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历史文化

合川是长江上游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合川的历史文化，先后经历了原始文化、土著文化、巴文化、唐宋文化以及元明清文化这样一个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历史源远流长，传承脉络清晰”、“巴文化和唐宋文化特点鲜明，地位突出”、“山、水、城合一，历史地理条件优越”、“民风质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是合川历史文化有别于周边城市的四大特色。

（一）原始文化 合川的原始文化，发端于距今约200万年的新四纪早期。2004年底，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为配合渝南高速公路合（川）武（胜）段建设，在沿线考古调查勘探中于合川涪江三桥右岸一、二级阶地上发现了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唐家坝遗址。2005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市文物保管所对唐家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通过对2.5万平方米的大面积钻探和325平方米面积的发掘，探明该遗址地层分为5层：第一层是现代至秦代文化层，第二层是战国文化层，第三层是全新世堆积层，第四层是第四纪堆积层，第五层是砾石层。采集到石片刮削器、石片砍砸器、石核砍砸器、砾石单刃砍砸器、砾石刮削器、石核等22件早期石制品就全部出土于距地表15米的砾石层中。与此同时，考古调查人员还在位于合办处大坪村地处涪江左岸二级阶地的第四纪地层中，采集到1件刃口使用崩疤明显的石片砍砸器标本。这批古老石器显示，“此地（嘉陵江、涪江汇合处沿岸）从第四纪的早期至第四纪晚期，都应有人类在此活动。唐家坝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长江上游原始文化，建立长江上游地域的旧石器文化序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由此可见，唐家坝遗址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处于相同的地质时代。生活在唐家坝的古人类与巫山人一样，也是早于元谋人的远古人类。

合川原始文化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继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之后，还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沙梁子遗址。沙梁子遗址位于盐井镇糖坝村（原合川市东津沱办事处糖坝村四社），地处嘉陵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靠北有名为大溪沟的溪流汇入嘉陵江。遗址高出河漫滩35米左右，地势宽阔、平坦，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该遗址由重庆市博物馆在1987年初的三江考古调查中发现，经过1989年、1998年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商周时期的陶器和明清时期的瓷器。其中，“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耜、斧等，多为农具，仅刮削器可能与狩猎有关，说明沙梁子先民们过着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生活。”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耜、石锄、石镰、石斧、石锛、石球、网坠等器形。陶片之可辨器形者有罐、釜、盆、缽、尖底角状杯等类。”制作年代大约在距今6千至7千年前，与重庆巫山大溪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当。

此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嘉陵江流域最早的人类痕迹是距今2万5千年的铜梁文化。而以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沙梁子遗址为代表的合川原始文化，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结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叶，起源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在嘉陵江流域人类文化中仅此而已。

（二）土著文化

继原始文化之后，是合川的土著文化。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里指的是“巴”进入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后，大致以秦汉巴郡为巴国时，境内的民族成份。也即是说，“巴”是在这些“蛮”族的地盘上建国的。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指出，在这一记载中，常璩将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整个西南地区的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也就是说，巴国之属的濮有别于其他。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邓少琴先生曾经考证说：“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2]唐家坝和沙梁子遗址商周文化层出土的、具有明显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早期陶器，证实了邓先生上述结论的正确，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合川远古时期先民，从原始人类向土著民族进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由此而言，合川古代的土著文化，是以居住在三江流域的原住民——濮人为代表，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有部分学者亦称此类文化为“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时间跨度大致有3000多年，相当于中国传统历史纪年中的“夏、商、周”时期，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结束于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

考古专家通过对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罐、釜、盆、尖底盏、尖底杯、平底器等晚期陶瓷器物组合与四川、重庆等地，如：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的相同器物的比对，认定为商周时期常见典型器物，这也足以说明，商周时期合川的土著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三江流域的经济基础相近于蜀而优于江州（重庆），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川土著文化，除了与周边的他地文化有着联系之外，自然也有着一定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沿袭到东汉以后还是继续存在的。合川的土著文化是一种与周边他地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域文化。

（三）巴文化 西周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洛邑，楚国便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张。在此背景之下，春秋之际，随着巴人的大量迁入，以及战国后期巴国都城在铜梁山下的建立，合川成为了巴国的腹地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原来的土著文化在这一时期与巴文化融合，进入到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巴文化时期。

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垫（褺）县于合川，合川历史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垫江县是合川2320余年建置史的开始。《四川郡县志》载：垫江县辖“今合川、武胜、铜梁、安岳、岳池等县”。《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县治在今合川县城关镇”。即垫江县治已在今合川区合阳城，为当时巴郡可考的5个县之一[1]，亦为秦代在西南可确考的19县之一。

垫江县城的选址和修筑，体现了中原文化“山（瑞应山）之南称阳；水（涪江）之北称阳”的风水学说和“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的建筑理念，是中国古代依照“天人合一”选址建城的典型范例。由此而下，朝代更迭，垫江县由县升郡，由郡置州，但治地依旧。由于城址的不动迁，合阳这片热土，始终保持了它作为三江两岸广大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中心的重要地位。清《合州志》这样描述：

州城地脉，来自龙多，有高望、纯阳绵亘而入，豁间平壤，周环六、七里，东西迤长如凤伸颈，如鸟舒翼。旧志称其龟龙。瑞应拱峙，四围涪、宕、嘉陵交会城下，屹然一名都会。

近二十年来，合川狮子坟砖室墓、白鹿山砖室墓等数十座汉墓中出土的陶质水田模型，以及南屏白鹤林汉墓中出土的碳化谷物证明，秦汉时期的垫江是稻谷的主要产区。特别是陶质水田模型中“鱼”、“龟”、“蚌”等专用养殖池塘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的稻谷种植已与水产养殖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型的种养殖技术的运用已经十分普遍。“县北有稻田，出御米” 。江州县以今渝中半岛为中心，北与垫江县接壤。这种作为贡品的上等稻米，自然也出自垫江县。当时的垫江的三江两岸不但是稻、黍、稷、麦、豆等粮食作物产区，同时还以桑、蚕、麻、茶叶为农副产品之大宗。

东汉，是垫江县在巴文化时期经济形成较大发展格局的重要阶段。“东汉砖室墓一般分布于土层深厚的沿江台地及平坝，其规模较大而又保留有封土遗迹者当推合川南津乡汉墓群（即：南屏汉墓群）。在该乡白鹿、中南、上南、下南、牌坊等村东西1.5公里，南北2.5公里范围内，大小封土冢星罗棋布，基建及农耕中，历来有几何纹汉砖、陶器及陶俑、陶模型残片出土。”这种大范围、密集性汉墓群的发现，在巴渝地区仅此一例，说明当时垫江县的城市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居住人口相对密集，三江之地的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迄今保存的汉代青铜笔洗工艺精湛，濮岩东汉画像室石墓浮雕图案精美，南屏汉墓中出土的侍俑惟妙惟肖，抚琴俑神形兼备，彩绘舞蹈俑装束华丽，大陶马、陶猪、陶羊和陶狗造型生动，以及草树土汉代遗址中“豪宅”遗址的高档规格等等，无不展示出了汉代垫江在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获得的较高的成就。尤其是在草树土汉代遗址中出土的朱雀纹饰瓦当，精美绝伦，在重庆地区极为罕见，是为巴渝文化受到楚国文化熏染的例证。

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宋文帝元嘉（公元424年——453年）中，分巴郡垫江县置东宕渠郡，属梁州。”这是合川在古代由县升郡的开始。1987年，重庆市文物普查队在合川七间孙家坝首次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为川东地区早期青瓷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以及产地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同时也展示出了合川古代陶瓷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巴文化在合川历史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巴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敢于拼搏的民族性格，对合川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合川的历史上，宋蒙、元战争时期的钓鱼城36年抗战，以及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金子沱武装起义，即为继承发扬合川文化传统最应当称道的典范。

（四）唐宋时期的文化 唐宋时代，合州经历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即从封建政治军事性质的州城，开始向封建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是合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1.水陆交通 合州“贯江、沱，通汉、沔，控引众川”，具有“巴蜀要津”的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嘉陵江就是沟通四川东、北部地区及联系外界的水运交通动脉，是川西、川中和川北地区与巴渝、峡路紧密联系的纽带。汉唐时，金牛道、嘉陵故道、米仓道和荔枝道是川陕交通线上的4条主要干线，合州在嘉陵故道、米仓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宋代巴渝地区得以长足开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合州成为了成渝北道水陆中枢站，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转漕川米，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从长江水道通过嘉陵江运入抵阆中、广元，合州是漕运的中转仓重地。宋·任逢《垫江志》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都转运司于东西两川敷对籴米，岁六十担，即合州置转运船仓，舟船篙挽，悉从官雇，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长江之古称）至重庆，溯内水（嘉陵江重庆至合川段之古称）至合寓于仓，又自合溯西汉水（今合川嘉涪口以上嘉陵江之古称）至利、阆州，谓之转搬。”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其重要性在于稳定军心及边务。由此可见这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意义。

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合州经济的繁荣。合州作为唐宋时期巴蜀的水陆交通枢纽，起到了促进巴渝地区开发和辐射川中、川西和川北广大地区的重要作用。故《方舆胜览》等文献称合州为“巴渝要津”、“蜀口形胜之地”。

2.城镇建设 合州城——唐代的合州城，宏伟壮观。宋·晁公武在《清华楼记》中说：“其水曰涪、曰嘉陵，合流于城下。”[3]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合州子城的修筑，开合川历史上提高城市防洪功能之先河。清光绪《合州志》卷4《建置志·城池》记载：“唐治子城，《图经》云：天宝三年筑。大历八年圮于水。”两宋时期，为提高合州城防御洪水的能力，修筑子城或江堤成为了当时维修城池的重点。任逢《垫江志》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