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式威胁”解读“中国威胁论”

1

中央民族大学 研 究 生 学 期 论 文

论文题目： 从“模式威胁”解读“中国威胁论” 学 期： 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学生姓名： 杜婷婷 年 级： 2009级 院系单位： 马列主义学院 指导老师： 孟凡东老师 课程名称：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专题研究 任课教师： 孟凡东老师

完成时间： 2011年2月28日 从“模式威胁”解读“中国威胁论” 杜婷婷 摘要：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了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的出台。从本质上讲，“中国威胁论”

【作者简介】杜婷婷，女，1985年生，陕西省铜川市人，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义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学校代码：10052 学 号：S090643 2 就在于中国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将本国的国情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以我们任务就是要客观且清醒地看待与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本质。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经济；政治；文化

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部舆论压力。究其根本原因，部分欧美右翼政客对中国当代的迅速崛起持敌视态度，试图否定中国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否定了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唯一性，颠覆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这一传统观念。所以，根本上讲，表现形式纷繁复杂的“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就在于西方国家忧虑中国的“模式威胁”。 一、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 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产生之初，就被贴上了计划经济的标签；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严格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沿着苏联的老路继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发展中存在了诸多问题与弊端。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破除旧思想，提出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经济体制大改革。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发展使得西方政客与学者不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资本制度“和平演变”的过程，这将必然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可实际情况却与他们所预测的相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实行了市场经济，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无疑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感的权威挑战。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打击了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感，从思想上对其的“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自由与高效，市场经济也体现出了这两个显著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于过程都使得他们具有很大的优越感。正如相蓝欣指出：“美国从立国之初就开始形成傲视他人的体制优越感。在精神上，美国是“新耶路撒冷”，在经济、政治上是人间乐园。作为世界上由各类移民建立的大国。“美国梦”是内在凝聚力的支撑点。所谓“美国梦”假设美国既是公平竞争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又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熔炉。尽管事实与“美国梦”相去甚远，体制优越感是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 ①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市场经济也是发展最完善的经济体系。而中国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即“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涵：一是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基本原则，努力发挥政府的调控功效等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制度是第一原则，是任何时期、任何地点所都不能改变的。二是渐进式地引进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之一在于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较为稳定的方式取得了具大进步。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能够渐进地讲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国家，在保证社会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市场经济不仅仅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从思想上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优越感。 综上所述，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使人类摆脱了旧的封建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走在发展

①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三联书店，2007年8月，第6页。 3

前列的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所带有的掠夺性使其开始侵略落后国家，并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这些落后国家。中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性，否定了西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这条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独占神话，肯定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它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主宰地位。 其次，中国自改革取得的成就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对经济利益构成“威胁”。中国经济所取得的重要原因就是将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手段与计划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两种手段。中国曾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从历史上看，计划经济虽然具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点，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之一就是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直到今天，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仍是体制改革的重头戏。经过多年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浅层次的体制弊端已经初步解决。中国将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两种手段相结合，并使二者发挥最大优势，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或出于意识形态成见，或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小的、高效的政府，但是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与东亚模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东亚模式都是政府干预经济，但没有像中国政府干预得那么深。但是我们做的比较好，挑战了西方的主流观点。”① 中国自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坐不住了”。美国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明显的威慑原因》预测，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位。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根据“购买力评价法”对未来几十年中美日三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进行估算，认为按目前的速度和潜力，中国将于2010年超过日本，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额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对世界带来“威胁”，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中国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贸易扩展是现代经济史上举世无双的，这给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带来史无前例的提高，也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挑战。这种挑战之一就是要给美国人带来失业。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部分人认为华工“抢”他们的饭碗有点相同的地方。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中美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权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与美国存在着激烈竞争。 二、西方国家忧虑中国的政治“模式” 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就是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打压中国。美国政府关心的是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化，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实现民主化才能成为对外和平的中国，民主是和平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先决条件。有些学者指出：“出于意识形态的优越感，美国政治精英中尚无人提出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都喜欢用西方的民主理论——其核心观念是将个人权利置于最崇高的地位——对“为什么”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或者根本加以回避，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问题。”② 首先，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对西方的民主化道路是一种挑战。正如上文指出，美国政治精英中尚无人提出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西方民主化进程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所以不能要求所有的国家都一步到位的发展成为像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更何况这样的民主社会也存在的弊端。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民都无法保证基本生活，这种民主的发展较为初级，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与发展民主道路。更何况，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其历史、文化以及地域的局限性。美国的民主模式给其他国

①姚洋：《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模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5月，第73页。

②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三联书店，2007年8月，第78页。 4

家的民主发展在很大程度起着模范作用，但是他们决不能把它看作唯一发展模式。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通往民主的道路有很多种。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民粹主义和右翼独裁两个极端摇摆。实施上要真正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就是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中国就正在尝试探索一条平衡的道路，民主化从基层开始，上层和中层都要配合，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民主化道路的探索是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是要走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条民主道路的探索使得西方人不解，他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像铁板一块，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民主化道路，也就否认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就认定中国是要搞独裁，不仅不以西方的民主模式发展，就会损害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 其次，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地位有一定“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来尽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民主”模式。它们将西方的“民主制度”包装成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计划时,将西方的“民主化”理念与经济援助打包捆绑在一起。发展中国家要获得西方的援助就必须接受西方式的“改革”、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 “良政”等条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使西方国家感到十分不快,认为中国的政策破坏了欧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战略,使西方孤立分化某些“独裁政府”的措施失去效果。①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和平发展的政治模式，它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人阶级领导及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体制构成的模式。②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在试图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这是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化模式。西方国家借经济援助等之名而将本国的“民主”模式输入发展中国家，其目的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控制其他国家。而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就是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家之间的侵略与控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并起了表率作用，促进其他国家真正的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 三、西方国家忧虑中国的文化“模式” 16世纪中国与欧洲首次接触，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却出现了文明与非文明的优劣高下论。西方主流学者将东亚暂时落后的现象归结为文明的落后，而落后的原因是没按照欧洲的发展道路走下去。按照“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现代化就必须以传统的结束了前提条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与传统划清界限，以西方模式看齐，就是要摒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于此相反，中国现实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仍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这就从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西方国家只有“向前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有重要作用，也就挑战了西方的传统观点。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和合”思想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挑战。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提出以“和合”为贵。经历了近代对传统文化的完全摒弃的错误论断，中国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将其中的合理因素运用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落后正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阻碍，不断鼓吹“文明冲突论”。事实上，儒家的“和合”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两个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儒家的“和合”文化促使中国摆脱西方的发展模式的束缚，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思想。摆脱西方“向前看”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运用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中，正是这些运用促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西方主流思想提出了挑战。第二，儒家认为世界是和谐的，正是这种“和合”的观念导致中国社会对于秩序和谐的追求。“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是体现了这种观念。所以西方所谓的中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