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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1]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1]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1]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

【摘要】:中国典范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的写人艺术: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是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传记文学;史记;人物描写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

传记文学的写人,只有打上时代的烙印,才显得深刻丰满。《史记》中的伍子胥,作者就是把他放在吴越之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展示他的激昂形象。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当伍子胥在吴国受谗言陷害,被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天叹呼,数落吴王夫差的背德,“听谀臣言以杀长者”,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不同的是伍子胥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而是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

形象截然相反。伍子胥喷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梓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特色十分切合伍子胥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人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司马迁通过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使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再现。

《史记》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把他放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来刻画的。项羽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不学书,去学剑,又不成,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他凭八尺之躯,扛鼎的力气,斩尉起义,带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钜鹿鏖战,一举消灭暴秦的生力军,分封诸侯,自号霸王,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地道的英雄好汉。他与刘邦争天下“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出马,敌人眼不敢视,手不敢发,千人皆废,即使到了末路,仍突围斩将、刈旗。告别爱姬、赠乌骓,直到把头颅交给朋友领赏。项羽从24岁起事到31岁乌江自刎,正是那个狂飚式的时代象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项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表演,才显示出虎虎生气,展示出一个失败的英雄本色。

二、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

如果说时代是一个大舞台,那么场面就是人物展示形象的小舞台,司马迁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原是“赵宦者令缪贤舍人”,他有智有勇,能言善辩,且热爱国家,不畏强暴。在《史记》中,“完壁归赵”一节最能表现他的性格特点。秦王提出以十五城易璧后,赵国君臣陷入了“予”与“勿予”的矛盾之中,而蔺相如一出场几句话,就把“予”和“勿予”的利害分析得清清楚楚,并自愿出使,保证“臣请完璧归赵”,何等智慧,何等胆略!到了秦廷,他先是礼貌地把璧给秦王,其实这是他捕捉住了秦仗势骗璧的心理而故意为之的。秦王见他如此,果然赶快“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这当然骗不过他,他假装受骗,暗中派人送回璧,自己却勇敢地留下。在秦设九宾之礼准备受璧时,他出人意料地告诉秦国,“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为暗中送璧回国提出了有力的理由。接着又表面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送璧来,秦选割十五部予赵,赵岂敢留璧得罪于大‘王乎”,不得不让人心服口服!最后坦然表示“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事已至此,秦王又能奈何?结果“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蔺相如“毕礼而归”。就在这样一个又一个险象环生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蔺相如镇定自若,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讽刺了秦王的贪婪。紧张的行动场面使蔺相如的冷静、机智和勇敢怀一一凸现。《史记》写荆轲刺秦王的场面同样令人惊心动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日:‘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锯以骂??”这里肉搏惶急的场面,语言急促,气氛热烈,在一片慌乱情急的场景描写中,刻画出了荆轲深入虎穴,视死如归的孤胆英雄形象。试想,若没有了这样的场面描写,荆轲的英雄豪气,壮士雄姿是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来的。

三、用典型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

任何一篇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典型环境的描绘都离不开真实而生动的细节描写.一个细节在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的作用上,有时和一个情节、一场戏肩负

着同样的作用。所谓“于细节中见精神。“而司马迁就是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物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形象栩栩如生。《史记》的项羽形象就是最好的体现。垓下之战,四面楚歌,项羽被刘邦逼至绝境。项羽“自度不得脱”,对仅存的二十名骑兵说:“此天下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但同时又对天的给定性发出了挑战,他重排阵式,再度冲锋,斩将刈旗。“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压人。而当乌江亭长劝他“急渡”时,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发出了勇者豪迈的笑,“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这一笑,是高傲,是不可战胜的韧性,是不与现实调和的霸气。一笑,自刎而死,何等壮烈、威严。作者用这一个“笑”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代英豪临死前的风姿。项羽死前又一次强调“天亡我”,而非“战之罪”,这自然是他凭一己私智征服天下而失败的症结所在。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传神,逼真,项羽以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超越了到来的及未来的悲剧。

诸如此类典型的细节描写,在《史记》人物传记中比比皆是。《史记·陈涉世家》写陈胜躬耕于垄上嗟叹的细节,是为大泽乡揭竿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史记·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的细节,突出了张良所以能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修养和心计;《史记·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乡党均分社肉的细节,表现出陈平的干练之才;《史记·李斯列传》写李斯见鼠而叹,表现出了李斯志在窃取高官厚禄的精神世界。司马迁正是用这种细节描写的手法,才使人物形神毕肖的,有许多人物,也正是由于这些细节故事才借以流传后世,成为人们的佳话。

四、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传记文学写作的成功与否,全在于语言的运用,而个性化的语言最能表现传记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典范,不仅叙述语言简洁,而且精心锤炼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善于用人物对话去表现人物独特的思想、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特征,为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毛遂,原是平原君门下的食客。秦围邯郸,赵国危在旦夕。长平之战赵国损失四十万军队,唯一的希望是外来援助。于是平原君欲合纵于楚,下定决心要“歃血于华屋之下”。本想从数千门客中取‘‘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却仅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这时毛遂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明自己并非无能,而是“未处囊中”,使平原君口服而让其成行,其余十九人则是“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似乎等着看他的笑话。“得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议论,十九人皆服”,则说明毛遂的才能的确出众。到了楚国,先介绍会盟情况,“日出而言之,日中而不决”,平时藐视毛遂的十九人说“先生上”,既说明了他们的一筹莫展,也说明他们想看看毛遂有什么本事。毛遂挥剑而上,首先质问楚王:“从之利害,两言两决耳,今日出而言之,日中而不决,何也?”足见他的聪明和外交才华。从一门客身份,本是无权与楚王对话,直接责问,自是无礼,所以他说得较含蓄,但言外之意甚是明显。而楚王不假思索地质问“客何为者”,并叱之:“胡不下?吾乃与尔君言,汝何为者?’,此语一出,反被毛遂抓住把柄:“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按剑而前,‘十步之内,王不得持楚国之众也’’,足见他的胆量。列举“汤以七十里之地王灭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说明实力也必须以正义为后盾才能秦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继而历数强大的楚国,三战而受制于秦,这种百世之怨,赵国也感羞愧,楚王却“弗知恶焉”,激起了楚王对秦国的仇怨。最后晓之以利:“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一席话说得楚王“唯、唯”,当即承诺合纵。毛遂以辞折服楚王的过程,是最能反映毛遂性格的一部分。在整个过程中,他示之

以威,责之以礼,明之以理,晓之以义,请之以利,充分表现了毛遂出众的胆量、见识和辩才。司马迁用人物个性化语言来摹写人物,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生动活泼,真实感人,人物的个性十分鲜明突出。

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侧面描写在内容表达上委婉含蓄,简洁精炼;;在艺术效果上能达到韵味无穷,流传不衰的功效.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也采用了采用侧面描写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几段。“广居右北军,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里,不敢入右北军”,通过匈奴的反应来反衬出李广的影响力,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而当李广引刀自颈时,“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足见李广深受爱戴,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李广的高尚品质。这样的侧描写比平板式的说明论述更具人情味,更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如《酷吏列传》还描述了酷吏们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襄太守时,一日竞“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日:“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从侧面反映了汉武帝的残暴。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对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部《史记》写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为各种人物立传,不仅写帝王将相,也写下层小人物,《史记》形成的优良的传记文学传统,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至今仍可视为传记文学写作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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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 司马迁《史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留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首先,白描手法的运用,正面描写人物。 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逼人。语言丰富精炼,寥寥数语便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项羽这一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间暗含着司马迁对项羽的同情与敬佩.在他的笔下,项羽堪称是英雄.何先生从史记评价人物的角度指出司马迁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项羽乌江自刎,笑傲死亡,一方面让我们对他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赞不绝口,一方面又渗透了司马迁对他致死不悟的深切同情,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意味. 其次,精彩的行为描写,以环境渲染来衬托人物。 《项羽本纪》中,在鸿门宴的情节惊心动魄,先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接着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情况紧急,樊哙“侧其盾以撞”,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人物之间矛盾却没有进一步显现,樊哙尽也从良而坐了。这才使得沛公得以逃脱虎口,紧张的行动场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一一凸现。又《项羽本纪》中,“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有些许的夸张,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四面楚歌,刘邦军霸天下,而项羽却仍有如此之能耐,足见他的威性之大,神态可怕了。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1]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浅论《史记》人物形象

浅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申艳丽 准考证号:050204100323 【内容提要】:《史纪》开我国纪传文学之先河,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很有特色。本文主要从人物描写的方法、互见法的运用、突出人物形象的崇高美和司马迁的圣人情结等方面来分析《史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色。 【关键词】:《史纪》互见法崇高美圣人情结. 【正文】《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西楚霸王所表现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拨动每位读者的心弦,而兵败垓下是的苍凉及霸王别姬是的柔情,则带给我们一丝丝的惊讶,表面豪放霸气的项羽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开创汉代百年基业的刘邦,其神秘色彩在司马迁笔下戛然而止,《史纪》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司马迁以一个伟大史学家海纳百川的心胸还原了历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小人物荆轲第一次在司马迁笔下登上正史的大雅之堂,综观《史纪》全书,不管是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家喻户晓的名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赵奢、廉颇、韩信;还是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郭解,他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史纪》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所以鲁迅先生曾称赞《史纪》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毫不过分的。总所周知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遇,通古今之风云成一家之言”的气度,更是让人折服。《史纪》中,看不见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对同时代的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史纪》中所展现的人是真正的人,复杂的人,有个性、完整的人。从总体上说,《史纪》人物形象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三大特点。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文/魏娜摘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

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第五小学)

《史记》悲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主讲人:曾尚兰 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 做人方面的启示。 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 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 (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刺客形象分析 (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1,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 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

臣知遇关系”2。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 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 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3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 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 象――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

摘要:中国典范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的写人艺术: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是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传记文学;史记;人物描写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 传记文学的写人,只有打上时代的烙印,才显得深刻丰满。《史记》中的伍子胥,作者就是把他放在吴越之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展示他的激昂形象。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当伍子胥在吴国受谗言陷害,被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天叹呼,数落吴王夫差的背德,“听谀臣言以杀长者”(《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不同的是伍子胥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而是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形象截然相反。伍子胥喷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梓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特色十分切合伍子胥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人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司马迁通过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使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再现。 《史记》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把他放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来刻画的。项羽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不学书,去学剑,又不成,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他凭八尺之躯,扛鼎的力气,斩尉起义,带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钜鹿鏖战,一举消灭暴秦的生力军,分封诸侯,自号霸王,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地道的英雄好汉。他与刘邦争天下“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出马,敌人眼不敢视,手不敢发,千人皆废,即使到了末路,仍突围斩将、刈旗。告别爱姬、赠乌骓,直到把头颅交给朋友领赏。项羽从24岁起事到31岁乌江自刎,正是那个狂飚式的时代象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项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表演,

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

谈谈《史记》人物形象

谈谈《史记》人物形象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和文学上的巨著,其文学成就影响深远。而《史记》的人物形象就是它的一大特色,为后世作者的创作开创了先河。 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描写的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就其从社会价值和价值判断来说,《项羽本纪》就有典型的意义。人们对事物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作出判断,就称为价值判断。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社会历史性,是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具体情形。社会价值是指人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史记》里的本纪,本以各代帝王为中心,叙述各朝代的兴亡及重大政治事件。项羽虽没有成功帝业,但因为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在秦汉鼎革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他发政令、称霸王,权同帝业,所以司马迁列项羽于本纪。项羽一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一心要成就一番大业,但由于他本身性格上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认识上的偏差,作战谋略上的失误,血气方刚而智谋不够,最终只能是走投无路,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对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项羽本纪》一文中自始至终都曾做过生动传神的描写。如写项羽年少时学书学剑都不成,但他却自有道理:“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他的一番话就体现体现出了他只求一蹴而就,不懂得循序渐进,逐步积累自己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来使自己有足够的阅历来对付战乱中的各种情况。后来,他的叔父就叫他去学兵法,但“又不竟学”,半途而废。但他的大志却也着实难得,如他看到秦始皇巡游会稽,渡钱塘江,便“口出狂言”:“那人可取而代之。”他力大无比,才气超人。为了自己能在战乱中召集各路各派,反倒秦军并能使下属无所谓惧作下了铺垫,埋下了伏笔。如他在进攻秦军的过程中,由于看不惯守义在危难之中还兀自贪图享受的行为,便谎称“守义和同齐国合谋反楚,楚王密令杀掉他”,而杀死了守义父子。 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的具体体现;然后,引出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否正确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结论。 可见,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必须坚持真理,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使项羽更为骄傲,本来就无深谋远虑的他更显得头脑简单,轻视敌人。当时项羽兵有四十万,刘邦只有十万。下属范增劝项羽:沛公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如今进了关,什么都能抛弃,一心想成就自己的事业,要赶紧进攻,不要失掉良机,否则会后患无穷。但项羽却根本听不进,而轻信项伯的话,在鸿门宴时,,他明明可以杀了刘邦,但他却白白失掉了机会,给刘邦消灭自己创造了条件。 鸿门宴以后没几天,项羽就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咸阳城,他以不可一世的气概,推翻了暴虐的秦王,却也因为残酷的烧杀而失掉民心,同时埋下了日后败亡的凶机。项羽行军打仗有勇有谋,可是政治头脑却太幼稚,他竟然凭使者的一面之词,就怀疑衷心耿耿的范增勾结刘邦。 在项羽流动作战疲于奔命之时,刘邦却不断为巩固自己的基业而深谋远虑,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楚汉优劣形式发生逆转,刘邦正拥有广大的后方,实力大增,乘机发动垓下之战,

《史记》中塑造人物地艺术手法

《史记》中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史记》中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摘要】 《史记》开创了史书纪传体的先河,以其在人物描写上所达到的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它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它将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展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它使用互见法,既使人物个性鲜明突出,又不损害其性格的完整性,也保持了历史的真实,不溢美,不隐恶;它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它“成一家之言”,对人物的看法不盲从不偏激,合理评价,客观中肯,在此基础上精心选择材料,选材为人物描写服务。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笔法在书中描摹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 人物形象。 【关键词】 《史记》人物描写互见法一家之言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以完整的体例成为正史之祖,开创了史书纪传体的先河,并且以其在人物描写上所达到的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的表示了他写作《史记》

的目的和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自然不是否定前人的成就,而是继承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司马迁创造了史书纪传体的新体例,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是陆机在《文赋》里总结的写作经验。传记文学中写人物的对话也是如此。有时候,将最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对话,放在最紧要的地方,画龙点睛,整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刻划出来了。司马迁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上也是颇具匠心的。《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蔺相如面对廉颇的骄横无礼,“不肯与会”、“称病不朝”、“引车避匿”,但作者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也是读者的疑问),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摘要: 《史记》以朴素平实、简洁形象的语言,在“本纪”、“世家”、“列传”中不仅以纪实的方法完成了对历史性事件、人物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在实中有机地融入了“虚”——合理虚构的成分,以天才的艺术思维和高明的表现技巧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历史叙事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的文学色彩,显示了有别于传统史书的历史人物叙述方式,在“史”的叙述中有着浓郁的小说因素,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史记》;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实录性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史记》其主旨是“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于其形成,则是司马迁在“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基础上惨淡经营的成果(《报任安书》),它完成了自上古(黄帝)至汉初(武帝太初)三千年间的历史发展展示,是古代历史的伟大叙述,更是古代历史事件、人物的高超演义。司马迁还运用了材料的使用和酷文的转换来达到这种“春秋笔法”的创新。材料的运用中,他力图通过互文法,相互参照,又更是使用了将不再外功,相不在内管的奇特材料安排,把褒贬都突出表现出来,见其运用材料时的匠心独运。如:蔺相如把功立在了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上,却没有多描写其出现在协助赵王处理内政事务上面。《史记》的叙事具有实录性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叙事上的实录性特征,不仅得到了自汉以来历史学家的肯定, 而且也经历了一些出土文物和文献的应证。陈直在《史记新证》中说:“太史公作《殷本纪》, 合于殷墟甲骨文者, 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纪》, 虽无实物可证, 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如《楚世家》之楚侯逆, 楚王頵, 皆与传世铜铭文相符合,尤见纪载之正确性。又如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 即无从参考。更如《汉兴将相大事年表》,所记立大市、立谷 口邑、立阳陵邑等,皆不见于《汉书》,反与出土古物若合符节。”历年来的出土文献, 都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记人和事的真实和可信,而《史记》的真实记述又为我们研究出土文物和文献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叙事的实录性特点, 已是无可质疑的了。 《史记》中, 司马迁能跳出当时人们对刘邦一味赞颂的氛围, 冒着丢掉性命的生命危险, 以史家的胆识, 如实地“实录”了刘邦的行迹, 表现出强烈的叙事实录性特点。司马迁不仅在叙写汉朝开国君主刘邦时能做到叙事的实录性,而且就是在叙写本朝皇帝汉武帝时, 也能做到“文直、事核”, 坚持叙事的实录性。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史记》中记载汉武帝生平事迹的《今上本纪》已早不存在, 据说, 汉武帝闻司马迁作《史记》, 便下令取景帝及已本纪观阅, 以为 不当, 怒而削去之。现在《史记》中的《孝武帝本纪》是后人从《封禅书》中截取文字补缀而成。这一传言虽然不可信以为真, 但《今上本纪》确不复存在, 丢

史记人物分析知识讲解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

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

史记人物形象解读

韩信——痞子中挖出的宝玉 高2012级44班程宇豪 《史记》还没有读完,太懒只读了十多篇,一说到写人物评论,马上就想到了韩信。司马迁说,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太史公是不会跑来怪我的。 平民韩信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为平民百姓时,贫穷,没有好品行,不能够被推选去做官,又不能做买卖维持生活,经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人们大多厌恶他。曾经多次前往下乡南昌亭亭长处吃闲饭,接连数月,亭长的妻子嫌恶他,一早把饭煮好,在床上就吃掉了。开饭的时候,韩信去了,却不给他准备饭食。韩信也明白他们的用意。一怒之下,居然离去不再回来。 平民韩信,是比刘邦还要痞子的一个痞子。他穷困潦倒,品行恶劣,经常寄居在别人家吃闲饭。不过这并不影响韩信的形象。穷怎么了?坏怎么了?要说成大事的人,肚子里没点坏水儿是不可能的,穷更是能激人奋起,要是腰缠万贯,韩信就得“被起义”而不是“去起义”了。 再侃侃他从别人跨下爬过的事儿。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的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罢了。”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

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嘿,这可不是个纯爷们的所作所为。换作我,要是能打赢,我就把那屠户打成国宝,收为小弟;要是能打平手,我就请几个痞子来一起把他打成国宝,收为小弟;要是他能把我打成国宝……打不赢,我还不能跑吗?你说你投降也可以,那也没必要钻跨嘛! 综上,我断定韩信早已达到了无视名誉,无视道德,无视脸面,无视一切的神级境界。有两种人是这种境界,一种是曹操,刘邦,吕布之类的霸主;还有一种便是傻子白痴…… 创业韩信 说白了,若不是萧何识才,刘邦爱才,韩信到死都成不了大事。在项梁手下,韩信默默无闻;在项羽手下,韩信默默无闻;在刘邦手下,韩信默默无闻;若当初逃跑成功,只怕他就永远默默无闻了。韩信是千里马,但他总得不到机会表现自己,不是没有伯乐,而是不懂得展现自己的才能。刘邦拜韩信为将后,终于识出了这匹千里马,而后重用韩信。由此韩信当了大将军,左丞相,相国,齐王,楚王,最后被贬为淮阴侯,王侯将相竟全都当了个遍!韩信熟谙兵法,自言用兵“多多益善”,作为战术家韩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其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其指挥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都是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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