现“按贡献取 酬”的目的。 严谨的薪资调查方法，密切关注本行业的工资变化情况，调整工资结构，以保 证工资和福利在本行业中保持竞争力。
餐厅员工规章制度1 餐厅员工规章制度 来源：餐饮管理发布时间：2009年06月05日点击数：30371 【字体：小大】【收藏】 餐厅员工规章制度 之 零点员工岗位规章制度 1、遵守考勤制度，上岗前检查个人仪容仪表，以饱满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2、了解例会内容，及当天工作安排，熟记当天菜品酒水供应情况，急推、沽清与特色菜品等。 3、餐前检查各区域的设施、照明系统，餐桌、餐椅是否损坏，硬件设施是否运转正常。 4、值早班人员按单中数量领用补充本区域低值易耗品，以备开餐使用。 5、餐前整理检查本区域台面、餐具等卫生，并按标准把餐具摆放整齐。 6、按照所定工作岗位，面带微笑，标准站姿热情迎客，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见到客人必须点头微笑亲切致意。
7、客到时，必须请客人出示导购卡，在餐中应将导购卡插在餐位的台卡上，不可随意乱放；餐中不得将台卡拿下餐台，必须放在相应的餐台上。 8、餐中不可扎堆聊天，不可倚靠在服务台，始终保持正确的站姿。 9、客到后根据情况，为客人套放椅套，并做相应示意与提醒。 10、有针对性的运用推销语言介绍建议客人点茶点酒。 11、餐中要求值台人员为客进行热情周到、灵活的服务，具有良好的与客亲情沟通意识以及员工之间相互协助的团队意识。 A、无论餐中服务还是为客结账，只要值台人员离开本区域，必须与邻台人打招呼，并进行相应的工作交接（客情或菜品情况） B、作为邻台前来协助其值台的人员，在其回来后，一定要进行必要的交接，以免延误时机或客情等 12、上菜前，要求先整理台面摆撤菜盘，上菜必须报菜名。 13、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为客人提供分菜服务。 14、席间服务中，应先征询客人意见，再为客人撤换菜盘、骨碟等餐具。 15、餐中保持台面整洁，桌面杂物（纸巾、壳、骨、刺等）应及时用夹子、托盘清理。
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几个流派。各派之间差异很大：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探讨制度问题，以个人理性的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财富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来描述合作的困难性，交易成本的出现是难以合作的结果，合作产生于危机情况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多轮博弈中，但危机情况和多轮博弈中产生的合作会遇到“搭便车”和欺骗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督，加强监督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温加斯特（温格斯坦）所说为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使行为者遵守制度，从而实现行为者的自我实施，进而实现制度的自我实施。 2、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在他们的著作《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对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提出了批评。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区别于单纯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强调义务和责任，但也没有忽视人的自利特征。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习俗、惯例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 3、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它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 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指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相对明显的四个特征：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 第三，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 第四，历史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
董事会制度起源、演进 内容提要：公司的两权分离和董事会作为决策中心、董事会采取共管与合议模式及董事作为公司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是董事会的三个基本原则，各国立法几乎概无例外，并衍生出诸多细致规定。产权—不完全合同理论忽略了这些法律原则;结构—功能视角和关系型契约理论可以解释其合理性，但不能解释成因。按照政治—历史理论，董事会是为了确保组织独立性而出现的。随着公司从公向私的演化发展,这三个原则植根于法律制度之中。而中国对公司的理解是和融资、营利联系在一起的,受制于从功能上认识公司和传统观念,从清末接触公司概念以来,中国对董事会制度的理解一直较为薄弱,这也表现在现行法中。应结合政治理论理解董事会制度。 古今中外，有公司必有董事会。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一致性，要远远超过大多数法律中的问题。和纷纭芜杂的公司理论及其延伸命题——公司特性究竟包括哪些因素——的持久争论相比，[1] [1]董事会在规范意义上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行使者，集体决策、合议和共管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例外。但中国的公司和公司法理论研究，常常忽略了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模式必然存在的特征。 董事会的存在及其运作模式，受制于公司理论，这在过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在19-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公司的理解受制于拟制论和实在论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之后，各种各样的合同理论和政治理论沉溺于解释股东如何形成群体或实体及其权威或利益分配，更多关注公司管理者作为代理人对股东利益的偏离。近年来，董事会制度的原则、合理性、角色定位等规范命题的研究开始涌现。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个中国文本。 一、董事会制度的原则性规范
纵横观察各国成文法和判例，公司董事会制度中有三个隐性的统领原则，界定了公司董事会运作的边界，即(1)董事会是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director primacy);(2)董事会采用一人一票平等的并且集体合议方式行事;(3)董事会对公司制度的有效和正当运作负有最后责任。这三个原则相互联系并交错在一起，这种集体决策权力行使方式，传统上称为共管(Colle-gial)。 [2] [2] 董事会作为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是传统原则，也是目前除中国之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明确在成文法中的表述。这一原则首先确立了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两权分离，除非股东一致同意(美国特拉华州是唯一的例外，允许所有有投票权的股东在无需法定的会议通知程序下以书面形式进行多数决 [3] [3])，股东不能越过董事会直接作出决策，股东的投票参与的权利是由法律和章程限定的，它区别于完整、统一、至上的物的所有权。董事会的权力是完整和最高的，而股东权利则是依情形约定的，章程只是对权力作出限制而已。其次，决定了许多衍生法律规则，最典型的是法定诚信义务，以及业务判断规则。 [4] [4]最后，这一原则伴随着股东选举董事成员中的比例代表制，通常是简单多数，但也会存在诸如累积或累退投票制之类的变化，以用于反对控制股东的霸权。 [5] [5] 董事会采取集体和以投票方式决策的共管模式，英美法对这一原则的恪守要比大陆法严格。具体而言： (1)除非例外情形，比如在势均力敌的情形下，可能有些国家允许董事长或资方代表有第二票，董事会议应当采用合议方式决策，一人一票，有些法律直接规定人数必须为奇数。(2)董事通常应当亲自出席。这有许多细致的操作规定，比如委托投票，只能就某次会议作出授权，长期授权会被视为出卖职位;比如传统上不得采用书面一致同意的方式作出董事会决议，必须有实际的会议过程。 [6] [6]尽管如今有所放松，允许采用一致的书面意见或电话等方式开会，此类案例仍然会受到严格审查; [7] [7]这其中的默认假定实际上是“政治人”，即董事决策时应有研究、辩论、说服和被说服的过程。修订标准公司法(RMBCA)的起草人对此有明确表述，“相互咨询和观点交换是董事会发挥功能的应有组成部分”。 [8] [8](3)多数规则，以投票方式作出决策，董事会决议
四川XXXX实业有限公司管理程序文件编号版次 文件名称福利管理制度 部门名称 人力行政中 心 编写人力行政中心审核批准 日期2012/5/01 日期日期 第一章总则 1.1 目的 为增强员工的集体归属感和打造企业的凝聚力，充分体现XX集团（以下简称集团）对员工的关怀与尊爱，特制定本制度。 1.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集团总部及各下属分公司、各门店等所有分支机构编制内转正之后的正式员工（有特殊规定的人员除外）的福利管理。 1.3 责任部门 本制度由集团人力行政中心负责起草、解释与修订，报集团总经理办公会审核，呈总经理审批并签发执行。 1.4 修订原则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公司的发展，本制度修订原则以更全面的考虑广大员工利益进行实时修订为原则。 1.5 生效日期 本制度自2012年05月1日起生效，与本制度配套的《福利管理制度实施细则》亦同时生效，凡与本制度及实施细则相冲突的文件与规定即行废止。 第二章福利结构 2.1 福利是一种补充性报酬，应遵循合理性、必要性、计划性、协调性的原则。 合理性：所有的福利都意味着企业的投入或支出，因此力求以最小费用达到最大效果。 必要性：企业提供的福利尽量与员工需求保持一致。 计划性：福利制度的实施建立在预算及审核的基础之上。 协调性：企业福利是法定福利的补充，没有必要与其重叠，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利用。 2.2 本制度所指员工福利包括以下四大部分： 法定性福利：指企业为满足国家法定性要求而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包括社会保险、法定节假日、劳动保护、教育培训等。
通用性福利：指企业针对全体员工所实行的带有通常普遍性的福利。包括活动基金、节日礼金、慰问礼金、餐饮补贴等。 职务性福利：指企业根据各职务工作性质特点所提供的有一定针对性的福利。包括通讯补助、交通补助、内部招待费、商业保险等。 激励性福利：指企业为鼓励关键岗位员工在公司长期工作，或对优秀员工所提供一种带激励性质的福利。包括旅游活动、旅游奖励及其他福利等。 第三章法定性福利 3.1 社会保险 3.1.1 为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员工办理相关社会保险。 3.1.2 归口办理：社会保险由公司统一在所在地社保局开户，人力行政部门负责归口办理。 3.1.3 社保购买的条件：经试用期考核合格的转正员工，由人力行政部门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引进的特殊人才可在试用期开始购买，视具体情况报人力行政总监审批后执行。 3.1.4 社保缴费管理：社保中属于公司应承担的缴费数额从公司福利费中提取并支付，属于员工个人应承担的缴费数额，由公司从员工当月薪资中扣除并代缴。 3.1.5 员工离职或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公司从员工离职的当月或次月停止社保的缴纳。员工15日前离职者，当月停止社保的缴纳。员工15 日后离职者，次月停止社保的缴纳。 3.1.6 员工社保卡由社保局制作完成后，由人力行政部门发放给员工个人保管，损坏及遗失由员工个人负责。 3.1.7 社保申办、变更、转移及相关待遇的享受按照国家社会保险相关的管理规定执行。 3.2 法定节假日 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丧假、工伤假等相关制度，具体执行办法详见公司《假期管理制度》。 3.3劳动保护 公司根据《劳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符合规定的办公环境、办公设施、办公用品和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等，并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员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3.4教育培训 公司对员工提供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等培训、进修，具体按公司《员工培训管理制度》执行。
超市管理制度 篇一：超市员工管理制度 永鑫超市员工管理制度 一、超市员工 1、超市员工每天必须在开门之前把本柜组货架的商品卫生打扫干净， 货源摆放整齐。如在巡店经理巡店时检查出以上问题，将对其进行处罚。 处罚金额：20元—50元 2、超市货架、堆头、岛柜、冷藏柜等等不准出现闲杂物品，库存商品 不准不封箱就陈列到货架上面，库存箱或商品应大小统一陈列；处罚金额20元—100元。 3、超市员工每天在配送中心的货源到超市以后，协助超市微机员理货， 核对直配单数量和实际数量是否相符，检查商品的包装情况、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杜绝过期商品进入本柜组。否则将对超市经理和柜组员工进行。 处罚金额：20元—100元。 4、超市员工每天检查本柜组的商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保质期在三 年的商品必须在离到期一年时通知超市经理；保质期在一年的商品必须在离到期半年时通知超市经理；保质期在半年的商品必须离到期三个月通知超市经理。然后由超市经理汇总报表上报采购经理。如不上报所造成的损失由超市负责并罚款。 处罚金额：100元—200元。 5、超市员工应及时统计本柜组的所有缺货和需要的退换的货源，直接
上报给部门经理，不准出现货架缺货现象，否则处罚超市经理和柜组员工。处罚金额：50元—200元。 6、超市员工应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不准出现与顾客争吵或态度恶劣 现象，否则将进行处罚。 处罚金额：50元—200元。 7、超市员工应经常统计超市滞销商品和畅销商品，及时上报超市经理，所报结果由超市经理汇总上报配送中心进行处理，目的为增加超市 柜组营业额。 二、超市收款人员 1、应树立超市良好形象，杜绝与顾客争吵现象，如有突发事件应及时 通知超市经理进行处理，否则将进行处罚。 处罚金额：50元—200元。 2、如出现收款或输入错误，顾客找回，否则将对超市经理及收款员进 行处罚。 处罚金额：20元—100元 3、在超市每天结账时，收款员必须认真核对帐目，如出现假币、账目 不符现象，应及时通知配送中心办公室人员，认真核实是否属于计 算机故障，如属人为失误，将由超市经理与收款员承担。 4、在每天的销售过程中，如发现超市收款员私自退货（经超市经理同 意并签字的除外）的现象。 处罚金额：20元—100元 5、收款机区域内不得出现杂物如：私人购买物品、寄存物品或商品，
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 起源
第二章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这种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即使能从国外借鉴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尽管拉美国家90%的制度是复制欧美国家的制度，但其制度的绩效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到目前为止，用博弈论解释制度的起源还是最好的办法。持博弈规则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设计的观点，即规则制定是立法者、政治企业家或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明确设计的结果。在持博弈均衡论的经济学当中，关于制度起源问题，在一开始似乎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些相信进化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或自组织系统。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个概念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将首先分析制度的内涵与制度的构成；接着探讨制度的起源；最后略述一下制度的功能。 2.1 制度的内涵与制度的构成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了多少“制度”?这可能是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什么是“制度”?“制度”由哪些因素组成?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要探讨的问题。 2.1.1 制度的内涵
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总和。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流行的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类型。至于经济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 康芒斯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言，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 格鲁奇认为，“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 诺思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青木昌彦归纳了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做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一些经济学家将制度明确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诸如“行业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Nelson,1994）。诺思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制度应该被视为博弈规则。 青木昌彦的制度定义如下： “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日）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我们在导论部分曾指出，T.W.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用中国话讲，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舒尔茨关于制度的定义被以后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V．W·拉坦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一文中也将制度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 在舒尔茨看来，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他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该文曾获得《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授予的杰出论文奖)一文中对制度作了经典性的分类：
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 福利国家的定义：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 欧洲福利国家产生：欧洲福利制度的起源，如果从社会政策立法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中期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960，该法将对穷人的救济制度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是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稗斯麦政府颁布的《劳工疾病保险法》(1883),《事故保险法》(1884),《养老金保险法》(1889)为标志的。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快速发展，当时单一的社会救济和保险已经不能够平衡日益增长和激化的社会矛盾，欧洲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定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英国工党经过大选上台执政，采用了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勋爵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用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该国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因此而正式得名。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立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模式在欧洲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学者将福利国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而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一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福利国家的产生进程。 欧洲福利国家的类型：1。保守/团体型福利国家（conservative）, 这个种类的国家有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 2。自由型福利国家（liberal），国家如下美国、英国、加拿大。 3。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瑞典、丹麦。 这三种类型的国家福利形态各有差异，简单来说，第三种social democratic是福利最好的，而第一种conservative次之，最后也就是最差的就是Liberal的国家了。 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Andersen)开创性地把福利国家分为以下三个类型⑤: (1)“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美国为代表)。在这种福利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 不同程度的经济调查和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惠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对于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服务制度而言，履行普遍性标准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充分就业。在公民离开学校之后和退休之前，必须保证所有公民有充分的可能得到报酬优厚的工作。 第二，高水平的工资。最低工资的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使得所有公民有能力私人购买能够保护他们免受疾病、残疾、临时失业和养老重负的必要的退休金和保险计划。 (2)“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代表)。该制度类型的特点是，只有 当家庭保障的功能被严重削弱时，国家才开始提供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 (3)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该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旨在“寻求相当水平的平等标准
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 来源：作者：日期：2009-10-30 我来说两句(0条) 【制定程序】 司法解释规定，须通过民主程序制定。“民主程序”究竟该如何操作，法律法规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制定劳动规章制度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 1、由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提出草案 依据用人单位的管理、发展需要，着重考量在哪些方面需要予以规范，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可以组织有关人员或部门共同起草，必要情况下，应聘请专业人士协助起草。 2、提请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修改 3、由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审议通过 如果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大会，则应通过适当方式，如设立意见箱，在制定规章过程中使员工有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并且员工的建议和意见能充分体现在规章的制定过程、文本内容中。 用人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应注意保留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大会或者员工参与制定规章的证据，如在集体讨论、审议时要求职工参与并签名，保存建议信、意见书原件等。 4、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备案 根据广东省劳动厅发布的《广东省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审查备案办法》，用人单位制定和修订劳动规章制度，在审议通过后，应当在15日内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当给予回复，若三十日内未提出异议的，劳动规章制度即行生效。 劳动规章制度生效及生效时间应以是否符合本文前节【生效要件】中所述的三个要件为准，是否送交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并不影响规章的效力。但是，在遇到劳动纠纷需要适用劳动规章制度时，如果要同时证明规章生效的三个要件存在一定困难，那么，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和备案的程序则有着较强的证明效力。有些仲裁员、法官，甚至抛却三个要件，而迳行发问用人单位是否有报送劳动部门审查、备案的证明。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定后立即送交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和备案。
第二十七章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1．怎样认识社会学对制度研究的历史演化？制度研究成为当代社会学热点的成因与表现如何？ 答：（1）社会学对制度研究的历史演化如下： ①传统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斯宾塞：从社会生物主义与个人主义出发，主张制度的自然生成，认为通过政府制定的制度对经济、社会、教育进行调节时，会产生负面影响。制度的功能在于使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得到整合、实现秩序和稳定，制度是为确定社会关系和利益而由人们认可的程序和形式。 迪尔凯姆：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秩序不能化约为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制度总是处在不断形成、协调和衰败过程中，制度被人们所认同后，人们就会投入能量、情感，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被正式化、稳定化。 韦伯：制度包括习俗、惯例、社会规则、宗教、文化信仰、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群、组织、阶级、特权团体、市场、法律与国家等；每种制度都有着独特的权力和机会结构。制度不是既定的，而是在行动中形成的。 卡尔·波兰尼：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市场化会损坏社会交往与文化结构，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嵌入性的，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社会与经济目标存在很大的不同。 帕累托：制度背景主要反映的是情感而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合理性。 传统社会学对制度的认识的共同特点：把制度与组织等同起来；认为规范与制度不同；注重社会制度及其变革的比较分析。 ②现代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帕森斯：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中心，制度理论应与行动理论结合起来。在综合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从行动本身角度来解释社会制度的产生，但他最终走向了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制度之所以产生在于它有重要功能，而它又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化，内化于人们的内心，人只是制度规范的木偶。 默顿：制度结构对行动既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支持，行动以社会结构为选择中介，选择在机会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 霍曼斯：个体行动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个体行动对于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符号互动理论：制度是行动者建构的，同时又会影响行动者。 冲突理论：制度是冲突的产物与解决途径。 ③后现代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a．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路向 现代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假设已经失败，反对科层制、自由民主制度、平等、中立性程序、非人性法则；反对整体性、元叙事，强调非正式制度如风俗、感觉、个人经验、反思、传统、神话、宗教等的作用；反对二元分离，主张行动的实践性；反对理性，主张不确定性、多样性、复杂性，并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中来思考制度问题。 b．后现代主义的建构路向 从经验出发，制度与人的行动将达到本真的统一，其中伯格与拉克曼在现象学方法论与常人方法学的基础上，指出制度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的一种建构，制度与行动是合二为一的，而人们总是存在把先前人们行动过程中产生的制度物化或者静态化，从而使人与制度发生分离，人成了制度的制约对象，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编号：中国科举制度起源时间 甲方： 乙方： 签订日期：年月日 X X公司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下面为大家精心搜集了一篇“中国科举制度起源时间”，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科举制度： 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从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2019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为止。 明经、进士： 科举考试在贞观时，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测试考生记诵儒家经典的能力。进士科包括策问、加试经史、杂文(后来主要考察诗赋)，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考察考生的治理政事的能力。 科举制度的特征： 1.从文化渊源上来看，科举制度是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统”政策和精英治国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2.从选才方式和原则来看，科举制度以考试为核心，分设科目，面向广大读书人的公开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 3.就其发展轨迹和功能变迁而言，科举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鼎盛与衰亡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为国家选取良才的通途蜕变为人才成长的桎梏。 4.从经历时间来看，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到清末废除，期间将近132019年的历史，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历程，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对比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有什么进步性： 1.使庶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九品中正制评定等级的标准是门第，出身豪门者即可评定为上品，出身寒门者只能评定下品，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科举制是面向全阶层的读书人，实行相对公平的竞争，特别是宋代实行糊名法，门第的作用无法发挥。
英国福利制度改革 改革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 1.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支出结构越来越不合理。1949年，社会保障支出在英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3.5%，到1997年已经上升到32%，成为英国财政支出中比例最大的一项，几乎等于教育支出的三倍。从1978年到1997年，英国社会保障的实际支出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其增长速度高于其他任何一项政府支出。 英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根据经济状况调查支出的福利金，它是为收入和储蓄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人提供的救助，主要包括收入补助金和住房福利金。二是缴费性福利金，主要包括退休养老金和工伤保险金。三是既不需要接受经济状况调查也不需要缴费就可申请的福利金，主要是残疾福利金和儿童福利金。到了1990年代末，原有的福利制度使得不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福利项目的支出比重越来越大，而这显然会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不仅如此，由于这种支出结构还在客观上打击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些人的积极性，同时对公民的储蓄动机产生了负激励，其长期结果将是进一步恶化政府财政状况。 2.“福利陷阱”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种消极的收入补偿制度，而没有起到鼓励公民通过工作和储蓄来实现自立的积极作用。“福利陷阱”是指由于非工作状态时的福利水平较高，领取的资格条件要求较松以及工作时的收入过低所引起的一种对福利的过度依赖现象。由于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从领取福利状态转变到工作状态时收入增加幅度很小甚至为负值，因此，这些福利享受者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摆脱对福利的依赖。福利制度本身缺乏强制性激励也是导致福利陷阱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福利项目基本上都没有要求适龄福利申请者积极地接触劳动力市场，接受培训或者从事志愿性工作。另外，英国伤残鉴定制度的不合理也导致一批人落入福利陷阱。由于伤残鉴定的结果只有全部残疾和无残疾两种，所以只要是通过了全残鉴定，那些即使还能够从事一定工作的劳动者也不用再去寻找任何工作，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靠福利度日。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文件JHJ-HR-C&B001-201101 1 福利管理制度 2 3 1. 目的 为贯彻实施员工福利政策，体现公司对员工的关怀和爱护，增强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金辉集团全体员工（香港公司另行制订），各公司根据本制度规定的原则制定适合自身情况的管理实施细则，经集团批准后执行。 3. 休假 3.1 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员工放假，包括：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1天，“五一”劳动节 1天，端午节1天，中秋1天，“十一”国庆节3天，共11天。 3.2 员工可享受的带薪假期包括：年休假、婚假、丧假、生育假、病假，具体如下： 3.2.1年休假：员工在公司工作满1周年方可享受带薪年假，具体内容参照本地年休假细则执行： A、员工可根据工作安排并征得上级领导批准同意后休假。休假的一般原则如下： ①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具体标准：入司2年以下（含2年）享有年休假5天；入司2年至5年（含5年）享有年休假7天；入司5年以上享有年休假10天。
②一次休假在5天（含）以上的，需提前一个月申报休假计划，未提前申报者，直接领导可以拒绝此类休假请求； ③年休假只在当年有效，不累计到下一年； ④各地方公司总经理、集团公司部门总经理及以上人员的休假须报总裁批准并由集团行政人事管理中心备案。 ⑤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休年休假的，对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公司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B、计算方法：年休假按工作日计算，最小休假单位为0.5个工作日，不足0.5个工作日以0.5个工作日计，超过0.5个工作日不足1个工作日以1个工作日计。可多次休假。 C、凡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享受当年年休假： ①一年内病（伤）假和事假累计共超过30天； ②一年内休产假； ③一年内连续事假超过15天或累计事假超过30天。 如在年休假后再请病（伤）假、事假、产假超过上述规定时间的，则在下一年度取消年休假。跨年度休产假的，只取消一次年休假。 D、员工在因病或非因公负伤请假时，如当年年休假尚有剩余，可按年休假审批流程从年休假中折抵，经公司同意后作为年休假处理。 3.2.2婚假：对依国家婚姻法履行正式登记手续的转正员工给予婚假7天。 3.2.3丧假：直系亲属（指配偶、子女、父母或配偶之父母）去世，可休假5天；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可休假3天。 3.2.4生育假：
文学社的规章制度 （一）社员有权参加文学社和学衔组织的有关文学方面的各种活动，包括各种讲座、辩论、笔会、研讨会、征文及外出参观访问等； （二）社员在社内有选举权，有权通过社员大会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学社长、副社长、秘书长、部长（主编）、副部长（副主编）等社团领导； （三）社员的各类作品在校刊有优先发表权，优秀作品向上一级报刊推荐发表。 第三章文学社社员义务 （一）社员有参加社员大会及社内各类活动的义务，不得无故缺席，凡缺席三次者取消社员资格； （二）社员有严格遵守文学社各种规章制度的义务，凡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以相应的教育形式：批评、警告、除名； （三）社员有按时向文学社交稿的义务，每月交稿一篇，两次不交稿者取消社员资格； （四）社员有服从社内各级干部安排的工作的义务； （五）社员有在社外宣传文学社、发展新社员的义务，有采集优秀稿件的义务。 第四章文学社组织机构 文学社领导机构由社长、副社长、秘书长、部长（主编）、
副部长（副主编）小记者（通讯员）组成。 各岗位职责为： （一）社长：全面负责文学社的一切事务；要及时了解和掌握社内的重要情况，是社员大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二）副社长全权负责《晨冉》等书刊的工作；安排所辖部门的工作，可具体调配社员工作；负责各项活动的安排及具体实施，要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学活动，并做好总结。安排所辖部门的工作，可具体调配社员工作； （三）秘书长：全面协调社内各项事务；负责社员的考核、奖励、惩罚及档案的管理。 （四）部长（主编）：全面负责本部的各项事务。按照上级的安排，制定本部相应的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及时了解和掌握本部的重要情况，定期召开本部会议，并定期将本部的工作情况向上级汇报。 （五）副部长（副主编）：协调部长搞好本部内的工作。具体事务由本部部长安排。 第五章文学社活动 （一）活动宗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繁荣校园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能力、组织能力等多方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信息素养，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