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审查大纲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一、概述
㈠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
如为改扩建矿山, 应说明矿山现状、
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㈡编制依据
(1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况。
(2 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
如经储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
对改、扩建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 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㈠该矿产在国内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1、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2、国内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㈡产品价格分析
1、国内矿产品价格现状。
2、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㈠矿区总体概况
1、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2、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3、该设计与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㈡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1、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2、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
谈鲁迅《故事新编》的解构与建构摘要：鲁迅的《故事新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把英雄、圣人置于一种尴尬境地，使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作者在荒诞中消解了传统的英雄观和历史观，重塑了人性化的历史文本，构建了普通世俗人物与圣贤平等的话语权，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
作者在解构的同时又在建构，可以说是一部后现代语境中具有民族狂欢化色彩的创新型文本。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解构建构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取材和写法上明显不同于《呐喊》和《彷徨》，存在着“杂糅”、荒诞、“戏仿”等特点，鲁迅称之为“油滑”。
“油滑”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对语言审美规范的一次大胆探索，是一次最富冒险精神的语言实验，更是他对语言维度创新的无限拓展。
鲁迅在“油滑”的感情基调中，肆无忌惮地挑战一切传统方式的道德理念及价值观，在消解旧有意义框架的同时，也在构筑一种崭新的新视角文本。
一传统的“祛魅”——解构“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传统的“祛魅”是借指传统历史文学活动中那种统一的、官方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带有欺诈性的文本，“我们只存在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一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我们只有些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
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质疑排斥历史，认为宏大历史必须消解，回到私人话语的个人历史才可能靠近真实。
巧合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鲁迅就具有了这种历史观。
鲁迅曾经说过，“历史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历史在古文献中总处于被扭曲、被侵吞、被玩弄的命运，古文献所汇成的“正史”由此成为一种夸饰的、美化的想象物，必须破坏古文献的既定逻辑，进行一种革命性叙事，提供一种完全意义的现代解释。
《故事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意义与文学本体阐释赵井春【摘要】本文从素材与题材的性质区别、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手段与“油滑”的关系、文本单义与复义阐释方法的差异等多个视角,对《故事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和意义阐释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以《奔月》为案例,提出了《新编》回归文学本体阐释的新思路.【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00)002【总页数】7页(P53-59)【关键词】《故事新编》;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本体解释【作者】赵井春【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10.97鲁迅《故事新编》(以下简称《新编》)的文类性质、创作方法、意义阐释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1］。
20世纪90年代，在文体论、新批评、巴赫金文化诗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下，《新编》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开拓和挖掘，其成果已在苏懿等撰写的《近十年＜故事新编＞研究综述》［2］和姜振昌等撰写的《新世纪鲁迅研究综述》［3］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但学界认识分歧依然很大。
本文试图从素材与题材的性质区别、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手段与“油滑”的关系、文本单义与复义阐释方法的差异等角度，对以上争论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
一、《新编》文类的性质问题在《新编》诸争论中，文类的性质是首要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就有“历史小说”论、“新的历史小说”论、“讽刺小说”论、“寓言式的短篇小说”论、“以‘故事’形式写出的杂文”论等争论［1］。
九十年代之后，文类问题还在争论，但有所发展，代表性的有“新历史小说”论、“文化寓言”论和“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论。
“新历史小说”论以姜振昌为代表，认为“新历史小说就是杂文化与历史小说的结合”［5］。
“文化寓言”体论以孙刚为代表，他认为《新编》各叙事文本共生着“三种异质性文本”，即它是由历史文本、自传性文本和现实性文本的结合体，这三个文本统一于文化的寓义中，它以“寓言”的方式呈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世界［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