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戈 重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中心的分析 (2)

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意义郗　戈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通过“背景还原”的方法具体地历史地揭示马克思哲学观中所蕴涵的“非形而上学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与传统观点相区别,形成对于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意义的全新理解。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非形而上学化的整体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径和环节,虽然其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特征”,但仍然对后世西方哲学的转型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　哲学观　哲学对象　哲学的功能　哲学本质　非形而上学化一 自笛卡尔以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石和基本框架。

马克思以主客体关系为前提,其哲学观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哲学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首先,马克思推进了主体范畴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笛卡尔把主体当作与物质对立的“自我”实体,黑格尔把主体绝对化为脱离个体人的“精神”实体,作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基础规范和统一性原则。

实体性“主体”的鲜明特征就在于其抽象性和超历史性。

康德以非实体性的“先验统觉”代替实体性的“主体”,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场域之内。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把“主体”概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把主体的状态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具体的历史境域之中,从而把主体理解为在现实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具有现实社会意识的个人 。

通过实践概念,马克思既保留了“主体性”哲学的全部理论能量,又拓展了它前所未有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创造性意义。

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哲学“主体的退隐”和“小写的人”的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启迪作用。

其次,马克思推进了“客体”范畴的非形而上学化进程。

持二元论和唯物主义立场的形而上学家普遍地把客体看作“物质性的实体”,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以现实的主体性活动即实践为基点,把物质存在主要地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结构中的一端,理解为主体对象性活动的前提、对象、资料和产物:客体进入了主体活动的结构中而构成其现实的要素。

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随着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研究，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

当然，只停留于强调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的思想之中，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逻辑，从而批判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种批判的重构中，以下情况显得非常重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中，通过反思其哲学基础而形成的；这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必须在这些维度上同时展开。

如果从这种复杂语境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从一般物质生产出发的哲学理念，它更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哲学批判。

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有其各自的理论视域与理论意义。

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

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也有助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生产逻辑的引入及其哲学意义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并将生产逻辑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那么首先就需要说明生产逻辑的引入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从中说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自近代以来，哲学的探索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理性不仅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依据，而且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

如果将社会历史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世界与精神生活世界的话，那么物质生活世界只是理性的附属品。

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物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是不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得不出什么让人满意的东西。

到了维柯之后，这一局面才得到初步的改变，人的历史生活成为哲学探讨的对象。

这就给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透视物质生活世界。

在这一问题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给出了新的思路。

虽然在哲学前提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经验论为基础，但其关注的是当下的物质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与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关注中，自然需要与劳动构成了两个立足点。

作为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生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疑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而位于历史起点处的卢卡奇则向我们亲身示范了如何创新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卢卡奇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正如吕西安·戈德曼所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方法论层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把先前有关历史思想的作品中主导性的非时间意义结构的现象学思想，替换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意义的时间结构和建立在总体性上的动态思想”，将受第二国际理论家冷落的历史辩证法“再一次呈现了”出来，借此，卢卡奇在哲学层面牢牢屹立在了“他此后明确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a 戈德曼的解读提示我们，在百年后重新思考卢卡奇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个重要切口是把握作为新晋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是如何挣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束缚，开辟出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发展空间的。

历史地看，面对革命难题与理论困局，卢卡奇敏锐洞察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背后的实证主义，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彰的理论氛围中b ，通过挖掘“蒙尘”的历史辩证法，从被实证主义笼罩下的资本主义物化社会中实现了“理论突围”，较为出色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挺进的理“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最新进展及反思研究”（23CZX004）；中国博士后科人本与实证之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3M741644)；南京大学新时代文科卓越研》的编译与研究”，法学博士。

a [法]吕西安·戈德曼：《重访卢卡奇的早期著作》，谢瑞丰译，载张亮主编：《卢卡奇研究指南》（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19页。

b [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历史辩证法的再发掘：卢卡奇批判实证主义的当代审思赵　立[摘　要] 回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历程，卢卡奇突破实证主义意识形态束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求索为我们昭示了创新发展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

西方现代性思想家主要从观念、文化和心理层面来理解现代性的矛盾，与此不同，马克思主要通过资本逻辑来看待现代性的矛盾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居于现代性矛盾的核心，从内部规定着现代性矛盾的本质。

现代性在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日益展现出四重规定性：“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和制度原则，“文明”则标识出了现代性的实质内容，“进步”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向度，而“发展”则是现代性的价值依归。

资本逻辑也正是从这四个方面决定了现代性的矛盾本质：资本逻辑诱发理性的自我分裂，策动文明进程的逆转，造成社会进步的巨大代价，引发人的发展的根本悖论。

一、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理性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和制度原则，而理性正是资本逻辑在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具体表现和实现手段。

资本构成了社会生活理性化进程的原动力，资本逻辑规定着社会生活理性化进程的内在理路。

理性作为现代生活的制度和精神原则，首先表现为生活和制度领域的理性化进程，而这一进程并非某种自然发生的神秘过程，它恰恰根植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导源于资本的合理化的增殖欲望。

资本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其自我增殖的本性要求不断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1]297。

资本的这种增殖欲望并非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而是展现为“合理化了的欲望”：“资本的自行增殖———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包罗一切的目的；资本家活动的绝对欲望和内容，实际上只是货币贮藏者的合理化了的欲望和目的”[2]。

在这里，资本增殖所要求的“合理性”，主要是指一种“经济的合理性”：通过精确严格的计算和规划（成本核算、时间规划等），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成本的大量节省，从而以一定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

资本逻辑所推动的这种合理的计算原则，即计算理性，贯穿在现代社会之中，成为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轴。

按照韦伯的分析，资本主义主要是对非理性的财富欲、奢侈欲的抑制或缓解，“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3]。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郗戈内容提要应当从更高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契合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

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将进步的历史意识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向导，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性现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与现代中国发展息息相关的实践性问题。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直接关系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些当今时代根本性问题的阐明。

我们应当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野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实践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就是指，将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如何“指导”现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的？怎样理解这种“指导”作用？简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37从黑格尔到《资本论》：现代性矛盾的调和与超越郗 戈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4-0037-10无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本论》哲学，还是关于现代性理论的研究，都绕不开黑格尔与马克思（特别是《资本论》）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关涉到三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方法论或体系建构层面的外在影响；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着“成熟”与“不成熟”的断裂，是否存在从哲学向经济学的学科专业转换；三是《资本论》及其手稿是否存在着严格的学科界分，其中的哲学思想是否仅仅是指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上述这些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纵向和横向上的统一性、整体性问题，因而在思想史维度中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并非脱离问题意识的抽象比较，而是在现代性这一时代根本问题的思考历程中展开的。

当黑格尔将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扬弃分裂”时，他其实已经把各种哲学观念的对立理解为现代性分裂的症候，并力图以思辨哲学来加以调和。

① 黑格尔将“分裂”理解为现代性矛盾的实质：在取代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大一统体系之后，启蒙理性难以整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因而不能建立现代社会的有机统一。

而马克思则沿着黑格尔这一思路不断深究，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等著作的批判性解读，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性及其启蒙精神根植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异化之中，并根本地服从于资本统治，由此便真正抓住了现代性矛盾的要害。

一、现代性的内核：从国家到市民社会思想史研究表明，正是在黑格尔的启发下，马克思发现现代性的结构特征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参见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76-115页。

①摘 要 黑格尔对《资本论》的影响，不仅是方法论或体系建构上的外在影响，而且是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层面的内在影响。

马克思沿着黑格尔的现代性分裂与和解的思路不断深究，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等著作的批判性解读，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性及其启蒙精神扎根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异化之中，并服从于资本统治，由此便真正抓住了现代性矛盾的要害。

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2014-11-02《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作者：杨耕内容提要：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五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主题由“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二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未必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是实践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三是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资本批判的关系。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不仅与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与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

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

四是深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

科学社会主义以历史规律为前提，但它不是仅仅基于历史规律的推导，而是直接建立在资本批判的基础之上，由于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成为一门“科学”。

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前提，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为内容，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

五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生根发芽，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包含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不是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并用中国式的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犹如夏夜的群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这个群星闪烁的理论星空中，领域不断扩大，观点不断推出，问题不断发现、层出不穷。

爱考机构-人大考研-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郗戈郗戈个人简介生于1981年12月，陕西省商洛市人。

2000—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9年8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学学会理事等。

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本论》哲学、社会发展与现代性问题。

开设课程1.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硕士生专业课）；2.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3.主讲：“现代社会哲学原著选读”（本科生全校选修课）4.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科生学科基础课）。

科研项目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在研。

2.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在研。

3.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的矛盾本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已结项。

4.参与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课题组，已完成。

5.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在研。

6.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发展”，在研。

科研成果（2009年工作以来）著作：1.专著：《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当代阐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23万字。

（独立作者）2.参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张雷声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九章“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论”，4万字。

论文：2010年1.《资本、权力与现代性：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哲学动态》2010年第12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11年第3期全文转载。

福宁古五校教学联合体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满分150分，150分钟完卷）一、现代文阅读（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讲好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追求，是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多样性是文明存在的基本形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

每个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独特文化。

中国古人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就告诉我们，事物之间有差异是合情合理的，天下万物能一同发育而不相互危害，各种合理的行为准则能同时进行而不相互矛盾。

世界上从未出现也不可能出现某个单一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和文明，人类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形态模式，多元并存是基本格局。

资本的全球化决不能夷平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古往今来，中华文明秉持“和而不同”的融合传统，不断接纳、融合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发展壮大，用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

正因为拥有这种大度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纵观历史，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互鉴，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才能发展繁荣，只有加强对话、互学互鉴，人类文明才能熠熠生辉。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北京100091）政治经济学手稿与资本逻辑批判杨玲摘要：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就已形成了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架构。

其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与他们的生产活动出发分析资本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抽象”同一性、“劳动”同一性、“扬弃”同一性，颠覆被国民经济学家奉为永恒的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前提，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真正前提；同时通过揭示活劳动“质”与“量”的规定性，剖析异化劳动背后资本逻辑对人性的吞噬，指出资本逻辑的内在边界与限制，提出从资本逻辑的内部瓦解与人类活动的外在超越出发扬弃资本逻辑。

关键词：经济学手稿；资本逻辑；边界与限制；超越中图分类号：A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8-0005-07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作者简介：杨玲（1990—），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研究生。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与必然趋势。

作为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共谋，资本逻辑具有两方面内涵：以“资本”为切入视角，资本逻辑是指剩余产品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运动过程以及资本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对人们生活领域的操控；以“逻辑”为切入视角，资本逻辑是指隐匿在理性形而上学背后的交换原则和价值标准。

虽然作为新近的学术话语，“资本逻辑”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但是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并没有缺席。

除了《资本论》这一大部头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形成了批判的基本架构。

即马克思从现实的人与他们的生产活动出发对资本逻辑展开了透彻有力的解构，颠覆了被国民经济学家奉为永恒的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前提，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真正前提；分析“雇佣劳动是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的规定性，[1](p119)揭露资本增值背后对人性的吞噬；并从资本逻辑的内部瓦解与人类活动的外在超越出发提出了扬弃资本逻辑的基本路向。

资本逻辑、全面异化与人的发展悖论郗戈【摘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正是资本逻辑导致现代人的发展过程始终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悖论.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人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扭曲了人的发展进程.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异化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关联:资本与现代异化都遵循同一种颠倒的主体性逻辑,具有相同的历史起源和实体结构,资本统治构成了现代异化的根基.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全面异化,加剧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就必然表现为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脱节与分裂.【期刊名称】《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13)004【总页数】4页(P395-398)【关键词】马克思;资本逻辑;人的发展;异化;现代性【作者】郗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A1社会进步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有其具体的内涵:只有社会进步的诸种成就最终落实到人自身的发展上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进步”。

人的发展是现代性的价值指归,现代性本身构成了人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然而,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人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扭曲了人的发展进程。

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二重性作用,一方面,资本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积极本质;另一方面,资本又具有扭曲人的发展、使人的发展片面化和残缺化的消极本质:“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

”[1]406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来看,正是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发展过程始终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悖论,这集中体现在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异化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并由此产生出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对抗与分裂。

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的逻辑,而异化则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特质。

那么,资本逻辑与异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资本与异化都遵循同一种颠倒的主体性逻辑,具有相同的历史起源和实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