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醒龙的新乡村小说

试论刘醒龙的新乡村小说

内容摘要 刘醒龙在对传统乡土小说继承与发展中，经过自己的加工、改造和整合，创造了新乡村小说的基本形态，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新乡村小说代表。

关键词 刘醒龙 新乡村小说 语体改造 主题深化

刘醒龙，祖籍湖北省团风县，1956年1月10日出生于古城黄州，1961年启蒙于英山县石镇区中心小学，1973年2月毕业英山县红山高中。1973年5月后成为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1975年1月入英山县阀门厂，当过车工、车间副主任、厂办公室秘书、办公室主任等。1985年1月被调入英山县文化馆工作。1987年11月被调入英山县文艺创作室任副主任、主任。1989年4月调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赤壁》文学季刊常务副主编，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994年4月调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2000年11月当选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5月任《芳草》文学杂志总编辑。2006年11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年4月在安徽省《文学》月刊（即《安徽文学》）上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1992年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先后在《青年文学》第三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在文学界有将这一年称为“刘醒龙年”的。2005年出版三卷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该作品潜心六年写成后，先后获“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和“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大奖决审团奖”。2005年6月、2005年11月和2007年1月，先后在武汉、北京及上海举行了《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

乡土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要的一支，从20年代乡土小说发端以来到80年代经过三次发展阶段，乡土小说本身实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题材范围的择取、小说结构的营造、叙述语言的追求到主体意识的观照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新的乡土小说形态，这就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乡村小说，而刘醒龙就是最突出最有成果的代表。

目前对刘醒龙创作研究很热闹，正处在泛研究阶段，比如刘醒龙小说文本精神、作品主题、创作意识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他的小说类别的总体研究还很不够。当然，要对刘醒龙新乡村小说作一探讨和归纳，除了对他创作各阶段以及文本作理论分析，还须把他的创作放在乡土小说发展的历史框架中，从乡土小说发展的规律和变化中寻找新乡村小说的基本因素和重要变核。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刘醒龙的新乡村小说，一是从“五四”到刘绍棠，为什么没有产生新乡村小说；二是刘醒龙新乡村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三是新乡村小说形态的基本特征。

1.从“五四”到刘绍棠，为什么没有产生新乡村小说

乡土小说是新文学中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一个类别，自鲁迅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并给以基本界定后，乡土小说的形态基本上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这就是以农村生活为内容，以农民为表现对象，以田间气息泥土芬芳为氛围，着力写出地域风俗人情为艺术追求，以写实与通俗为基本写作原则等诸方面组成为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

20年代到30年代，产生了一批乡土作家和乡土小说，如许钦文和他的《故乡》、《赵先生的烦恼》、《鼻涕阿二》、《回家》，王鲁彦和他的《柚子》、《童年的悲哀》、《阿长贼骨头》，彭家煌和他的《怂恿》，王任叔和他的《疲惫者》，许杰和他的《惨雾》等。从作品内容倾向来看，主要是通过反映农村贫困生活，写出人间世态炎凉，来表达作者感伤情绪，从表现手法来看，无论粗犷原始还是细腻写实，都具备浓厚的地方乡村色彩。甚至可以说，不是因为题材所致而正是这种浓郁鲜明的地域乡村生活气息才确立了乡土小说的地位。也正是这样一批作家和作品，不仅构成了20年代至30年代我国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而成为故乡小说先驱，而且对今后乡土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但是这些作品的本质特征主要是“远离故乡”的“回忆”，鲁迅称之为“侨寓文学”，也就是说，这些乡土小说作家“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又因为身着异地，“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因此，“隐现乡愁”，“人间的愤懑”，“要逃避人间而不能”，“农村的衰败”，都被作家描绘故乡风俗人情的凝重情调，郁闷气氛，缓慢节奏和简单情节掩盖了悲愤。用茅盾先生的观点来说，最早时期的乡土小说的“色味”不是对乡村生活强烈、热忱而忍痛的表现，而是对乡村生活沉闷的脱离，无论他们用怎样地笔调描绘出新鲜的乡村生活，作品所寄寓的是小知识分子的愤懑心态，这就是乡土小说第一阶段的“侨寓”特征。

40年代，两种主要因素影响着乡土小说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对农村生活、农民意识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二是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促进了乡土小说创作的调整、充实和深化。在农村题材的具体内容方面有三种主流，一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反映农民追求新生活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它们体现了传统的乡土小说的成就。一种是反映农民战斗生活的作品，如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这些作品在反映的生活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已大大突破了早期乡土小说的格局，以流派的面貌使乡土小说在形态上走向一个新的起点。第三种是反映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情绪的作品，比如沙汀的作品《困兽记》等，在他的作品中，再看不到作家“脱离故乡”，“回忆故乡”的侨寓情绪，而是通过描写他们冲破困境，追求希望，反映了这一时期乡土小说作家被生活重新点燃的热情。从这一类作品中可以看到对早期乡土小说的直接继承与延续。

但是，这一时期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作品已经萌芽，这就是直接以经济领域的斗争为中心内容，使乡土小说的主题内核发生了重要变化。欧阳生的《高乾大》是最著名的代表，在这些作品中，农民再不是满足于土地的获得者，而是占有土地、领导经济斗争的干部形象。作为反映农村生活的题材，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这类作品的概念化倾向也是与之并存的，后来一直影响到《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削弱了乡土小说的艺术魅力。自《高乾大》以后，这类作品在乡土小说中基本不见，这是值得遗憾的。

乡土小说发展到当代，刘绍棠成为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对传统叙事手法的运用，对乡土风情的熟娴勾勒，对乡土人物的鲜明塑造，使乡土小说的形态在传统意义上达到饱和，成为乡土小说发展到当代新时期的典范。他早期的《运河的桨声》，后来的《田野落霞》，新时期的《柳蒲人家》都是当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之作。尽管如此，刘绍棠或以刘绍棠为代表的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最鲜明的还是语言上的继承，当代经济变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反思，农村复杂的新生活画面等，在这些作品中基本上没有被再现。

80年代，高晓声创作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陈奂生上城》系列，在题材内容和语言表现上开始有所变异，浓烈的乡土气息被富有喜剧性的故事情节所代替，纯朴的语言变得幽默生动起来，农村的生活以及农民对经济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是在都市生活的压力和破坏之下迸发出的强大活力。但是，新的乡村生活的本质，即新经济投射下的乡村生活的真实性还未来得及在这类作品中获得充分展示，同时，新乡村小说的语言寻找也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落脚点。

2. 刘醒龙新乡村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

在刘醒龙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异香》的《序》中，提到“他的创作始于1979年”，而在他1994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集《秋风醉了》的《作者小传》（自叙）中表明他的创作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从被收入集中的第一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发表时间来看为1984年8月似乎更可靠，这是与作者反复强调“84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相符的。从《黑森林》来看，作者的创作意识、审美趋向、表达能力和语言运用都呈现出惊人的尺度，那么此前有没有作品？有什么样的作品？我们不得而知。假如有，那么他对乡土小说的运作之初究竟是忠实承袭还是执拗反叛，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刘醒龙小说面世之初就具有了神奇的乡土风情，“乡土”在他那里，已不再象许钦文、彭家煌那样，是伤感的回忆，逃脱的故乡；也不再象赵树理那样运用明白不误的语言讲叙明白不误的事理；也不是象刘绍棠那样用原始温馨的语言对原始温馨现实的再现。“乡土”在刘醒龙视野里只是一个棋盘，而棋子是按着他的想象与构思去落位，铺成一幅强调主体观照的新乡村图。从1984年起到现在，这幅新乡村图大致经过了反叛、重构、整合三个阶段，使一套新的语体由远而近地建立了新乡村小说的基本形态。

对乡土小说的反叛是刘醒龙创作早期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在他的创作意识和作品里，“故乡”并不是他要追寻的生活场所，而是要追求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点上是与早期乡土小说作家有根本区别的，在许钦文他们那里，回忆故乡也好，表现故乡也好，都只是想把精神、怀念和寄托永远丢在那里，而身首却永远离开那里。严格说来，刘醒龙是把乡村的生活场所和追求的精神家园紧紧绑在一起，这就引起小说情节、构思和语言的极大变异，如《黑森林》、《灵》、《大火》等，我们从这些离奇的故事，魔般的语言中很难审视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形态，但是作品所展示的实实在在的乡村生活场景和风情，的确让我们感到乡土小说巨大的生命所在。在《河西》、《大水》、《两河口》、《人之魂》、《天雷》这些作品中，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同归于尽，让我们领略到一种令人惊心动魄、喜而猝慄的新的乡村生活气氛，也领略到作者意志对新乡村小说创作既超然又落实的投入。这种反叛的创作气势和艺术结果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倒挂金勾》、《牛背脊骨》。

如果说反叛是刘醒龙创作走向新乡村小说的第一阶段，其重要之处在于对神奇意识和语言诡丽方面的追求，那么随后的创作调整使他进入了新乡村小说的重构阶段。所谓重构是指作者在奋力寻找漂浮的精神家园时，把更多的寻找可能性投入已远离的异地，将浪漫的视野渴求和最普通实在的生活内容展示完善统一，对生活内容和本质作更深层次地表达。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致从1988年开始到《威风凛凛》的产生。经过长时间的审视与艺术积累，作者在反映主体上开始正面切入乡村知识者，在生活层面上开始集中切入经济变革和因之而带来的振动，在语体上开始寻找直率和鲜明的表达方式。《返祖》描写的乡村生活已经与以往乡土小说有了不同的味道。随后努力表现乡村知识分子面对经济变革所造成的压力不亚于过去土地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压力，这一点在《威风凛凛》以及其他作品中被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时代背景和观照视野使作者认识到，神奇的表达方式不足以构成新乡村小说的“现实存在”性。物欲的挤压，灵魂的漂泊，人生的萎缩，令人愧疚的庸俗已不是都市生活独有的特征，而传统的乡土小说又缺少充分的展示。刘醒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烈驱使他对乡村小说创作的调整，用他的话来说，“苦心经营”是他重构阶段的准确概括。从《威风凛凛》到《村支书》已经具备了新乡村小说的雏形，比如悬念神奇的结构，人物的鲜明刻划，临近的时代氛围，强烈的乡村生活气息，写实幽微兼有的语言，都投入了作者主体意识的观照。

1992年以后，刘醒龙以他无法挟制的创作力创作了《凤凰琴》、《秋风醉了》、《菩提醉了》、《黄昏放牛》、《暮时课诵》等，从题材的扩大、主题的深化、形式的变更和审美趣向的突破等方面把乡土小说推向了新乡村小说的确立阶段。在刘醒龙的笔下，乡村再不是远离城市远离我们的“市”外桃源，而是有着同城市一样深刻复杂的生活内容、精神风貌和时代气息，这一切又必须灌注在新的乡村生活中，又从新的乡村生活中再现出来。《凤凰琴》中对乡村生活的风土描写是极节省的，重心放在对简单沉闷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