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 格式:doc
- 大小:47.00 KB
- 文档页数:7
高中历史知识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易错点1 不能全面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全面理解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原因(1)直接原因: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2)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3)其他原因:贫富差距过大,市场相对狭小;分期付款过度膨胀,银行信贷泛滥;无限制的股票投机活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2.标志(导火线):1929年10月下旬,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
3.表现:股市崩溃;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人数激增;农产品价格猛跌,大量农产品被销毁。
4.特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它首先爆发于美国,随后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范围广、时间长、破坏性强的特点。
5.影响(1)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
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家降低工人工资、提高捐税等,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
(2)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加紧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激起当地人民更为强烈的反抗,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
另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战。
处于不利地位的德、日等国则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加紧对外扩张,使世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易错点2 不能全面把握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及影响1.特点(1)新理论: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
(2)新模式: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模式。
经济运行机制调整为:市场自我调节+国家行政直接干预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3)新起点:新政是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继续发展的新起点。
(4)新制度:罗斯福新政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资本主义生命的可行途径。
2.影响(1)渡过危机:新政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大危机,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选择目前,对中国经济形势有诸多争论,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运行有很强的独特性,其背景和原因非常复杂,政策选择的难度加大。
从不同角度观察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其结果差距很大,引起争论实属正常。
但是,如果对当前经济运行的认识不够全面甚至错误,就容易造成误判和政策决策失误。
充分认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背景,准确判断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重要。
1.对当前经济运行的判断:低通胀(适度通胀水平)的结构性投资过热(1)GDP增长率超过过热预警线有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年度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应在7%~9%之间,高出9%就应当视为过热。
虽然这一衡量标准过于简单,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也有学者认为是在9%~10%之间甚至超过10%)。
如果经济增长率长期高于潜在增长率,必然表现为经济过热。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GDP增长率超过9%往往伴随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
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GDP 增长连续三个季度超过9%,2003年第四季度达到10.7%,2004年第一季度达到9.7%,都接近甚至超过了经济过热的预警线。
(2)当前的经济过热主要表现为结构性投资过热主要表现为:①投资增长加快,部分行业超高速增长,投资过热的特征十分突出。
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2002年增长26.7%,比2002年加快9.8个百分点。
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0%,增幅提高15.2个百分点,只有1992年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增幅超过这一水平。
另外,部分行业投资超高速增长。
例如,2004年第一季度黑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106.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长117.5%;金属制品业投资增长130.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120.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投资增长91.8%;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53.1%;纺织业投资增长100.7%;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92.6%;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增长207.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投资增长127.2%;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增长94%。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一、前言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经历了一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浩大改革。
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而社会则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
在此,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探究中国二十世纪末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并列举相关案例,希望可以全面、准确地刻画这一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经济结构逐步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来说,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开放、市场计划和私有化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对外开放的改变。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外贸发展一直稳步增长。
1980年-199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从201.6亿美元增长到了3072.9亿美元。
几乎是原来的15倍。
而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较高知名度扶植和对外贸易环节的技术升级,外贸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强劲。
第二个方面,是市场计划的改变。
市场计划是经济计划体系逐步废弃后出现的一种混合经济计划模式,合理规范的市场竞争对于发展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7年中国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构想,就是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收入的逐渐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
市场改革方案包括贸易、债券、股票、房地产、金融和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
第三个方面,是私有化的改变。
随着社会变革,国企改革也越来越深入。
从零售商店到银行、工厂,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均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国有外,我们还能看到大量的合资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更加活跃、多元化。
三、抑制通货膨胀: 造就新的市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推出,中国经济走出了通货膨胀的阴影。
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1994年后中国政府就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增值税、营业税、社会保障等,都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201112227 臧凯一、演变历史以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而建立起正式的中央银行体制为标志,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开始实践。
在总体上,我国货币政策可以1997年作为分界线,之前主要是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表现出抑制需求的特征;之后是以反通货紧缩及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表现出扩大需求的特征。
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周期阶段,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也会存在着扩张与紧缩的方面。
(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在我国学术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普遍的认识是把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也当作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则明确地将货币政策的目标界定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1、1984—1997年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1)1984—1986年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反通货膨胀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翻两番”战略目标的激励下,我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
经过连续两年多的扩张,至1984年第四季度,经济已显现了明显的过热势头:为满足高速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财政收支出现较大赤字,而弥补赤字的货币超量发行,使得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致使1984年10月中旬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抢购风潮”。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央行开始实施以平衡信贷、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
应该说,这次货币政策实践是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干预向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间接调控过渡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和标志。
不过,由于当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货币政策工具也不完善,因而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
(2)1987—1991年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反通货膨胀为了满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投资与消费需求。
90年代经济发展状况90年代经济发展状况一、增长与结构(一)经济增长概况中国经济自1991年开始出现回升,GDP增长从1990年3.9%的波谷上升到8.0%。
1992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经济增长迅速加快,全年GDP实际增长达13.2%。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进一步刺激了本已旺盛的投资热情,使来年的经济形势更趋高涨。
1993年上半年,GDP的增长幅度高达14.1%。
虽然下半年开始的金融整顿使经济增长势头趋缓,全年GDP增长仍高达13.4%。
1994年,在财税、金融、外汇以及投资、价格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相继出台的同时,政府在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上采取主动和适度的调控,使经济增长速度在高水平上稍有回落。
全年GDP的增幅为118%。
(见表1)表1 增长与结构十四大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高峰期。
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既反映了周期性经济扩张的固有趋势,也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
一方面,“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战略要求,构成了宏观经济决策的主线,决定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以稳定经济、整顿经济秩序为着眼点的宏观经济政策,构成了政府调控的基本内容,影响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宏观环境和结构变动。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因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以投资推动为明显特征的。
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855.0亿元,比上年增长42.6%,其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27.29%上升至32.24%;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2458.0亿元,比1992年上升58.61%,其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至39.70%;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6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8.43%。
与前两年相比,尽管增长率有较大下降,但由于是在前一年的高基数上继续增长,投资规模的增幅仍是较大的,其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6.53%的高水平。
通货膨胀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
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中国经济于1990~1992年经历了三年的低通货膨胀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活跃。
到199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金融业陷入无序状态。
国内金融市场,大量资金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银行、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逃避央行的规定和监管,为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量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
这次通货膨胀的起因有人形象地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此次通胀的治理以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措施为起点。
中央政府于1993年夏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朱镕基总理亲自任人民银行的行长。
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纪律;使国有银行与其隶属的信托投资公司分离;所有专业银行必须立即取消计划外贷款;限制地区间贷款;派出工作组到各省检查执行情况等等。
经过3年的治理,到1996年我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在经济相对萎缩时期,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货币不断升值的经济现象。
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社会总供给。
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生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投资减少,以及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
主要表现为物价低迷,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下跌。
1997年下半年特别是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感到需求不足的压力,其明显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物价水平(消费价格指数)在低位运行,就业压力日渐增大,出口下降。
9年代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顾和分析这些政策的发展,并探讨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崛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的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是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改革开放政策的旗舰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如深圳、珠海等城市。
经济特区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和技术。
此外,中国开始追求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进一步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二、稳定经济增长和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计划和政策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开放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
此外,中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为刺激内需,中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扶持消费的政策。
比如,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降低税收和扩大社会保障等方式,政府试图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鼓励消费。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以降低企业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三、金融改革和市场化进程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经历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以推动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市场化。
金融体制改革包括银行改革、证券市场改革和保险业改革等。
政府通过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加强监管等手段,努力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测和控制。
为此,政府加强了金融监管框架,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以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
该政策旨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建国以来的通货膨胀分次整理通货膨胀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它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每次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特点。
以下是对建国以来主要通货膨胀阶段的分次整理。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 1952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
长期的战争破坏导致经济凋敝,物资匮乏,而大量的货币发行使得物价飞涨。
当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战争导致的财政赤字、货币超发以及物资短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首先是统一货币发行,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资本。
其次,通过加强物资调配,组织物资供应,稳定物价。
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增加商品供应。
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地遏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 1965 年)“大跃进”运动期间,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业生产急剧扩张,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物资供应紧张。
加上错误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货币发行量过多,引发了通货膨胀。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包括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加强农业生产,控制货币发行等。
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滞,物资短缺。
同时,由于管理混乱,财政赤字增加,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再次出现。
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虽然相对较为温和,但也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整顿,通货膨胀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四、改革开放初期(1978 1988 年)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推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以及价格改革等因素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下的就业政策作者:王琼琼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12期【摘要】在我国,国有企业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曾起过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但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效率低下等弊端逐渐显现,于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开启了以市场化为导向和建立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下岗潮,对我国的就业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打击。
【关键词】国企改革就业政策下岗职工一、就业政策(一)就业制度。
1993年至今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劳动法》的颁布为契机,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第一,产权关系明晰;第二,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第三,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制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四,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二)就业措施。
1.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用工制度,关键就是实行劳动就业的市场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員劳动合同制仍处于试点阶段。
因此,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全面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2.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为就业市场化创造条件.劳动合同制的实行打破了统包统配的用工制度,相应地,市场化的用工制度逐步形成。
这必然要求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因为市场化就业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就是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3.实施“再就业工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优化劳动组合”作为劳动制度改革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广泛推行,有相当一部分职工被作为富余人员进行分流。
当时政府对这部分职工实行的是重新安置的政策。
安置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其原则是企业自行安置为主、社会帮助安置为辅,安置途径应当采取拓展多种经营、组织劳务活动、发展第三产业、综合利用资源等措施。
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概述Investment and stud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and there is no better idea.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概述发达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前大都经历过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二次大战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被不断强化和规范化,逐步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经济的一整套宏观经济政策.进入70年代,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度失灵,各国政府重新考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各项干预政策.于是,80年代发达国家相继削减政府对经济的频繁干预,进入重新重视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时期.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传播,发达国家的政府再次调整了他们对经济生活的宏观干预政策.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新的基础上被逐步加强.同时,在不同国家之间,一方面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和协调;另一方面也在国内政策的目标以及具体措施上呈现出更多的差异.这就是说,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虽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但也更多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象50-60年代那种以凯恩斯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从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共性突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反了.各国都在寻求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更有效的宏观经济干预方式.作为本书的概述,我们将在这一章中集中阐述那些具有共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而将各国的特点及其历史渊源放到后面具体叙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演变的章节中.第一节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生第二节“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指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当局的其他经济管理机构对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控的行为.它是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措施、手段、决策机构、执行组织、信息搜集和监督在内的,旨在对整个经济状况进行调节的系统.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沿着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途径发展的,一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二是宏观经济理论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认识.虽然政府在制订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往往以经验性的认识为主要依据,但是它的发展历程却显示出它越来越依赖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胜利使得市场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形式.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冲破封建社会对商品经济束缚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主张政府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守夜人”的思想正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政府的要求.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市场经济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看不见的手”会将一切都安排好,根本用不着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直到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古典经济学一直坚持着这一思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坚持着对经济活动基本上不干预的信条.但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条.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衰退中的经济进行干预;而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又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源头.一、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与罗斯福新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29-33年大危机以前,一直是相信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否认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对经济进行调整,市场机制可以纠正局部的和暂时的危机,使经济总是自动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对于经济危机,政府不必恐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经济危机总会过去.无论任何时候,政府都不必做什么.显然,古典经济学是一种消极的经济学,无为的经济学.它除去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做近乎于“完美无缺”的解释以外,没有任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只会“唱赞歌”而将其称为“庸俗经济学”.当古典经济学家告戒政府,经济危机没有必然性,它只是偶然出现在经济的局部或某些时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向全世界宣布,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将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也终将因危机的不断爆发而走向灭亡.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虽然一次次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总能在一定时期内恢复.尽管这种恢复往往十分痛苦,其期限也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说暂时性和局部性危机相去甚远,但政府还没有被逼到非采取措施不可的程度.以1929年10月21日的“黑色星期一”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暴跌为标志,资本主义各国相继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后到1933年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各国的存货大量积压,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大幅度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曾一度达到了25%.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可以自行调节到充分就业状态的信条从根本上被动摇了.政府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经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崩溃.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生产,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的干预经济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罗斯福新政”.“新政”从1933年3月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旨在整顿经济秩序,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另一类是为了提高有效需求增加就业的措施.在大危机期间,整个经济秩序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金融秩序的混乱又首当其冲.由于大危机期间整个金融系统几乎被破坏殆尽,为了恢复金融秩序,新政在对旧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整顿的同时对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在国内流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进行保险;在加强对大银行进行监管的同时,由复兴金融公司在必要时予以贷款支持;新政对金融体制的整顿和改革使得金融秩序得以恢复,金融体制的良好运行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打下了基础.新政在整顿和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也对企业的竞争秩序进行了整顿.颁布了“全国产业复兴法案”和“公平竞争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和行业中的协调机构,用以保证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协调政府与企业以及劳资双方的关系.在对经济秩序的整顿中,金融体制的改革对美国后来以联邦储备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货币政策及其执行程序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新政中已经包含了现代货币政策的雏形.罗斯福新政对现代财政政策的重大影响是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有效需求的一系列措施.如果说罗斯福新政中的货币政策还与对金融业的整顿和监管措施混在一起,从而只是现代货币政策雏形的话,其财政政策则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作现代财政政策开端了.新政中旨在提高有效需求的措施主要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等.这些政策后来被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对战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凯恩斯主义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对战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凯恩斯主义被普遍接受.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几乎在任何国家的近代史中都不乏先例,但是凯恩斯主义将这种干预理论化了,这就使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活动被系统化和规范化了,并作为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职能固定在国民经济中.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含义不是政府偶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而是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日常性干预.这种更具理性的干预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自动保证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现实经济中,就业不是实际工资的的函数,劳动的供给量要受到名义工资假象的蒙蔽.一方面,名义工资存在着刚性,一旦名义工资确定,即使经济出现衰退,工资也不会下降,这样,在经济衰退时就会出现失业上升的现象,这就否定了古典理论关于工资有充分灵活性从而就业总会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的观点;另一方面,工人提供劳动的多寡会受到货币假象的蒙蔽,从而在货币工资上升时,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使经济扩张.这意味着当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时候,总需求会增加,导致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引起名义工资上升和就业增加.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理论的“两分法”,“人们不会受货币假象蒙蔽”的观点被凯恩斯否定了.他提出,当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时候可以增加总需求促进就业的提高.凯恩斯指出,总需求由总消费,总投资和政府支出三大部分构成.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收入会逐步提高,但人们的消费却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以递减的速度上升.这就是说,在经济正常的扩张时期,会出现总消费不足的现象.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将总投资看作是利息率函数的观点,认为利息率是预期利润的函数,随着经济的扩张,资本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因此资本的预期利润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这将导投资需求不足.鉴于这样的认识,凯恩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将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总需求不足的现象,导致经济衰退.同时,他也论证了纠正市场经济出现这种偏差的方法,就是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这就为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牢牢的盯在充分就业上.而且主要是针对经济衰退的.其手段主要是两个,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降低税收来有效地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使总需求增加.由于凯恩斯的这些基本观点,国家财政的职能不再仅限于为政府各项开支和建立公共设施提供资金的范围,它扩大到了为整个经济服务的范围.国家财政的新的立足点,使得传统的理财方式受到了挑战,凯恩斯提出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赤字财政的主张.在经济衰退时,税收会因人们收入的下降而下降.在这种时候,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和减少税收,就会引起财政赤字.这就冲击了传统的“节俭”观念和“量入为出”以及“平衡预算”的理财思想.赤字财政必然会引起政府债务的增加,凯恩斯认为借债是经济衰退时的权宜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将出现财政赢余.因此在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创立的初期,长期出现财政赤字的情况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提出财政政策的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货币政策主张.对货币总量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并针对经济的景气情况适当的调节货币供给量,以帮助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应成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之一.但是初期的货币政策主张,还是将协助刺激经济,消除失业作为其主要目标.中央银行在二次大战前,其主要经济职能还没有转到对国民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轨道上来,随着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的理论,对中央银行职能的重新认识和相应的改革已经提到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议时日程上来.在凯恩斯的通论中,收入分配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战后英国的剑桥学派所说,凯恩斯有关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的论述,只是治理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真正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还在于消除分配的不公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因此,凯恩斯对收入分配的论述为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铺平了道路.在理论上为宏观经济政策奠定基础的还有瑞典的米尔达尔1和波兰的卡莱茨基2.在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对“凯恩斯革命”的定义中,将这三位经济学家并列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3.凯恩斯的理论已经为系统的制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理论上解决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扩张,凯恩斯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新的补充,宏观经济政策也随之不断发展,到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三、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原因中,不能忽视战前曾取得辉煌经济业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战后法国经济计划,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战后初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留下的深刻影响.尽管到目前为止计划经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放弃,当我们回顾市场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时却决不能忽视它曾经存在过,并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1卡尔·岗纳·米尔达尔:《货币均衡论》1933,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下是店铺整理的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一)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宏观调控。
1978年到1992年,我国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
这期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好发展,市场微观主体逐渐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政府在注重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同时,运用财政政策工具调控经济,为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是探索运用财政政策工具调控经济运行。
1978-1992年,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三个较明显过热阶段,我国政府分别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调整,采取的财政措施主要是:积极增加财政收入,发行国库券筹集收入;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搞好财政综合平衡;合理控制投资需求和社会消费需求,严格管理社会集团消费;调整支出结构,增加重点投入;制定促进出口的税收政策,实施税利分流;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整顿财税秩序,大力推进以法治税等。
经过这三次调控,基本上都实现了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信贷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
由于当时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还不高,各种政策工具尚不完善,政策措施仍较多地采取行政手段和直接调控方式。
这种调控在短期内收效明显,但也容易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过快、降幅过大的局面。
二是开始发挥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先后多次改革税收制度。
1983年开始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以第二步"利改税"为契机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逐步形成了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初步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了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作用。
1988年开征特别消费税等新税种,运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以遏制需求过旺、防止经济过热。
三是开始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978年以后,我国银行存款不断增加,资本市场逐步发育,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开始建立,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渠道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6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2006年2008年。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
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
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
每次GDP的增长率到达波峰,都伴随着或者可能伴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过热”症状,于是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为经济降温,因此,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里,国家共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5年以及2003年至今。
1977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
1978年中央提出了加快发展的目标,并且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当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1.7%的高点。
迅速增长的基建投资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979年出现了赤字。
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需求增长,超出了计划,而计划之外的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采取议价方式,这就抬高了物价指数。
而且,为提高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于是,国家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7.5%。
中央从1979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1980年之后变得严厉,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当年还发行了48亿元国库券,冻结企业和居民的余钱,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
这些措施实施之后,GDP和物价指数的增长率都在1981年开始下降。
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回归市场体制改革的过程,分析国际经济转型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经济改革理念的调整和创新。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改革模式也许千差万别,但是经济改革理念归根结底在于“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权衡与决策。
对于此,我们回顾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改革实践,两种经济改革理念可谓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一,“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
在1989年,拉美国家深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阻力重重,国际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应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以期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政策和方案。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系统地分析了拉美国家就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共识性主张和措施。
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小政府,大市传格工场”的社会图景,并且提出了若干旗帜鲜明的经济改革措施。
如:①相关文档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货币政策领域,提高利率市场自由度,采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汇率,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有制度。
②在财政政策领域,实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推行税率改革,20世纪80年将政府的财政支出转移至经济效益较高或是民生基础建设领域。
③在绩效加薪工资理论研究的回贸易政策领域,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削弱“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带来的互惠阻力。
④在产业政策领域,通过立法强化私人产权的保护,自动插拔试验机限制政府的经济管制,并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进程。
上述建设性经济改革措施被记录在《华盛顿共识》之中,并集中反映了拉美国家在经济危机下所达成的协作态度和自救方案。
作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宣言”,“华盛顿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理念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盛顿共识CPostwashingtonConsens 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国优20地热度:久。
1996—2002年我国连续8次降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
1996年5月—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连续8次降低利率,这在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历史上是罕见的。
本案例通过分析我国连续8次降息的背景与过程,使学生了解降息对治理通货紧缩的作用以及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复杂性。
1. 1996—2002历次降息概览自1996年5月以来,央行连续8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6.92个百分点,使企业累计减少净利息支出近3000亿元。
总体而言,降息使企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益,支持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降息也降低了国债发行成本,对启动投资、抑制通货紧缩起到重要作用。
1996—2002年间,定期存款的降息幅度最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9.18%降到1.98%,降幅达78%;贷款利率从10.98%下调到5.31%,降幅为52%。
降息最频繁的是1996-1999年,连续7次降息,平均5个月左右降一次,仅1998年就降息3次,其频率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2. 各次降息的特点分析第一次降息是试探性微调。
1996年5月1日,存款利率平均降低了0.98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低了0.75个百分点。
同时,央行与金融机构间的存贷款利率也相应下调。
此次降息是在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在长达33个月的调整中实现了“软着陆”的背景下做出的决定。
这对于减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息负担具有一定意义,对居民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据统计,居民消费倾向很快上升6.6个百分点,股市由此开始一个历时两年多的大牛市。
第二次降息是1996年8月23日,存款利率平均降了1.5百分比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了1.2个百分点,这是8次降息中幅度最大的一次。
此次降息是宏观调控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是央行进一步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防止经济滑入低谷的及时举措,股市在当年年底创下历史新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3-199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上年相比,零售商品价格上升了18.5%,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18.8%。
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
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
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
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1989年和1990年GDP分别只增长了4.1%和3.8%。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慢的增长率。
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
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
“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新的发展热潮。
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
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
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
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
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上升13.2%,居民消费价格上升14.7%)。
对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待到1993年春季,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十分明显。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证持续增长的势头不致中断。
一是一系列应急措施。
1993年6月,宣布了稳定经济的“十六点计划”,包括金融、财政和投资等几个方面。
这一计划的实施,使过热的倾向得到缓解。
二是根本性措施。
在这次调整中,中共中央认识到克服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最重要的突破是: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要方面的改革拟定了方案,绘制了蓝图。
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上述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
由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从1993年7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具体包括:严格控制资金的流动,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
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96年底,过热的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治理,持续三年之久的高通货膨胀大幅度回落,1997年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
经过4年多的紧缩,从1995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1996年相比,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步下降,1997年GDP的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降到8.8%。
总之,实行了4年半之久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消除了突出的金融风险,解决了投资膨胀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
总的看来,经济的状态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发展,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其实,通货紧缩是较长时间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
当时实行财政金融“双紧”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主要是“紧缩”力度过猛,时间过长,以至于把通货膨胀转化成了通货紧缩。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顿金融秩序,连续4年实行宏观经济“双紧”政策,所以从1996年开始出现市场需求疲软,到1997年3月,物价开始回落,GDP开始下滑。
至此,中国经济已从通货膨胀转化为通货紧缩。
从1997年10月起,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实际上,在此之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已经出现负增长),1998年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为-2.1%,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大量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亏损,1997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25.6%,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增加5.68%,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就占39.2%,;市场销售不旺,产品库存增加,1997年工业产品的销售率下降,GDP中存货增加额为2866亿元,占3.75%;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放慢,1997年仅增长10.1%(1996年为14.8%);货币供给的增长放慢,M0、M1和M2的增长率,1997年为15.6%、16.5%和17.1%(1996年为11.6%、18.9%和25.3%)。
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
1992-1994年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
199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国家针对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并随后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步回落,1996年降为6.1%,1997年降为0.8%。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1995-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5%、9.6%和8.8%,没有出现大起之后的大落,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软着陆”的主要经验是:(1)控制投资需求与加强农业、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
(2)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相结合。
(3)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二、1998-200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有限度扩张针对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情况,政府从1998年对宏观经济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即由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和积极扩大内需。
但由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不同,1998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
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0%。
1998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350亿元,比1996年第一季度的980亿元(因1997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1996年相比)减少约2/3。
与1997年同期相比,1998年1月GDP的增长率为7.2%,2月降到6.8%。
出口形势更为严峻,1998年计划出口增加10%,这表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不足,实际第一季度增长13.2%,但第二季度降到3.3%,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
1998年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中国连续几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
具体包括如下措施:(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100亿元。
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
1998年8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1080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于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8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
中央财政赤字达到960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460亿元增加500亿元(增发的1080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500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500亿元,另有580亿元1999年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
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1998年第三季度GDP 增长7.6%,比第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增长9%。
1998年全年GDP增长7.8%,接近8%的预定目标。
但是,由于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1999年才充分显露出来。
1998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表明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
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1999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策的投资。
结果,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
中央财政支出增加946亿元,中央财政赤字达1503亿元。
显然,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同样可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并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开始着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有关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2、1.7、1.8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
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
事实证明,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