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新论 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１２年第７—８期
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不
确定性的世界。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 化趋势主要源自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资源配置 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调控机制的间接化和复
杂化；而且，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
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二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
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由一个相 对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外部因素“楔
人”内部结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由
此变得更为复杂。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
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生活的轨迹。每一次重大的技术 突破都会对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强烈的冲
击。四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
简而言之，上述几方面因素使得我们整个经济
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
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才能
协调各方关系，应对复杂的局面，整合社会生活的
秩序。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这种经济 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做出回应？如何形成能够面对
复杂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的治理能
力来自何方？这样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社会未来
发展的方向。
实际上，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 易形成对社会管理的误解；即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
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将加强社会管理理
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鉴于我们曾经有
过的历史经历，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很容易的。就此
而言，将社会管理区分为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
管理是很有必要的。消极的社会管理是以被动防范 为手段，以维护现状为目标；而积极的社会管理则以
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
一个更好的社会为目标。虽然在积极的社会管理中
也要努力应对和化解现实中某些消极因素，但它的 目标更具有进取性。从长远来说，积极的社会管理
无疑有着更为根本性的意义，也是我们应当着力倡 导的。这里之所以提出消极社会管理与积极社会管
理的概念，是为了避免一个误区，即在种种问题和矛
盾的压力之下，片面地从消极社会管理的意义上来
理解社会管理，并在实践中将社会管理变成片面的 社会控制。
在面临加强社会管理的现实因素面前，选择什
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至关重要。积极的社会管理
旨在改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以建设一个好的社 会来实现社会管理要实现的目标。换言之，管理
本身不是目的，管理只是一种手段。社会管理的
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一个好的社会
最重要的含义是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公平正义、 政通人和、人们心情舒畅、社会生活井然有序，无
疑是增进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前提。维护公平正
义，也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
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要立基
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
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实现真 正的长治久安。
（邓摘自《北京日报）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孙立平／文）
中国非政府组织现状
一、注册登记困难 双重分级管理体制造成中国非政府组织注册登
记困难。双重分级管理体制是指非政府组织注册登
记由各级民政部门管，日常性事务由作为其业务主
管单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授权的单位负责，各级非政府组织分别由与之相
应层级的注册登记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管。
二、数量相对少但增长快
目前中国取得执照资格和注册登记的各类非政
府组织９Ｏ多万个。相对中国约１３亿人口数来讲，
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是相对少的。据统计，目前，中
国每万人拥有的非赢利性组织的数量约为１．４５家，
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这
两个发展中国家。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政府组 织数量增长快，经历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三、“草根”式组织较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多元化，
进而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和思想价值的多元化，因而， 当前中国各阶层、各行业、各领域的人们热切希望组
成非政府组织来保证他们多元化的利益与价值得到
实现；但另一方面，出于防止转型期社会激烈动荡、
维护社会稳定以及防止西方国家利用对中国非政府
组织的外援和渗透来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中国内乱 的考虑，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控制比较严。
正是上述这对矛盾冲突，使得合法的非政府组织成
立非常困难，以致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无法按照
其宗旨注册为正式社团与得不到政府的认可而成为
“草根”式非政府组织。
四、志愿性相对低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政府、小社会”、“政社一
体、家国一体”的模式下，中国公民已形成一种过度
依赖政府来解决其所面临问题的习惯，这就削弱了
他们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意识和热情，以致参与
志愿活动的志愿者，也并非每个人都是完全出于自
己的内心而自发、志愿参与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
之所以要免费参与非政府组织活动，往往是受到政
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号召与指令。 五、独立性弱
一是长期以来，中国往往是通过单位来把公民 组织起来，但这种单位又是受到中国行政的严格控
制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单位是中国行政机构的附属
性机构，它们在体制的设置、管理和运行上几乎都是
照搬传统行政模式的，所以，这就使得从单位制 导
下产生的、以致直接隶属于单位的非政府组织也只
得仿照传统的单位行政模式来运行；二是中国非政
府组织有许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
这种官方非政府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 社科新论 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１２年第７—８期
立和发展起来的，对政府有很强的附属性和依赖性。
正是以上二个因素的存在导致中国非政府组织独立
性弱。
六、资金来源的形式多元化、实质单一化
“形式多元化、实质单一化”是指从形式上看中
国非政府组织有多个资金来源，但从实质上看真正
对非政府组织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资金来源又是单一
的。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总体角 度考虑的，指整个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虽然多，但
主要依靠的是单一政府来源，即政府资金来源在整
个非政府组织资金中占的比重最大，其它收入非常
小。第二层意思是从微观角度考虑的，是针对具体
的个体非政府组织来说的。它们的资金有的主要来
自于政府，部分主要来自于非政府组织自身（当然毫
无疑问前两种是 要的），还有少数主要来自于企业
或事业单位或国外组织。
七、组织官僚色彩浓
中国非政府组织有的直接仿照官僚组织，有的
采用公司董事会组织。仿照官僚组织的非政府组
织，在组织结构上就是公共官僚机构的一个翻版。
实行董事会制的非政府组织相对官僚制非政府组织
来说，他们在组织制度上有许多进步，但由于受中国
各种传统落后因素的影响，这些非政府组织采用的
董事会组织制度带有官僚性。 八、税收优惠制度不完善
首先，在免税资格认定上存在一紧一松现象。
那些紧靠政府、官办色彩强烈的非政府组织因为得
到政府明显的支持和倾斜，所以在免税资格认定上
就很松，一般比较容易通过，而那些来自公民基层社 会的、由公民自动发起的非政府组织因为跟政府关
系不紧密，所以在免税资格认定上相对卡的比较紧，
一般不容易通过；其次，虽然我国税法对公益捐款的
税收优惠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因财税部门的一些
限制性解释，执行起来相当困难，使许多公益机构实
际上享受不到任何免税待遇；再次，在免税范围上，
虽然中国相关法律对非政府组织免税范围有过规
定，但规定过于原则性、抽象性和模糊性，再加上中
国税种本身划分不清晰，这就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
在免税范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四，那些没有
正式注册登记或者以工商企业名义登记的非政府组
织，由于从形式上他们是处在非政府组织合法体制
之外的，所以这类非政府组织根本就不可能享受免
税的优惠政策。 （汤摘自《求索｝２１）１２年第４期
戴昌桥／文）
曾荫权向公众道歉的权力背景
因出访期闻膳宿费用超标，香港行政长官曾荫
权公开表示：“因为我个人处事不当，令市民对香港
保持廉洁奉公的信心有所动摇，也令公务员同事感
到失望，我再次衷心向大家致歉。”道歉不是官话，可
从以下情态得到佐证：致歉过程中数度哽Ⅱ因，致歉后 弯腰鞠躬１０秒以示愧疚。
旁观此事，内地人大抵有两种心态。一是兴奋 且备受鼓舞，同是华人世界，香港廉洁如斯，内地也
应完全可以做到；一是不以为然，不就是出访时住得
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吗？不贪不贿，堂堂行政长官， 何至于哽咽涕泪、鞠躬自责？
显然，内地人是在以身边的所见所闻比照曾荫 权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正常公务中的膳宿标准如何
自行其是，就是那些假公务之名的游山玩水、吃吃喝
喝，也早已司空见惯，没多少人当回事了。与此相
比，身居特首高位的曾荫权，在正式出访时住标准高
一点的套房，算多大个事呢？
在香港民众看来，偏偏兹事体大，容不得丝毫含
糊。从事情发端可以看出，曾荫权似也不是明知故 犯，非要贪图享受、挑战民众心理。一有质疑之声，
马上“拜托”香港利益冲突独立检讨委员会与审计
署进行调查，直至全盘接受调查结论、向公众致歉，
都可以表明，曾荫权很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犯事，但
理性的警觉没有完全泯灭。
曾荫权知错认错，固然与其政治品格有关，但更 起作用的恐怕是权力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权力
理念很清晰、权力边界很严格的情况下，权力不容有
半点的悖逆之举，即使是最高行政长官也不能例外
或享有特权。 官员廉洁奉公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本事再大，
行政智慧如何了得，失去廉洁这一条，民心失分就会
是致命性的，政治人物的具体职务与其他个人素质
也因此而无足轻重；公众就会认定，你的本领与智慧
不可能用来为他们办事谋福利。曾荫权的膳宿超标
行为，就是在这一层面刺激了社会的敏感神经。 权力的监督绝不虚置，权力的约束尽量落地生
根。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都说明曾荫权的道歉只
可能产生于健康的权力生态。最高行政长官，位居
权力之巅，却可以被下属部门调查问责；没有“一把 手”之威严，没有“一支笔”之豪气，连自己公干的住
宿费也不能顺利据实报销。
强烈的公帑意识，让香港人盯紧官员的公款支
出，违规超标多花一分钱，也视为对大众权利的剥
夺，也是对权力授受主体的轻慢。在这样的社会文
化氛围中，曾荫权的超标花钱之举，也就势必在劫难 逃。为什么超标，必须有一个交待；不检讨，不道歉，
你就过不了这个坎。反观内地有些官员，虽也有慎
待纳税人权益之说，但实际上多以吃大户心态对待
公款消赞，奢侈浪费，贪图享乐，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恐怕根本原因还在于，民愿无以实现有效的表 达，官员则顺势放纵物欲之乐。
调查在任特首的公务费用，还有一点值得肯定：
不姑息，不扩大，是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立法 会的定性是“没有理据”的费用超标，也即够不上腐
败罪行的刑事追究。道歉之后，特首还是特首，照样
履行公职，未见影响社会稳定。对曾荫权，是很及时
的警诫，对后任者，是很生动的劝谏与震慑，对所有
为官者其实是很好的爱护。让他们得以时时提醒自 己，不要走向蚁穴不塞、大堤必溃之覆。
（王摘自《长江日报｝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
大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