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主权观和人权观的发展与成熟

第30卷第6期 2017年11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 30 No. 6 Nov. 2017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主权观和 人权观的发展与成熟

吕怡维(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350)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中国在国际人权活动中承受到重大压力。为争取 主动权，中国调整了主权观,联合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提出“亚洲模式”和“人权相对性”来抵制欧美国 家的干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使自己的主权观发展日益成熟。待到90年代末中国的综 合国力大增长、维护主权的能力大提升之后,签署了两项关键的人权公约。进人01世纪后，中国坚持走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努力为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关键词]亚洲价值观;人权相对性;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中图分类号]DF 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194(2017)06~0043~06[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0I] 10.13951/j. cnki. issnl002 -3194. 2017. 06. 005

一、人权相对性与亚洲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受到了西方世界 的“制裁”，不但双边关系和贸易受到了严重影 响，在人权领域也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 紧接着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世界格局发生前所 未有的剧变。在人权领域内，中国承受到国际 环境的重大压力，认识到必须主动出击，把主动 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中国在国际舆论和干预面 前除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外，还从另外 两方面主动进行了抗争和反击。一方面，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受

到的制衡力量大大削弱，使得不少亚洲国家感 到不安，西方国家在经济援助或贷款时常常又 附带人权等其他条件，这更引起了诸多不满。 中国利用这股“反感西方情绪”，和马来西亚、 越南、卩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组建起“亚洲联 盟”，在人权领域应对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 由于中国的经济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开始 持续稳定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3年宣 布中国的经济比预计的大四倍，从平价法衡量 已仅次于美国和日本。①面对中国经济的飞跃 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位置，多数国 家都无法再维持对中国“经济制裁”的政策，美

[收稿日期]2017-01-25[作者简介]吕怡维（1986 -)女，重庆市人，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 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公法、国际人权法。①Christopher Findlay and Andrew Watson, u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Dependency in China”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 eds) , China Rising ：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Rutledge, 2000, p. 113.44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国、法国、德国等陆续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最后，中国作为具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一，西方国家意识到在中国拒绝合作的情 况下，联合国部分机构的正常运行必然受到影 响，特别是海湾战争之际，中国在体制内的“王 牌”（否决权）使得想要启动联合国机制的美国 等不得不做出妥协。另一方面，90年代的中国，在主权和不干 涉原则上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人权的相对 性”。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强调的主权原则 不再是单纯地坚持“绝对主权”和“人权纯属内 政”，而是演变为新的一种形式，即主权和人权 的相对性结合一致，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 这归因于中国从国际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状况 出发，认识到世易时移，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绝 对主权”观点已经响应者甚少，人权在某些情 况和某种范围内不再完全属于一国内政，当今 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在人权和主权关系的认识 上已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在人权的概念和 解释上，却是存在讨论空间的。苏联解体冷战 结束后，美国克林顿政府出台了“推广民主”政 策，使得诸多亚洲国家指责美国把西方价值观 强加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加之发达国家常 常把人权和民主附加于援助条件中，引起了广 大亚洲国家的反对。1991年联合国发布了联 合国开发计划（UNDP)，针对其中的“自由民 主”条款，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了谴责和抗议。 中国代表要求UNDP充分考虑到会员国巨大的 发展差异、文化传统和社会情况，而不是强加少 数人的价值于其他人，这一立场得到了其他东 亚国家的支持。在之后的曼谷会议和维也纳会 议中，中国积极阐释、演绎“文化相对主义”和 “权利相对主义”的观点，和其他亚洲国家一起 倡导“亚洲价值观”来对抗西方压力。在曼谷 会议上，中国认为人权的概念具有历史和文化 相对性，并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的理解 和优先考虑。维也纳会议前夕，中国驻联合国

大使公开表示希望维也纳会议“注意到世界上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方面强调人权保 护的重点应该是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来侵 略，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不受干涉原则应该得 到尊重;另一方面强调各种权利的实现是相对 以及渐进式的，是在“各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 状态框架内”，把少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权 价值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必须坚决反 对。①在维也纳会议上，中国时任外交部副部 长刘华秋反复强调了主权、不干涉原则以及权 利的相对性，并把这些立场扩大到亚洲以及发 展中国家的价值观上。虽然两个会议的结果并 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但是中国找到了可以发 展和联合的“亚洲价值观”，把文化相对主义和 主权原则捆绑在一起，用文化观点服务于主权 原则，“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不强加西方价 值于亚洲”实际上是从文化层面强调“不干涉 主权和内政”，用人权的相对主义观点作为不 应该干涉一国内政的理由。

二、在维护主权的斗争中主权观的变 化与成熟90年代初期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为了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主要渠道。中国经济和政 治力量的增长迫使大部分国家恢复与中国的双 边关系，同时单边的干预有受到“报复”的可能 性，而多边的平台不但更具合法性且不易受到 压力。此时的人权委员会在组成上有了变化，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 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使得美国和欧洲的“力 量”大增。此时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他 们与中国除了历史上的友好传统外，还具有不 少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利益，是中国的支持者 和同盟者。从90年代初开始，人权委员会中就 一直持续着“斗争局面”，西方国家等致力于通 过一个西藏问题的谴责性决议，中国方面奋力 反抗，通过启用特别程序（no - action)来中止决

①联合国大会第47届会议上的发言，参考《北京评论》1992年1月10日第6期吕怡维: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主权观和人权观的发展与成熟45议的产生和通过。中国对于人权委员会这一 “谴责性决议”程序非常反感，认为需要改革这 类“对抗性”而非“对话性”的机制。对于大会 期间屡屡提出关于中国的决议，中国给予的回 击也体现了其在维也纳会议上的观点。首先是 从主权原则上反对西方国家和人权委员会干预 中国的内政，中国代表在1991年的大会上指 出：这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支持少部分试图把 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①其后巴基 斯坦、古巴和叙利亚代表都表示支持中国，谴责 提出此决议的国家违背了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原则。当1993年的会议上丹麦、日本等 各提出了一项“针对由提交到人权委员的报告 中描述的严重侵犯人权问题表示深切忧虑的决 议”，其中涉及到中国时，中国代表一方面指出 中国在改善民生和民权方面的重大进步，另一 方面谴责西方国家试图利用人权问题阻碍中国 的发展和富强。新华社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 中说：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有着不同的社 会、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发展状况，因此人权的 理解和概念也是不尽相同的。”②人权委员会从1980年开始引入了特别报 告员和特别程序机制，这一机制在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 )被人权理事会

(Human Rights Council)替代后，仍然保留了下 来。特别报告员或小组作为独立的专家，根据 不同的授权任务向委员会提出报告。他们的报 告中通常包括了针对任务的意见、结论等，并逐 渐形成就任务内容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惯 例，而这种行为在事实上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 默认。199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印度等几个国 家针对一项增加“酷刑特别报告员”权力的决 议提出了反对，酷刑特别报告员提出联合国人 权中心可以向政府就他们的人权状态做出建议

和技术支持。③中国代表团认为此举无视国家 主权，而“此类服务应该只有在主权国家明确 要求时才能提供”。④同年中国提出改革特别 报告员制度，认为现存的特别报告员数量过多， 存在重复、累赘的问题，授权的多数是关于公民 政治权利的任务，而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 任务明显不足等。虽然中国对现存的特别程序 机制并不完全认同，但是这并不妨碍该机制的 运行。在1995年，委员会的所有特别报告员和 工作小组均在他们的报告中涉及了中国，其中 “任意羁留工作小组”更是连续三年重点关注 中国，并反复向中国政府呼吁和建议。在3月 的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认为特别 报告员小组无权对他国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干预 和指责，他们的“充满了选择性和双重性标准” 的行为已经逾越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90年代前、中期，中国依然处于较大的压 力中，来自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压力和干预 使得中国在考虑“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 做出一些“柔性”姿态。宗教歧视特别报告员 曾表示他希望能够造访中国，在中国政府的邀 请下，他于1994年11月正式来华进行了参观 和查看。这是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第一次造访中 国，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对中国的法律、政策和 体制做出评价和建议，从主权角度看这是一次 重大妥协的姿态。1995年，中国发表了名为 “中国人权进展”的第二个“白皮书”。这一文 件的发表以及其与1991年“白皮书”的对比体 现了中国在主权的立场和人权的观点上进行了 重大调整。在权利上，1991年的“白皮书”强调 权利和义务的相辅相成，1995年的“白皮书”不 但强调权利，更试图说明法律和体制怎么保障 权利。在“白皮书”的最后章节，1991年的“白 皮书”倡导人权保护应该着重于生存权和发展

① 联合国大会第47届会议上的发言，参考《北京评论》1992年1月10日。② 新华社，1993年3月1日。③ Rosemary Foot，Rights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〇yd.ord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