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性哲学到和谐社会-张康之等

从总体性哲学到和谐社会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张康之1，程 倩2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2．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景德镇333001）

[摘 要] 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中形成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包括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三个理论层面。这三个理论层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和谐社会作为其实现目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为理论指导，并根据这一哲学精神去设计行动方案。

[关键词] 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 ），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学理论；

程倩（1969- ），江西景德镇人，景德镇陶瓷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文化。

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性的哲学；另一个是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建设性的哲学。反映在社会行动方案中，前者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而后者则导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矛盾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总体性学说却一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中。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试图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中的这一方面，而且卢卡奇等人也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尚处于极其不确定的时期，也由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垄断了“话语权”，甚至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方式压抑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这一方面的内容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由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受到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也相应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的探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目标。它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索历程之后，终于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去了。

一、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总体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方面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世界正在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在20世纪的20年代，虽然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构成部分，并对“历史的总体”作出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淹没了它。直到20世纪中期，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对“个体的总体性”以及“个体的总体化”的路径作出研究之后，总体性的问题才重新在哲学研究中引起了些微波澜。大致在同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也从社会批判的角度阐述了一种“否定的总体观”。今天，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时，又重新把我们引向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因而必然走向乌托邦。与萨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也与卢卡奇不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研究，将会直接地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运动提供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也有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一系列著作中，总体性哲学不断地得以展开、发展和丰富，从而实现了对人类历史的洞察，对社会未来的科学预见，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析，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对人的本质实现道路的描述，以及实现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去把握它们的一般规律。总体性哲学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史的又一条基本线索，也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基本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总体的观念和总体性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总体的观念和总体性方法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成熟起来的，这是一个统一的过程”[1]。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刚刚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时，就已经朦胧地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中总体观念的重要价值，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总体观念是不彻底的，必须对其加以改造，赋予它以科学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马克思试图去把握人的“社会特质”，强调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运用总体观念去理解人和解决现实问题。当然，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建立起自己的总体观念的。因为，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时，马克思面对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如何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二，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一切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原则性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必然提出对总体观念的迫切要求。因此，马克思在他的科学探索活动中，不能不把建立科学的总体观念放在首要的位置。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首次作出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联系”中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因之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看作是对资产阶级整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对产生了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的批判出发，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把私有制社会看成是“非社会”，即不具有总体性的社会，而把扬弃了私有制的社会称作“真正的社会”，即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当然，这种区分还存在着不彻底性，它表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把统一的历史过程看作总体，而只是把总体看作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在稍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纠正了这种不彻底性，形成了关于人的特质的成熟见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

经过长期的探索，马克思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和思想伙伴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和批判。在1845年，当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首次对自己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阐发，其中，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和社会发展学说之间的统一性正是建立在总体观念的基础上的”[3]。自1846年起，在同蒲鲁东论战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观念得到了比较完善的科学表述……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点”[4]（P75）。这是马克思总体观念的一次升华，对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成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这时开始，马克思的哲学总体观念在经济学的沃土中开始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手稿和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总体观念逐步完善的过程，而《资本论》正是马克思总体观念逐渐完善这一过程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可以看作是总体观念的凝结物。正是因为马克思一直追寻总体观念的科学表达和总体方法的正确运用，才使《资本论》的创作史成为总体观念及其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史；也正是因为有了总体的观念及其方法，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找到了人类走向未来的通路。

可见，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总体观念，有了这种总体观念，也就建立起了对世界加以总体性把握的哲学体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了“统摄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整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的总体性特征”[5]。正是这种建立在生活和实践观点上的总体观念，包含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转化为科学的实践方案可能性，从而为我们在今天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框架。所以，我们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可以说都早已完整地包含在马克思总体观念的“原典”叙述之中了。 二、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基本内容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哲学和总体性哲学都是从对异化概念的分析入手的，但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从异化概念着手可以发展出两条路径：一条是确立起矛盾的世界图谱，在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直接地把矛盾的理论转化为阶级分析的方法，并建立起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另一条是在异化分析的前提下发现世界的总体性，把异化看作总体性的丧失，从而寻找总体性恢复和重建的方案。在后一条路径上，总体性范畴在应用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时，直接地以“社会有机体”的表述方式而存在。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路径是同时展开并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在逻辑上总体性哲学的路径是统摄和包含着矛盾哲学的路径的。这是因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两条路径是并存的，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是以总体性哲学原则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有了总体性的哲学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一些学术研究活动中出现“两个马克思”的提法，或者认为存在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等，都是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路径对矛盾哲学路径的统摄。第二，矛盾哲学的路径与总体性哲学的路径是一个方法与目标的关系。也就是说，总体性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体系中，是作为理论目标而存在的，矛盾哲学属于方法的范畴，是通向总体性哲学理论目标的方式、方法和过程。所以，矛盾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完成形态的逻辑过程。即使作为一个逻辑过程，它也是贯穿着总体性哲学原则的，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再拥有如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合题”了。第三，在转化为社会行动方案时，矛盾哲学与总体性哲学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矛盾哲学导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行动方案，而总体性哲学则导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方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打破的是旧世界，而社会主义建设则是要走向和谐社会，虽然主题不同，但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可以看出，矛盾哲学和总体性哲学在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既是逻辑的归宿，也指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历史演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也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中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总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予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每一个圆圈便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6]这是黑格尔对总体性哲学纯思辨的表述。在他看来，哲学意味着一种自由，它要超越理性本身的规定，超越二律背反，因而必须置身于流动性之中，解决其自身内部的僵硬对立，在辩证法的作用下，一切孤立的东西、表面上对立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构成统一的又有差别的整体。其实，黑格尔所要实现的是在历史过程中进行反思性建构，通过这种建构而形成自满自足的总体性哲学体系。在这一哲学体系中，最高的总体是绝对精神，它在自我展现中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在历史中获得自我意识并重新返回到自身而形成封闭总体。在总体性实现的过程中，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而完成了一个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自身又分别构成一个总体，经历着正、反、合三个各自均为总体的环节，在反思中达致同一。这实际上是包含于概念及其运动中的总体性，是一种抽象表述了的总体性，属于纯粹哲学的想像，因而具有神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