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概论
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领导是一门科学：领导，顾名思义，就是领而导之。“领”就是率领，“导”就是引导。
从经验领导到科学领导
江泽民在1989年就提出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的要求。他为领导科学下了一个极其精辟的定义：领导科学就是研究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领导工作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些规律是可以学习和把握的。
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这样区别领导和管理的：
领导者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把事情做正确；
领导者必须想到后天，管理者只想到今天和明天；
领导者代表历史的方向，管理者代表一种过程；
领导者即便下了台仍然有他的追随者，管理者没有了管理对象就什么都不是。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本尼斯认为，领导和管理有以下区别：
管理者注重的是制度与组织，而领导者注重的是人；
管理者喜欢守成，而领导者则喜欢创新；
管理者常依赖控制，而领导者则常激发信任；
管理者只顾眼前，而领导者会有创见；
更精确地说“管理是怎么去做”的问题，而领导则是“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
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认为，领导和管理它们各自的主要功用不同，前者能带来有用变革，后者则是为了维持秩序，使事情高效运转。，领导能带来变革，并不意味着领导行为与秩序毫不相干，相反，有效的领导与高效的管理相结合，将有助于产生必要的变革，同时使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
毛泽东认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毛泽东还阐发了领导艺术问题。他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里的“心”，说的是思维，说的是领导艺术与领导者的才智主要与思维能力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巧妙的领导艺术来源于巧妙的思维，而最巧妙的思维莫过于辩证法。照辩证法办事，就可以使我们领导干部的领导艺术达到炉火纯青，这是毛泽东领导理论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迪。
领导就是服务：这一命题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仅科学羊准确地界定了现代领导的定义，而且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深刻揭示了现代领导的本质。邓小平指出，进行现代领导，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主体的思想，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认为，领导要做好服务，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他强调，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定要紧紧扭住这个中心工作，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回答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新形势下实施现代领导的本质和方向，，邓小平强调领导的服务性，实质上是要求各级领导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坚决抵制和克服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要求各级领导切实改变那种长期形成的领导机关不是为基层和企业服务，而是让基层和企业围着领导机关转的状况；要求各级领导积极改革领导和管理体制，创造一种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的客观环境；要求各级领导少说空话，多于实事，不仅要讲长远利益，也要讲“实惠”，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上述这些要求，使“领导就是服务”这个命题，有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针对性，表明邓小平关于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不仅继承而且在科学内涵上发展、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古代领导修养理论及其借鉴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修养的民族，先做人，后做官，这是中国人的基本政治信条。无论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都强调领导者修身的重要性。在中国政治哲学（或领导哲学）中，最流行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际上就讲出了这样一个最浅显也是最根本的道理。作为儒家治国思想的经典著作，《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一“齐”一“治”“平”就是古代官吏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就生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然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否认杰出人物的重要作用，而是把这些人物的作用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特别是放在千百万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
“五种能力”与“五个方面能力”的区别和联系：
党的十六大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的“五种执政能力”是：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党要不断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即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府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第一，要求的对象不同。十六大提出的“五种能力”主要是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侧重点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执政素质和本领；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五个方面能力”，则是针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提出的要求。能否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对我们全党的重大考验。
第二，，划分的标准不同。十六大提出的“五种能力”中，“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是从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角度来划分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现代化建设的领域来划分的；“依法执政的能力”是从党的执政方式来划分的。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五个方面能力”，涵盖了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党的执政活动的全部领域。因此，从最根本、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这五个方面能力，是我们党执政最全面、最根本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