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思想

第二章 陈独秀的思想

一、陈独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员闯将。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正是袁世凯积极进行帝制复辟之时。但是陈独秀宣布的编辑方针却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杂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期旨也。”列宁说过：“公开声明拒绝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①陈独秀不直接“批评时政”，但他是要谈论政治的，而且所谈论的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10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中，提出了“唯民主义”的口号，主张“主权在民”的主张还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政体，但是“主权在民”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还是封建军阀官僚专政的国家。因此“主权在民”的提出就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作用。陈独秀说：“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联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蓍卜。”他指出世界发展的趋势是“英法革命以还，唯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所以中国必须实行唯民主义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内容维何？欧美政治学者诠释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词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要破除奴性、提倡个性解放。陈独秀像17、18世纪欧洲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大声疾呼，要求个性解放。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文章《敬告青年》。提出六条，第一条便是“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他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他对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十分欣赏。他说西方的民族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之民族”，他推崇他们，说在那里有“思想言论之自由，某个人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在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②

民主自由与封建专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中国要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就必须前进。陈独秀把推动中国前进的希望放在青年一代身上。他在《敬告青年》中满含热情地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要求青年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并要“有以自觉而奋斗”。陈独秀当时的思想还局限于进化论。他说：“以人类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艾。”又说：“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而归天然淘汰已尔，保守云乎哉！”尽管进化论早就经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尽管进化论到陈独秀此时已经显

① 列宁：《皮梯利萨·索罗金的宝贵自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7608页。

②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青年杂志》1915年12月15日第1卷第4号。 得陈旧，但经过陈独秀充满激情的笔，仍然给当时的青年极大的震撼。因为打破封建专制、追求时代进步正式这个时代的要求。

（上述引述自陈哲夫、江荣海、吴丕：《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20-122页。）

二、陈独秀：伦理的觉悟是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一次革命。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西方文化之进入中国，经过七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明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几乎无人相信。第二期是清初，“火器历法”被皇帝接受，天下群儒反对。第三期是鸦片战争以后，有人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第四期是清末甲午海战之后，国内出现维新变法运动，“新思想渐拓展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年，“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第六期就是五四时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出现“新旧思想之大激战”。但是要在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还需等待“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最后之觉悟”的第一步是破除专制思想，知道“国家为人民共产，人类为政治动物”。第二步是“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的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是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以上各项觉悟都是政治的觉悟，而最根本的觉悟则是伦理的觉悟。他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他又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像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觉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要完成这场最后的觉悟，就要破除旧的伦理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提出“中国更张”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地抨击中国传统旧思想，他说：“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途，则驱吾于二十世纪之世界门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③

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意义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表明了五四新一代与传统决裂的决心。这一决裂也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但是，陈独秀等人提出的这一任务，并不等于他们可以轻易在这一方面取得胜利，获得最后成功。伦理道德的进化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的。

（本段引述自陈哲夫、江荣海、吴丕：《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34-136页。）

三、陈独秀：“孔教与共和奶绝对两不相容之物”

陈独秀先后撰写了几篇文章驳斥了这些人的谬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

③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书》，他指出康有为言论的种种自相矛盾之处，并且特别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主张共和，就不能在推尊孔教。陈独秀认为，孔教早已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而伦理上的觉悟是中国人最后觉悟，就是要同传统儒家礼教决裂。他指出，根据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不能将孔教定为国教。他也指出，孔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其实质是强调“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如果定孔教为国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④

但是从学术自由的观点出发，陈独秀并不完全反对孔学本身，他说，如果孔教会只是作为私人团体，与其他宗教团体有同等之自由，他是赞同的。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他也肯定了孔学的历史地位，他说：“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宗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领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系统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⑤

但是他还指出：“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可是现在已经是共和时代，“别尊卑明贵贱之孔教”是与共和政体西洋文明绝对相反的东西，怎么能继续推尊他呢？他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⑥

陈秀秀认为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他认为宗教与政治学说不同，宗教“出世远人”、“不随人事变迁”，所以能长久流传；政治学说（他称为“人伦日用之世法”）则要“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之变迁为兴废”，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孔学不是宗教，所以他不能长久流传，不能适用于现代生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学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所以，与个人人格独立相反的儒家学说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政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儒家学说主张“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这又说明儒家学说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儒家学说轻视妇女，有什么“妇人者，伏于人者也”、“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等等规矩，而“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孔子之道怎能适用于现代社会？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与无与焉”。孔子之道“即在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亦只行于公卿士大夫之人伦日用，而不行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⑦

④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⑤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⑥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⑦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 陈独秀描写民国初年的情况说：“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要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若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究要做乱臣贼子……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这腐朽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公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千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