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悔罪上差异这么大？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布鲁玛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的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
伊恩·布鲁玛（Ian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奈保尔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之为“政治游记”。梁启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进行考察，是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从一开始目标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的想法，这个念头是后来才有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战本身的书，它关注的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在“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1战争与国家罪孽
布鲁玛1951年出生在荷兰。对孩提时的布鲁玛来说，头号敌人是德国人。这种意识是他那个国家的成年人传递给他的。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一直到40岁出头，布鲁玛才开始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这时候，他作为学生和编辑已经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待了许多年。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带着这个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观察、对话、访谈，以及对文学、电影、大众文化作品和知识分子争论等相关话题的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随处都有亮点。但是，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著作，却以其翔实的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响。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政治，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原因时指出，“没有对
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编者注：该隐系亚当与夏娃之长子，杀其弟亚伯，受到上帝的诅咒，上帝给了他一个记号，以免他被人杀掉）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2不同的政制与政治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有着极大的不同。
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起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法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的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回原来的教条。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制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日本人就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它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
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日本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3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制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必然后果。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与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宪制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教材要求高中生们在读完语录后，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学生们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在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文部省认为他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79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其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编者注：家永三郎于2002年去世。）
4“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
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
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却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5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另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是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大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认识纳粹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制和自由民主政治的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12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
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纳粹那样的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
轿?……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6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把过去的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在政府拒绝对过去的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GuiltofNations）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
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情心”。
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化解仇恨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
大国崛起—德国观后感 曾经在中国历史纲要课上，听老师讲过，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是德意志民族。从此对德国就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一个经历了两次惨败的国家，竟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崛起，最终屹立世界强国之林不倒。带着这样的种种想法我看了大国崛起德国篇——帝国春秋。 影片一开头就向我们介绍了德国的历史背景和已经取得的种种成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欧洲中部最大的国家，这里保守古典音乐的浸润滋养，散发着古典哲学的理性光芒，这里曾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以现代大学和科技发明闻名于世，也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以惊人的破坏力，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自己，而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民族对长期分裂和战乱的集体记忆，同意和强大成为德意志发展的最大动力。其文化和科技以领先全球水平的速度在不断发展中，也是今天世界科技大国之一。 拥有一个统一组织的重要性。从分裂的德意志切入，对比后来的统一并逐渐强大的德意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的统一是多么的重要！当经济或者文化需要一个可以畅通无阻任意调配各方面物资的通道时，没有统一的国家作为强大后盾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即使拥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权来领导和争取优势最大化这些资源，那么这个民族怎么都不可能富强起来，反而会更加倾向于同性相斥，自相残杀。 而统一需要有一个契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地利人和方面德意志自然是比较有优势，作为一直以来在一块土地上分分合合的同一个民族，有些内蕴上的东西是相通的，这个时候如何寻找天时或者如何主动地创造天时十分重要。在当时，普鲁士国王采纳李斯特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而当时而言关税同盟是生产力发展得俄根本要求，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得以自由流通，从而有利于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建成，从长远来看促成了德国的统一，普鲁士听从了李斯特的建议成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导者，实际上也就成了未来德国统一的领导者。这个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是认为因素影响的结果。 环境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实事求是向来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而把这一条原则放于世界上任何一国家的发展史来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李斯特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到了取消关税对于德意志联邦的长期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必然是从当时的关税政策许多弊端中得出的结论，而作为德意志联邦最大的政权——普鲁士，能够接受当时来说十分荒谬的这一建议也十分需要气魄和对于环境高瞻远瞩的思考。环境的作用还决定了如何选取正确的强国之路，选择正确的强国道路是强国的根本；选择什么道路必须适合本国国情：适合该国历史文化基础；适合该国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情况，这个久更加要求对环境、现实的正确把握。 对自身的定位，作为某某二世而言，发动企图吞并掌控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无
大国崛起观后感2篇 大国崛起观后感（一） 《大国崛起》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该片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西方九国为题材，解读15世纪以来这些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而大国崛起的原因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九国说明了其中的一些答案： 一：对外扩张的历史 二：殖民统治史 三：资产阶级革命史 四：工业、科技、文化、军事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史 五：对世界近代发展有过重大的影响 对比现在的中国，我们提出的"和平崛起"与他们有所不同。目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信息革命是当前的标志，只有拥有科技创新的能力，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实现国家的整体提升，达到和平崛起的目标。 要实现这样的崛起，中国就要学习各国崛起的优点，克服不利因素，避免崛起中的不良影响。 首先，我们要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才竞争力，使全体国民的高等教育素质继续提升。 美国虽然现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力在逐步衰退，钢铁工业和重工业制造业在失去，就业压力增加。但是我们业应该看到美国仍然处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科技竞争力还是很强，而科技创新的背后是其高科技人才储备的实力，美国大学的教育水平在全世界来说，仍然是一流的。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要崛起，只有教育崛起，才能实现人才水平的崛起。 其次，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继续主导经济改革，让中国的市场继续成为全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全世界在经受经济危机的创伤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和扩大内需的潜力，成为了各国的救命稻草，各国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期盼中国市场的经济发展，带动各国走出世界危机。而中国也加大经济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经济投资，推动我国GDP水平的更高层次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想，如果再有10年，很有可能超过美国，实现经济总量的新腾飞。 最后，我们要继续进行科技创新，实现产品核心的技术的掌握。创新能力是当前各国科技水平的体现，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就看你是否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目前，我国正处在科技创新的新阶段，创新力成为各个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法宝，因此，只有我们不断的推进核心技术的研发，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取得先机。
《大国崛起》观后感一 因为不常看电视，《大国崛起》系列纪录片在央视2套播出结束当日，我才知道有这么个系列片。在网络几个褒义词的鼓励下，我到央视网站上去看这个片子。当天就看了两集——西班牙葡萄牙强国史、荷兰强国史。而后几天，陆续在央视重播中看了德国、日本强国史。 对这一系列片子：感触颇深。作为一个曾经强大过的封建帝国，在150年前还轻视西方列强并将其称为“蛮夷”的“大国”，作为一个常常将5000年历史、地大物博挂在嘴边的“自恋者”，这次终于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称为“九个世界性大国”，摈弃了自大的心理，实在难能可贵，值得称道。 倾3年之力、集百余位专家智慧的这部纪录片，将大国崛起之路，在这个时候展现在我们所有中国人面前，不能不引起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思考。我们国家的这个时刻，正是中国走在崛起之路初级阶段的关键时刻，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时刻，正是中国在其越来越强大的路上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刻，正是中国在其强大之路上寻找属于自己方向而又找不到坐标的时刻-----我想，凡是看过这个系列片子的人大抵都会地头思索：中国的强国路在何方，中国的强国梦是否能实现。思索中，满怀激情，然而，不能怀疑的是，我们仍然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
显然，这个片子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展示9个强国的历史，而在于反思这9世界大国如何崛起并且衰败，在于指导中国将如何走向持续的强大而立于不败之地，在于引导更多的人思考面对机遇中国该如何探索寻求自己的发展之路。现在，传统媒体、网络、各种公众场合都不约而同地在谈论这件事情，这个片子引起这样的关注，说明它已经成功。它的眼光、气魄、密集而又精华的知识、即使而又尖锐的问题的确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 然而，除了讨论国家，讨论崛起之外，我也会想到一个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世界国家的崛起和它的国民的幸福程度是成正比的么？答案显然不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级的大国时，它的国民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可能它内心存在强国的自豪，但是他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着眼于实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社会也同样出现了混乱，大久保利通政府将很多国家财产几乎零价送给财阀，导致了社会的巨大的不公平，并造成国家裂痕的产生，大久保利通最终死于非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当德意志帝国不断强大的时候，他们将更多的财产使用在军事上；二战之时，希特勒可以说是为了德国的更加强大，但是他带给德国的灾难同样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而当一个国家并不是世界级大国的时候，也许也并不追求世界大国的时候，它的国民也许是最为幸福的。英格兰莱斯特大学心理学家怀特根据178个国家的数据和100项研究成果，撰写了一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报告说，丹麦是世界上幸福感最强的国家，排在丹麦之后
德国汽车与日本汽车 本文转自天涯博客，打算买车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 上星期，同一位老友聚会。老友是同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却格外钟情日系车，家中两部汽车全是丰田。当然，老友认为：日本车油耗低、装饰豪华、外观吸引眼球等。老友近十年来，同日资公司打交道频繁，当然同好几家日资公司职员一直友好往来。于是，围绕日资企业职员买什么车的话题展开了，老友的结论：日资企业职员买德系车的比例很高！就是不知原因。 这种现象，我并没有觉察到，更谈不上知道其他日资企业职员衷情日本车的原因。从我自身来说，倒可以反映一些问题。从1993年开始，同日本技术人员、商务人员打交道，每当提到德意志民族或者德国产品，他们出自内心表示心服口服。他们还提到，世界工业其实如同世界生物一样，生物有生物链，工业也有工业链。生物链的最顶端是老虎狮子等猫科动物；再下一层是豹子、豺狼、狐狸等中型食肉动物；接下来就是骆驼、马、牛、羊等大型草食动物；随后就是兔子、老鼠之类的小型草食动物；最底层的是昆虫、节肢动物等等。世界工业链的最顶端产业由美国全方位控制，具体说来就是：太空科技、新材料技术、软件开发、电子芯片开发、交通通讯技术等等超高附加值，一本万利的产业。工业链的第二层由德国、瑞典、瑞士等国家控制，这几个国家生产成套的设备、整套生产线，比如说：家电生产线、药品生产线、钟表生产线、卷烟生产线、印刷设备成套生产线、饮料包装成套设备生产线、芯片半导体生产线、光盘生产线等等。日本、法国、意大利占据工业链的第三层，这几个国家从美国买来各种专利，从工业链第二层国家导入生产设备，就可以生产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产品：家电数码产品、汽车、中档手表、时装、香水、提炼化工产品等等。第三层国家，有时候生产线超负荷运转，实在忙不过来，于是他们就将一些产品交给韩国、台湾等地OEM委托加工，韩国、台湾位于工业链的第四层。自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有个好听的名字，“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实，这些国家在工业链中处于第五层，没有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必须向第一层国家购买专利，向第二层国家采购生产设备、生产线，向第三层国家学习如何生产产品、管理企业。万事俱备后，这些国家还得乞求第四层国家或地区转接一些附加值较低的产品订单。从工业链层次来看，德国位于日本上层，日本工商业界对德国的姿态是仰视。 上述的工业链层次，只能说是大致的轮廓，有些产业实际上是交叉重叠的。德国虽然处于工业链的第二层，实际上也有很多第三层国家的特征。比如说：汽车整
日本和德国工匠精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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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工匠精神的启示-电气论文 日本和德国工匠精神的启示 本刊记者李曾婷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的这一号召，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工匠精神”成为“网红”名词。以如此方式号召，证明了中国制造业对工匠精神需求的迫切程度。 日本和德国都是将工匠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代表国家，因此成为拥有长寿企业最多的两个国家。那么，日本和德国的工匠精神是什么？又是如何培养工匠精神的？为此，《电器》记者整理了两个典型的案例，希望能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一点借鉴价值。 “双元制”教育体系 作为制造业强国，德国非常注重制造业人才的培养，其“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为制造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高质量的人才。双元制是源于德国的一种职业培训模式，所谓双元，是指职业培训要求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经过两个场所的培训。一元是指职业学校，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 学生交替在学校和企业学习 在“双元制”教育体系下，学生交替在学校和企业学习，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 按德国政府相关规定，德国企业有义务提供职业教育的培训岗位。虽然名义为“实习”，但是学生在企业的培训阶段实际上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师
傅”传授给学徒的都是当下应用在生产一线的实用知识和技术。德国职业教育的基本职业精神是一丝不苟、照操作规程办事。正是这种职业精神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们的严谨、负责态度，为“德国制造”的质量做好铺垫。 技师培养机制 除了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外，工厂的技师培养机制也造就了德国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毋庸置疑的是，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态度，对于产品品质的提升非常重要。但对于中国工厂而言，生产工人的流动性非常大，甚至许多工人是“一年游”。这种现象导致许多企业陷入每年初耗费时间和经历培养新人，年底已上手工人离职的恶性循环。随着工匠精神的提出，中国制造业的这种不良循环亟待改变。德国的技师培养制度，恰好可以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一些借鉴。 在德国人看来，技师与工程师一样，均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只不过分工不同。工程师是德国所有工种中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但即使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师，收入同全国平均工资相比也并不低。如果技师有兴趣，还可以进入应用科学大学，取得文凭后成为工程师。 在德国，质量是产品生命，同时也与生产工人的职业声誉息息相关。在德国工厂，如果一个技师出现超过两次错误，将面临巨大的职业压力。如果技师因为生产中出现质量问题被解雇，他将很难再在行业中找到新的工作。 哈德洛克——不到50 人的小公司 若林克彦将哈德洛克称为中小企业——确实，哈德洛克是一家员工不足50 人的小公司，都在螺丝（螺母）这种成熟度极高的行业，拥有世界上拥有令人瞩目的核心竞争力。若林克彦表示，哈德洛克目前仍然是那种随处可见的街道工厂，在创业阶段时，为了支撑下去，也誓死付出过努力。在这一点上，哈德洛
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观后感心得体会（5 篇） 导语：观看《大国崛起》，让我揪心。在我们读过的书本中，常说伟大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地大物……，多少年来，我们为此陶醉。看过此片，对照十五世纪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如梦初醒，不无遗憾!以下是XX整理的大国崛起观后感，欢迎阅读参考！ 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观后感心得体会央视二台播出的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它以历史为主题，通过全球的视野，讲述了500年来9个世界性大国兴衰历史变迁。通过电视展现大国引领世界文明的辉煌过程，以及世界大国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整部纪录片揭示了大国崛起之路上在于改革和发展这一基本规律。让我在领略了世界经济史和文明发展史魅力的同时，也让我对建邺之崛起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珍惜历史机遇 观看《大国崛起》，让我揪心。在我们读过的书本中，常说伟大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地大物……，多少年来，我们为此陶醉。看过此片，对照十五世纪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如梦初醒，不无遗憾!说有遗憾，因为在
人类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领先世界的辉煌，有过崛起的机遇。早在1405年郑和的船队就已经乘风破浪，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比葡萄牙人早了近一个世纪。只是当年的郑和带领着大船队，只是去宣扬我泱泱大国的实力的，宣扬过后，就回来了，啥事都没干。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小国却是带领着坚船利炮，掠夺着各地的财富回去把他们的国家建设成“大国”。人类进步的机遇是有限的，谁能抓住，谁就会抢得先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弹丸小国之所以称之为大，正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抓住了机遇。 历史像一面镜子照映这我们的今天。时至今日，国家在崛起，地区在发展。如何在南京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中使建邺进入前列，关键是抓住新的区域调整这个关键机遇期。 二、解放思想 要解放思想，首先我们要有思想。思想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一种“思”与“想”的结合。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最根本的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随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而变化，敢于实践、勇于探索，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
２０１５年１月第１７卷／第１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ａｎ．２０１５ Ｖｏｌ．１７Ｎｏ．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 １２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Ｄ００９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杜 亮（１９７６—） ，男，四川射洪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王伟剑（１９９２—） ，男，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家庭、国家与儿童发展：美国、德国和日本儿童政策的比较研究 杜 亮，王伟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儿童政策背后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儿童、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儿童在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均有很高的地位，并且通过完善的法律政策来加以保障。三个国家儿童政策的实施，均基于家庭是儿童照顾和发展的最主要责任者的理念，国家通过替代性支持和补充性支持等方式来介入家庭中的儿童保护与发展。三国儿童政策理念对我国儿童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儿童政策；儿童福利；儿童发展；美国；德国；日本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１３Ｘ（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６－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６３／ｊ．ｃｎｋｉ．ｊ ｈｅｂｎｕ．ｅｓｅ．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 在当下中国， 儿童的保护与发展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自２０１０年被认为是“ 中国儿童福利元年”之后，［１］我国对儿童福利方面的重视程度 不断提高。在２０１３年，我国开始实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２０１４年第二批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也开始推进。儿童福利制度和儿童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美国、 德国、日本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他们在儿童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完善儿童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择美国、德国和日本来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三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类型特征。按照蒂特马斯（Ｔｉｔｍｕｓｓ）的分类，美国属于典型的剩余福利模式，德国和日本则为辅助福利模式。如果按照埃斯平·安德森（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的分类方法，美国属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之一，德国、日本则 属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 ２］（Ｐ１５－１７），［３］ 。这三个国家的福利制度既有共性，也体现出各自的特点。虽然德国和日本一般被认为是同一福利模式，但是考虑到日本与我国同为亚洲国家，因此最终选择美国、德国 和日本三国来进行具体分析。 有学者指出，法律并非是一系列写在纸上的条文，它的背后总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作为依托，它本 身是一种伦理价值观的肯定与体现。［４］ 儿童政策背 后的理念， 其核心是儿童、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儿童政策的指导理念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历史性。一个国家现有的儿童政策，往往体现了该国社会和政府对儿童的主流看法和态度，也体现了政府在儿童照顾和发展问题上对家庭、国家责任的认识。因此，本文将以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儿童政策为切入点，来探讨三个国家儿童政策的理念及其特点。 一、儿童与儿童政策的概念界定 “儿童”概念在各国政策法律中没有统一的界定，这主要体现在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上，有时即使在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中， 也存在差异。如在德国，《联邦德国儿童与少年救助法》、《德国少年保护法》中对儿童和少年的年龄划分以１４周岁为界，即将未满１４周岁的人看成是儿童，超过１４周岁而尚未满
大国崛起1000字观后感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不行;有人说，我们的人才不行;有人说，我们的科技不行;有人说，我们的教育不行;甚至有人说，我们的人种和民族性格不行。下面是小编整理关于大国崛起1000字观后感的文章。欢迎大家阅读! 大国崛起1000字观后感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通过电视展现大国引领世界文明的辉煌过程，以及世界大国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整部纪录片揭示了大国崛起之路上在于改革和发展这一基本规律。让人们在领略了世界经济史和文明发展史魅力的同时，感受到了世界文明成果给全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变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片所说的“世界性大国”，不是人口和面积意义上的大国，而是在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本来西方大国还应该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可能这些国家的历史还不够典型;而像荷兰那样的小国，却被列入大国行列，显然该片对大国的定义，并没有以国土和人口的大小
或多少来衡量。 那么，该片所定义的大国，有什么共同点呢? 一、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历)对外扩张的历史或现行; 二、曾经或正在称霸世界、或进行殖民统治; 三、曾经经历推翻封建王权或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四、在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和社会改革方面有过突出表现。 五、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 纪录片所介绍的九个国家，基本上都具备上述的条件。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虽然是个东方大国，但却不能“入围”大国之列，连日本都不如。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我们几乎不曾具备上述大国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而只是大国列强的蹂躏对象和殖民地。那么，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进而赶上和超过西方呢?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不行，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中断，国家没有分裂，证明历代的制度还是起到了维护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作用。说我们的人才和科技不行，可是四大发明是中国的。没有火药，就没有热兵器和火箭，没有指南针就不能发现新大陆，没有造纸和活字印刷就无法产生信息产业，说明中国的古代文明是辉煌的。 那么，是否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存在问题呢?我比较同意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落后的原因。首先，我们接受基
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 我们常说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很严谨。德国和日本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理论上如果两个国家的人性情相似的话，他们的行为也会很相似，从而令生产活动的结果也有相似之处。 可是明明德国和日本生产出来的工业制品（本文探讨的领域停留在汽车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那么不一样。所以从德系车和日系车的不同点推测，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严谨有区别吗？这次的德国之行，我就顺便捎带上这个问题了。 当然，由于观察者是不以严谨著称的中国人，以下推论仅仅是个人见解，我更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把这个话题聊得更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的飞机餐怎么吃？ 我两年前第一次去日本，身旁坐着的就是一个日本人。 这是一顿有冷面、酱菜、面包、水果的日式料理，总而言之吃起来非常复杂。我旁边的那个日本人，餐盘里面的食物始终摆放得井井有条，拆下来的包装袋、吃完的小碗，全都码得整整齐齐，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任何时候看过去，都像是已经被精细地收拾一番。 最后餐盘被收走的时候，餐具仔细地排好，餐巾纸叠整齐，盒子小碗的盖子都重新盖上，总之比发放下来的时候还要整洁。这是日本人从幼儿园甚至小学就已经开始遵循的一种习惯。 这次飞德国，右前方是一个德国人。吃飞机餐大快朵颐之后，餐盘上也很随心所欲，用完的纸巾揉成一团随意放着，小碗小盒盖子和用过的餐具也并没有摆放整齐。似乎德国人对收拾餐具没有日本人那么讲究。
来到德国，博世德国总部的一个中国籍员工跟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德国人严谨的故事：他在德国攻读硕士，有一次在实验室旁边有一个空置的房间，研究生们提议将一些桌子搬过去，优化一下实验环境。 在我们看来，直接把桌子搬过去就得了，要不了10分钟。不过德国导师却打开了AutoCAD（一个工业绘图软件，可进行室内平面设计），画好空置房间的平面图，然后再在图纸上画好桌子应该摆放的位置，然后再指示学生们按照图纸上的设计，把桌子搬到预设的位置。 除了这个亲耳所听到的事情，以前还听说过很多关于德国人如何守时的故事，把每天的行程精确到“分”，其实德国人能这么做，必须基于整个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公共默契，--只有其他人，例如公共交通服务守时，个人才有可能守时。 所以，如果以上面的实例，以小见大地推论，我会认为德国人的严谨，其很重要的一点表现是规划意识。 德国导师用AutoCAD指导“搬家”，就是标准化流程的思维，而守时的习惯，就是按照进度表推进一件事情的一个落实点。标准化流程，严格遵守时间表执行，这都是规划意识的表现。 规划意识，让德国人有一种凡事都基于充分的、正确的的事实，将现象抽象成原理的能力，这种类似于构建上层建筑的思维，除了解决实际问题，其更重要的价值是拥有更强的延展性。
观《大国崛起—德国篇》有感 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翻阅历史,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光的沧桑.我们中国曾经辉煌过,也曾没落过;曾经骄傲过,也曾屈辱过;曾经站在世界文明之巅,感受着其他国度的膜拜,也曾经视为野蛮国度,受到过其他国家的掠夺.纵观历史,透着无比的辛酸与无奈. 毛邓课上,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中的德国篇.我深切的感受到了两样东西的力量.一种是民族的精神,它伴随着一个民族一直生存下来,并且使这个民族最终崛起.另一种便是民族的英雄,影响一个时代,成就一个时代. 分裂之痛一直困扰着德意志，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个个欧洲强国都不愿看到它的崛起，于是各种阻挠困扰接踵而来，拿破仑的那次袭击，更是加重了这种分裂痛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我们如今熟知的人物诞生了——歌德用诗句描述分裂之苦，贝多芬用音符抒发国败之痛，黑格尔等一些哲学家更是用理论寻找强国之路。这条路最终经历近70年的时间被德国人走出来了，李斯得、俾斯曼都是使德意志走向统一之路的功臣，在俾斯曼的率领下，新起的德国很快就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经济发展迅速超过法国，而德国发展如此之快的前提正是统一的领土，动力则来自教育。就连在德国最穷的时期，也从未放弃过教育，政府愿意把宫殿改造成大学学堂，这也就不奇怪，大学教授中就有29位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就有尽人皆知的爱因斯坦。科技的腾飞给德国的经济带来希望，政府为研究人员无私的投入，也使科学家们无私的为德国服务，他们以“德意志的科学家”身份勤劳的工作，为德国不断创造着无尽的财富，这样的德国是凝聚的团结的。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一切的毁灭了，空前的强大使德国失去了理智，两次发动了世界大战，伤害了世界，更伤害了自己，也写下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二战结束后，德意志又分裂为两部分，这种结果又把德国人心中最大痛楚揭开，到底哪里才是德国？历史又回到了这个问题。而德国怎样面对二战又是世界对德国的拷问。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纪念为二战付出惨痛代价的犹太人。那天，勃兰特作出了一个让世界震惊不已的动作，他面对死者墓碑，跪倒在地。德国面对二战的态度与日本大不相同，他们没有回避，而是勇于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让世界很快重新接受了德国，甚者对德国更加尊敬，这样的态度，也让德国复兴容易了许多. 德意志的精神,一是讲理性，守纪律，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说话有修养，知识面广，不怕辩论。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益求精，永不满足. 片中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不得不说的便是被誉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不得不说,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也就是有了他,德意志才能复苏.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容克家庭。他顽固地坚持君主主义，反对德意志统一，主张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内友好相处。整个40年代，俾斯麦是普鲁士联邦议会议员，竭力维护容克阶级利益。1848年革命时期，他在普鲁士议会中公开声称：“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 他的政治主张是亲奥、亲俄、亲法，即亲那些促使德国分裂的势力。但在1851年——1859年俾斯麦担任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普鲁士代表期间，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德意志的统一是无法阻止的，统一的领导权应由普鲁士掌握。 俾斯麦1859年担任驻俄大使，1861年调任驻法大使。在大使任内，他充分了解到，德意志的左邻右舍——沙皇俄国和法兰西帝国的统治阶级会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而在德意志内部，普鲁士的统一必将遭到奥地利的殊死抵抗。要统一德意志，非以武力作为后盾不可。 1862年9月，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他公开声言：“把奥地利逐出德意志”，
德国、日本与美国崛起及其给中国崛起的启示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实验中学夏克传邮码：528100 一、德国、日本的崛起 （一）德国 1、崛起 （1）第一次崛起：①1871年，结束了分裂割据状态，打败了欧洲两大传统强国法国和奥地利，完成了国家统一，成为欧洲的新兴强国。②19世纪末，德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③一战前，组建了以它为核心的三国同盟，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原因：①国家实现了统一，有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②在统一的过程中，得到了法国50亿法郎的赔款以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矿藏，为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资源。③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重视科技和教育等。 （2）第二次崛起：①20世纪20年代,经济复苏，并重新成为政治，经济大国。②30年代，为解决经济危机，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对外疯狂扩张，最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势力达到了鼎盛。 原因：①利用美国等国的经济援助，20年代经济复苏。②建立法西斯专政，对内镇压，对外疯狂扩张，势力急剧膨胀。 （3）第三次崛起：①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经济大国。②1990年，两德实现统一，德国再度成为欧洲大国。 第三次崛起原因：①战后实行民主改革，清除法西斯主义，为经济的发展奠定政治基础。 ②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经济非军事化)。③重视教育和科技，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④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⑤两德统一，综合实力逐步提高。 2、衰落 （1）一战后初期衰落:战后签订《凡尔赛和约》，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原因：①一战中严重削弱。②战败后面临宰割。 （2）二战后初期的衰落：被四大国分区占领,国家分裂。 原因：①二战中严重削弱。②战后被分区占领等。 （二）日本 1、崛起 （1）第一次崛起原因：①明治维新使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②善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③重视教育和科技，充分利用两次科技革命的成果。④一战中大获其利。⑤在国家的扶植下，日本垄断组织建立并迅速发展。⑥建立法西斯专政，疯狂扩张，势力急剧膨胀。 （2）第二次崛起：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努力想成为政治大国。 原因： ①战后进行改革,清除了封建残余.。 ②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国民经济非军事化。 ③重视教育和科技,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 ④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⑤利用朝鲜战争美国的订货,经济迅速发展。 2、一度衰落 原因：①二战中损失惨重。②二战后成为战败国。 （三）德国、日本崛起的启示
【中国的崛起之路艰辛而漫长】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一些国际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如德国总理施密特等，由于其对中国走马观花式的访问，目睹中国的经济繁荣，以及受到其国内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中国产品的视觉冲击，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惊叹不已，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并声言一个中国世纪即将来临，这种客套的赞言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热血沸腾，21世纪是中国世纪似乎已成为触手可及的事实。 中科院也在多年前的国情咨文中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 将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21世纪末，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将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并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崛起和腾飞的世纪。但少数深诣国情的研究者却告诫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繁荣存在过多的泡沫成份，几大国有银行严重亏空，江河湖泊污水横流，缺乏制衡机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泛滥，国有资产在重组过程中严重流失；有一个问题更是直指核心：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不难发现，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和能源一切供给畅顺的基础之上，这与现实相去甚远。大家知道，这些年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遭遇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阻击：向西，中东找油计划遭到美国当头一棒，向南，马六甲海峡又被美军封锁，向东，日本对春晓油田围追堵绝，向北，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几易其线；而在资源上，今年初，国际铁矿石价格一路飑升。而我们的经济，还是依赖高能耗、高消耗、无序发展来达到数额上增长，注意我用的是“增长”而非“发展”，我们的国内资源面临枯竭之势。即使在此时发生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发展模式，但当我们的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20000-30000美元时，世界拿什么支撑一个这样的中国世纪？资源呢？现存的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千方百计阻挠后起工业国家的发展？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世界资源的重新瓜分！而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中国的发展恰如一块大石压在他们的心头。 再看看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和破坏：被滥伐的森林，为了地方经济高速增长而被滥采的矿山，多年失修而荒废的水利设施，大地伤痕累累；经济增长最快的珠三
15课《德国的统一和崛起》详案 师：通过学习，我们已经学习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请问民族国家的特征是什么？ 生：统一的市场、语言、统一的政治文化中心 师：到18世纪英法两国通过改革和革命的方式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发展成为欧洲大国；同为今天欧洲大国的德国，怎样形成民族国家并走上崛起之路，则是我们今天这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 1、统一的背景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分别成为今天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雏形。 962年，奥托一世建立的封建帝国，由于受到罗马教皇的加冕，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正如课本67页知识链接的描述，这个帝国到了14世纪之后，就已经徒具虚名。 这一时期的帝国由大大小小的三百个邦国和自由市组成，而非一个如英国、法国一样的民族国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曾有德意志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这一时期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欧洲中部的一片区域，邦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且这些邦国中大都实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 在汉堡的关税博物馆中，陈列着当年德意志各邦国使用的一些货币。大家猜猜看最多的时候，这片土地上使用的货币种类能达到多少？是用个十百千万中哪个计算单位呢？ 生： 师：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0种。除了混乱的货币，邦国之间还设立了重重关卡，收取繁重的关税，从柏林到瑞士，现在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但在19世纪初，却要经过10个邦国，办10次手续，换10次货币，交10次关税，沿途缴纳的关税，甚至超过了所运货物的价值。足见四分五裂的状况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推翻了这一名存实亡的帝国的统治。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战引发了各邦国的积极变革和很多民众的民族意识，统一渐渐地成为各阶层的共同呼声。那么德意志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统一呢？ 1815年，德意志各邦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其中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力量最强大的两个邦国。关于德国统一的形式，分别形成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小德意志道路和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大德意志道路。在这场PK中，历史告诉我们普鲁士获胜了。那么，为什么普鲁士能承担起德国统一这一历史重任呢，请同学们结合书本一起思考一下。
转德国汽车和日本汽车发动机技术比较一结构上德系发动机复杂而日系发动机简介如果你打开大众汽车发动机盖看看发动机冷却水管多么的乱车主不明白连修理工都搞不清。各个部件布置的乱。再反观日本汽车发动机外围简单维修方便。二发动机设计的侧重点德国车发动机侧重于动力性能而目本车发动机侧重于油耗经济性能。大众的增压发动机缸内直喷FSI发动机及集成缸内直喷和涡轮增压的TSI发动机匀以动力强劲著称。他们的动力表现比自己排量大0.2升和0.6升以上的发动机相抗衡。而日系发动机不管是本田著名的I-VTEC发动机还是丰田著名的VVT-I发动机其最显著的优势就是节油性而且这几年来围绕其一系列的技术改进都在于如何减少油耗。一句话德系车的发动机以发掘动力为第一要义日系发动机以挖掘发动机的经济性为首要任务。侧重点各有不同。当然我这样说并不就是说德系车发动机一点经济性都没有日系车一点动力性能都没有我只是在说它们各自的最大特点如果一味地咬文嚼字和钻牛角尖就没有意义了。三发动机动力的表现德国车发动机发力点比较靠后日系车发动机发力点靠后。一般来说德系车的发动机的发力点比较靠后因此它的动力特点表现在后半程也就是说动力表现的线性较好持续加速能力较强。缺点是起步阶段有迟滞现象这与发动机的高转速发力特点有关。而日系车的发动机其发力点相对靠前动力释放较快也就是说低转速发力的特征明显。由此体现出来的特点就是起步快油门反应灵敏中低速阶段爆发力较强短距离冲刺能力出众。缺点是发动机的后程动力表现不尽如人意随着转速的拉高动力表现反而出现疲软往往表现出在100公里时速以后加速乏力的现象。打个比方德系车发动机象个中长跑选手起跑的时候还没缓过神来有点慢悠悠的但一旦拉开架势越跑后劲越足速度越快。而日系车的发动机更像一个短跑选手启动快爆发力强在100米、200米甚至800米都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距离一旦拉长它的耐力性就表现出不足了。一句话德系车发动机的特点是起跑慢耐力好而日系车的特点是起跑快耐力差。这样的例子其实相当多。无论是凯美瑞还是雅阁在与迈腾的实际测试表现中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在0-60公里的加速时凯美瑞和雅阁稍占上
德国和日本同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对历史的反思是深刻的，而今天日本的右翼份子活动越来越活跃，两国反应为什么这么大？ 一、战胜国对德日的占领方式不同决定了对两国法西斯清算的彻底性不同 德国，二战后初期由苏美法英四国分区占领。由于战后初期四国充分合作，对德国法西斯的惩处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是彻底的。其次是战争赔款问题。50年代初德国就开始实施战争赔偿。日本，二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逐步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极力扶植日本的右翼势力。在战争赔偿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美国的操纵，战后多数亚洲国家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要求。 二、战后两国建立的政权基础不同 在德国，由于纳粹主义和纳粹分子受到了较彻底的清除，所以战后的德国联邦政府都是反纳粹的，对战争的反省也是认真和诚恳的。而在日本方面，战后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不利于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首先，它保留了天皇制。其次，由于美国的包庇、扶持，一大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要人。正是由于战后朝野右翼势力的存在、发展，使日本反省历史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 三、两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 从历史上看，欧洲存在着带有“原罪”忏悔意识的基督教文化，这是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精神基础，使他们能诚恳地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以求得世人的宽恕和自己心灵的净化。 日本传统文化（武士文化）中有所谓“耻感”观念，这种“耻感”依附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忠诚意识”上。有些日本政客曾扬言，如果承认侵略战争，就是给日本的历史“沾上污点”，就是对不起当年“为国捐躯者”。 四、在有关侵略战争的社会教育方面，两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德国政府一直坚持如实地将希特勒的野蛮残暴行径公之于众，并对纳粹分子的活动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 而日本政府却长期向国民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只是强调日本“受害”意识，而忽略其“加害”意识。 五、两国战后所处的地缘政治因素不同 深受德国侵害的苏联、法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战后经济、国力强大，在严惩德国法西斯方面态度也一直十分强硬，即使德国已经深刻反省了战争罪责也是如此。
悟俄罗斯的崛起之路 经管1003 邓倩倩0800100314 1991年，苏联解体，留下的不仅是悲痛的国民、巨大的外债，更是与欧美等国家政治关系的冷淡。俄罗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负重前行，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俄罗斯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多次经济体制改革，直至现在雄踞世界之林，成为超级大国。 总统叶利钦上任初期，俄罗斯处于危急存亡之时，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俄罗斯政府进行了一场突进式的改革—私有化改革。首先是以达能公司的拍卖为先例，将国有资产转为私人所有，而后是借助债券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此时，很多投机者趁机利用手中的债券买下工厂、建筑等，一年之内，俄罗斯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这时，俄罗斯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寡头诞生，他们频繁的干扰和控制国家的经济、政治。同时，俄罗斯政府实行价格开放、财政货币双紧缩等政策，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休克疗法”，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导致了国内生产萎缩、经济虚弱、财政拮据，国家一度靠出卖资源、举借债务来支撑。而后一场经济危机让使得俄罗斯雪上加霜，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国民生产总值剧减，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的实践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说明：无视本国国情，盲目照搬他国经验的狂飙突进式的改革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和风险。而开放和市场化也是当今世界新兴国际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 “不成为强国便无法解决任何国家性问题。”普京在入住克林姆林宫后，发表第一次电视讲话时如是说。普京继任前，俄罗斯已经面临降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上任后，利用十分强硬的手段去除国内经济寡头，将资源化为国有，强行实行国家管制，最具有代表性的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在充分利用国家丰富的资源的条件下，发展能源经济，继而通过设立稳定基金等，俄罗斯不仅还清了苏联债务，国内外汇储备增加，经济也开始回暖，一跃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超级大国。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启动社会保障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教育、卫生、住房政策等。出台了养老金、免费住房、学前教育、免费就医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俄罗斯国内开始了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俄罗斯凭借着能源经济、传统高科技、战略和力量、军品出售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以能源拉动经济强势增长，振兴国防科技工业在全球重新定位
论德国与日本对二战历史反思不同的原因 摘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胜利者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明确方向的重要契机，也是失败者从历史中痛定思痛、转向前行的关键之年。70年来，作为侵略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和态度上却大相径庭，前者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取信于世；后者百般歪曲，不知悔改，欺骗世人。由此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周边关系、国际形象和发展走向。 关键词：德国、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省态度 70年前德国和日本在东西半球共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法西斯同盟的覆灭而告终。岁月的推移，可以抹去战争的硝烟。但是，却抹不去受害者和遗属心灵上的伤痛。世界各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反思也未曾停止。德国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但是两国对二战的态度以及在行动上却大相径庭。 一、德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的不同态度 其一，对战争的认识不同。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究竟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两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本民族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因纳粹集团的覆灭而放弃承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后果，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1951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阿登纳就明确表态：“纳
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1975年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到华沙访问时，曾双膝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向波兰人民道歉[1]。2013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不忘：“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德国从未停止对逃匿纳粹战犯的缉拿，从未停止过向战争受害国，向遭受集中营关押和虐杀的犹太人及其家属等战争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到21世纪30年代，预定支付的战争赔偿额将达1200亿马克[2]。而且尽管德国在二战中本国人也遭受着战争的迫害，德国本土甚至都变成一片废墟了，但是德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颠倒黑白是非称自己是受害者。 然而，同样在二战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日本，从天皇到历届首相一律采取回避、否定甚至歪曲的态度。天皇裕仁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终战的广播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他没有使用“战败”或“投降”而且“诏书”中拒不承认日本侵略，反而对效忠天皇“圣战”的臣民倍加称颂。纵观战后历届首相的表现，无一不对侵华战争表示反省，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只是外交辞令。70年代以来，主张日中友好的大有人在，如田中角荣、中曾根、竹下登等都在促进日中友好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更别提什么谢罪了。而且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鼓吹和煽动下，很多民智未开的日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特别是在经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这种想法更加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