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主要三大流派
- 格式:doc
- 大小:26.50 KB
- 文档页数:1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作者:谭融郝丽芳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06期摘要: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
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
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05-06“新制度主义”一词最早是美国人马克·图尔(Marc R. Tool)在其1953 年的博士论文《新制度主义哲学:凡勃伦、杜威和康芒斯》中提出的。
而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的提出,则是自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on)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之后。
此后二十多年,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得以迅速发展,一些学者甚至将新制度主义的演进视为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即“范式革命”。
本文拟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分歧以及新制度主义诸派别间相互融合趋势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理论加以评析。
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以前的制度主义研究过于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过于注重描述,“常常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
[1]与传统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动态、过程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2]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分析角度上都进行了研究范式的更新。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ree Schools of Political Neo-Institutionalism
作者: 卓越[1];张珉[1]
作者机构: [1]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出版物刊名: 教学与研究
页码: 80-87页
主题词: 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但自身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制度研究的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问题。
在新制度经济学陷入困境的同时,政治学领域兴起了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浪潮。
本文从制度观,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制度变迁理论、历史、社会背景和文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地位等方面,对政治学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进行了述评,分析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蓬勃发展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走出困境带来的启示及其对我国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我们将首先简要介绍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然后重点分析三个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和方法论。
通过深入探讨这些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应用领域,我们将揭示它们如何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我们将总结这些新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政治科学领域,制度一直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传统上,政治学家们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形式和结构,而较少关注制度背后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更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因此,新制度主义应运而生,试图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制度问题。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历史演变和路径依赖,认为过去的制度选择对当前的政治现象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制度主义则关注制度与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认为制度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从个体行为出发,探讨个体如何在制度框架下做出最优选择。
这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各有侧重,但都试图超越传统制度主义的局限,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对这三个流派进行详细介绍和评价,以期对政治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二、政治科学概述政治科学,亦称为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的学科。
它旨在理解政治权力的分布、运行和影响,以及这些权力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理论、政府体制、国际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等。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传统上,政治科学倾向于使用定性和案例研究的方法,着重于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
然而,近年来,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政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2008年 第9期WWW.W8818.COM学术探讨浅析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及流派文/王珍珠摘 要:新制度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
本文简要分析了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并进一步介绍了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背景;流派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08)9-0252-01一、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在探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这一问题上,国内有两位学者的意见较有参考价值,一位是朱德米,另一位是何俊志。
他们认为从理论渊源上说,要探讨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必须结合整个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进行。
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制度的研究首开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先河。
从此,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早期如柏拉图对“理想国”莫尔对“乌托邦”、安德里亚对“基督城”社会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
传统制度研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基本稳固的前提下开始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来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
政治学家开始把关注政治现象的焦点由制度建构、制度解释、制度设计转向了公共政策,即具体的政府过程研究上去;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战。
20世纪30、40年代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次范式转换——行为主义革命,即政治学家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学中的宏观、静态、规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传统制度研究主要从逻辑上推演并建构政治制度,在语言符号上充满了价值描述和评估,忽略了个体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行为主义决心将政治学建构为可验证、可量化、动态的科学。
名词解释1.行为主义:该方法认为应该将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实际存在的可观察到的政治行为上。
行为主义非常重视对政治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并要求在进行价值去除的同时,在现象和数据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掌握和运用数学、尤其是统计学的定量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得出明晰的结论,从而达到对政治行为的解释、预测、控制。
行为主义发展出来的理论形态主要有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沟通理论等。
2.政治系统论:代表人物有戴维-伊斯顿、莫顿-卡普兰等,政治系统论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不注重使用国家这种模糊的概念,以政治系统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从宏观的角度对政治过程,特别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的价值进行研究,其研究过程:首先,确定系统和环境的边界,然后从系统和环境的互动过程来具体分析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和反馈过程。
3.结构功能主义:西方政治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之一,着重以政治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强调分析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源自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帕森斯在《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提出。
美国政治学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首次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学激起西方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热潮。
一般来说,结构功能主义所谓的政治结构是指政治角色之间固定化关系的形式,即政治行为的模式。
所谓的政治功能是指政治结构的活动后果或影响。
阿尔蒙德将整个政治体系,从结构上分为政治体系结构,政治过程结构、政治政策结构三个层面。
从功能上分为体系功能,过程功能,政策功能三个类别。
4.政治沟通理论:沟通理论原理是动力工程学的一种理论。
美国政治学学家卡尔-多伊奇最先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
发表了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沟通理论。
政治沟通理论是政治系统通过对信息的沟通达到正确的决策。
从而有效的适应和控制环境的理论,它也以政治系统为研究对象,特点是把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信息的交换和控制过程,集中研究政治系统中的决策活动及信息沟通。
名词解释1.行为主义:该方法认为应该将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实际存在的可观察到的政治行为上。
行为主义非常重视对政治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并要求在进行价值去除的同时,在现象和数据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掌握和运用数学、尤其是统计学的定量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得出明晰的结论,从而达到对政治行为的解释、预测、控制。
行为主义发展出来的理论形态主要有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沟通理论等。
2.政治系统论:代表人物有戴维-伊斯顿、莫顿-卡普兰等,政治系统论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不注重使用国家这种模糊的概念,以政治系统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从宏观的角度对政治过程,特别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的价值进行研究,其研究过程:首先,确定系统和环境的边界,然后从系统和环境的互动过程来具体分析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和反馈过程。
3.结构功能主义:西方政治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之一,着重以政治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强调分析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源自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帕森斯在《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提出。
美国政治学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首次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学激起西方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热潮。
一般来说,结构功能主义所谓的政治结构是指政治角色之间固定化关系的形式,即政治行为的模式。
所谓的政治功能是指政治结构的活动后果或影响。
阿尔蒙德将整个政治体系,从结构上分为政治体系结构,政治过程结构、政治政策结构三个层面。
从功能上分为体系功能,过程功能,政策功能三个类别。
4.政治沟通理论:沟通理论原理是动力工程学的一种理论。
美国政治学学家卡尔-多伊奇最先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
发表了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沟通理论。
政治沟通理论是政治系统通过对信息的沟通达到正确的决策。
从而有效的适应和控制环境的理论,它也以政治系统为研究对象,特点是把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信息的交换和控制过程,集中研究政治系统中的决策活动及信息沟通。
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制度变迁模式研究作者:郭金鹏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5期摘要: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三大流派,即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这三大流派各有其自身的特点。
同时,通过对其制度变迁模式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加深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变迁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一)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孕育于社会学界的制度研究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派别之一,其重视“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张人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可供人选择的行为都深受规则和制度的影响,个人的行为是对特定制度和规则的遵从。
认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实际上是受到背景限制的理性,坚持修订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观点。
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进行关于制度理论的规范研究时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这得益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丰富学术资源和它本身对于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的重视。
同时,它所具有的缺陷与弊端也使它得到诸多批评,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的界定“过于宽泛并模棱两可”,不仅正式的制度,结构,规范等也被划入制度的范畴,同时其对制度和组织的区分不够明确,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其次,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主张在许多情境下略显无力,“它们在制度创设或改革的过程中,忽略了承载着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之间权力冲突的重要性”[1]。
其三,一些社会学者提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文化和认知的强调虽然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社会生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社会学长期以来重视社会结构的研究传统。
[2](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致力于对国会问题的研究,它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拓展和进步,为政治学研究引入了经济学的方法。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理性人假设”法,其认为利益的最大化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多种动机中最稳定的因素,它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个体层面研究政治行为。
新制度主义理论概述新制度主义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
他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并发现了制度与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与停滞中所起的作用,建立了一套“制度—选择—经济和社会结果”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
该理论与方法在80年代被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
美国斯坦福大学詹姆士·马奇和伯根大学约翰·奥尔逊合著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被西方一些政治家看作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已成为西方继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一种新的政治理论。
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对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结合基础上的扬弃与超越。
它经历了一个兴起、运用与总结及反思的发展过程。
从制度与作为政治主体的个体关系这一角度看,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即古希腊城邦政治中人与制度的原始互动观--向中世纪神学政治中人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的观念的转变--再向近代政治观中强调个人对制度的设计主导作用的转变--最后向行为主义革命后现代政治学对制度的反思及制度与个体关系的重新思考的转变。
经历第三次转变后的个体与制度的关系,是一种多维的、立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对这种关系的清楚认识,有助于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
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3]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
[4]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治学理论,它主张政治制度对于个体的政治行为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地重复旧制度主义,而是在重提制度的学术意义的同时,吸收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经验主义方法,使得其研究工具更为丰富。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变迁等方面。
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主要流派。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事件和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制度变迁是由历史事件所驱动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强调个人在政治行为中的理性选择,认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选择最有效的制度。
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关注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一反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常量,只研究既定制度下微观经济活动的方法,主张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绩效产生决定性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制度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分析等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
总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学理论,它对于理解政治现象和推动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摘要】新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新理论,本文主要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制度;流派新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80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其内部流派众多。
如盖.彼德斯把新制度主义分为规范性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实证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7种。
克拉克教授认为新制度主义只有两个流派或两种分析路径,即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和以结构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
而在学术界最普遍被接受的分类方法是由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提出的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界关于历史制度主义内容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有学者认为“制度是与组织和正式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惯例相连的。
”[1]其范围涵盖宪政秩序、官僚体制内的操作规程和对工会行为起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
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变迁一般来说可内生地归因于制度本身的运动所引发的变迁。
更进一步说,制度变迁也可归因于技术变迁,政治变迁和观察到的组织失灵。
制度变迁也可以由人口的增长而引发。
”[1]但是制度变迁是渐进的,是在既有的制度基础上的创新,而非对制度作全面的理性设计。
还有学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而路径依赖“由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规模经济和与现存组织相联系的范围、合作的失败,以及分配问题而引发。
”[2]彼得·豪尔与罗斯玛丽·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四个明显特征:(1)它倾向于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2)它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它注重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它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的整合研究[3]。
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的缩略方式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是一种新制度主义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制度对行为和实践会产生重大影响。
这一理论认为,制度是社会和组织中的规则和惯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式和决策过程。
在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中,制度被看作是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们可以促进或限制个体和组织的行为。
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是一种比较新的制度主义理论,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并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
该理论包括三个主要流派:制度经济学、制度社会学和制度政治学,它们都试图解释制度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是neo-institutionalist theory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强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制度安排对经济活动和发展的重要性。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仅是规则和法律,它们还包括组织结构、契约和文化等要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道格拉斯·诺思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等经济学家是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诸多关于制度与经济行为的理论和模型。
制度社会学和制度政治学分别强调了制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作用。
从社会学角度看,制度社会学关注社会规范、价值和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制度对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影响。
该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塔尔科特·帕森斯、彼得·伯格和阿莱纳·斯特拉斯夫等社会学家。
而制度政治学则关注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制度政治学认为政治制度中的规则、程序和权力结构对政治竞争和协商有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影响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也影响政府机构和政策的形成。
探讨选举制度对政治代表体系的影响、行政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
代表人物有罗纳德·英厄姆、亚伦·怀尔逊和乔恩·艾尔斯特等政治学家。
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等几个流派。
各派之间差异很大: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产生于美国国会研究,其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时存在局限。
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种假设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即阿罗不可能定律,但在现实之中却存在一个稳定的多数,为了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们转向了对制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流派,诺斯被视为理性选择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探讨制度问题,以个人理性的假设为基础通过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
它仍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财富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合作,但合作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囚徒困境”就被用来描述合作的困难性,交易成本的出现是难以合作的结果,合作产生于危机情况如战争、自然灾害和多轮博弈中,但危机情况和多轮博弈中产生的合作会遇到“搭便车”和欺骗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监督,加强监督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就成为必需,制度的作用如温加斯特(温格斯坦)所说为行为者提供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使行为者遵守制度,从而实现行为者的自我实施,进而实现制度的自我实施。
2、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
在他们的著作《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对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提出了批评。
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区别于单纯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强调义务和责任,但也没有忽视人的自利特征。
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习俗、惯例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
3、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制度主义流派,它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对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
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
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中指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相对明显的四个特征: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
第三,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
第四,历史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