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理论主干

当代国外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理论主干 张一兵 【专题名称】外国哲学 【专 题 号】B6 【复印期号】1997年02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6年01期第37-44页 【作者简介】张一兵 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 邮码 210093

〔内容提要〕 本文对国外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主干进行了清理，这一主干包括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葛兰西、青年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柯尔施、施密特，南斯拉夫“实践派”及捷克的科西克等人的实践哲学思想。中期的本世纪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如东德的柯辛“一体化教科书”和赛迪尔的“实践中心论”思想。最后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的芝田进午、岩崎允胤等人的新体系及广松涉的实践“关系本体论”。本文作者力图通过总括性地梳理，为我们勾勒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一系的沿革、传承和重点关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 进入80年代后半期，实践唯物主义突然成为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理论热点。众所周知，“实践”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逻辑范畴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认识论中溢出，在当代重新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20年代的卢卡奇、葛兰西）开始，经过50—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实践派”和东德柯辛的“一体化教科书”，又中转于7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才达及一个明确的“新体系化”的理论指归。而中国当代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方面当然受到了这种先在逻辑运演的隐性制约，但更主要的却是对我们自己改革开放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层面理论讨论的一次大总结。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求整体变革的一次新的重大尝试。1988年底以降，这场讨论现在已基本完成了一般外在结论和理论原则的论争，进入专题和深层逻辑统一性的建构。这也是较为艰难的一步。由此，今天能在实践唯物主义深入讨论中继续发言的人数实际上大为减少。其实，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研讨的深入，其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表现为我们对前一阶段各方面理论讨论的全面自省。依我们所见，这包括传统理论逻辑本身的自省，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及新的理论建构与现实的接轨。在此，本文主要梳理一下这一讨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进程中，讨论实践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理论主线。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 众所周知，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直到后来斯大林式的苏联哲学教科书那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整体逻辑地位被大大忽视了。实践仅仅被规定为一个与认识相对应的范畴，限定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客观地说，实践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新界说，是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始的。 在本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研究中，首先重新研究实践问题的是葛兰西、青年卢卡奇和柯尔施。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称之为“实践哲学”。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实践哲学”是拉布里奥拉于本世纪初，第一次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切什考夫斯基那里，转引进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1〕从表面上看， 身陷囹圄的葛兰西是为了避开意大利法西斯的检查，但从其整个理论表述来看，我们又可以发现某种内在的理论逻辑意向。这种意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落脚点。他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和从科学到行动”两个阶段〔2〕。从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来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要的是强调它的现实变革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创造性变革的实践哲学。二是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既超越唯心主义，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既反对离开主体的实体中心，也反对唯我论的主观妄想，实践哲学是一种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历史哲学和人道主义。 与葛兰西的观点相近，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功能。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它的本质特征是实践总体性，正是这一原则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所以，在该书中他批评了恩格斯将实践理解为工业和实验是偏狭的，因为这样，就会使实践变成一个实证的规定，使人们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革命性实践功能。几乎同时，柯尔施也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实证的理论，而是一种以社会革命实践为基本的逻辑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注重“历史具体性”的批判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对现存世界的思辨的赞赏，而是积极的转变（实践的转变）”。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研究无产阶级改造现存旧世界的革命实践理论，即使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社会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与社会客体重新统一起来的历史辩证法。因此，他不同意恩格斯那种离开了社会实践的自然辩证法，也批评列宁没有突出实践能动方面的“反映论”。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探索中，实践范畴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规定突显出来。一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践功能，二是通过实践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能动本质。在此时，主体性是暗含在实践的创造性之中的。但30年代以后，新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罗姆、列菲弗尔等）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直接举起了人本主义的旗帜。所以，实践就成了人学主体的本质。再后来，步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萨特，在存在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干脆营造了一个所谓的“实践人学辩证法”。在他那里，社会历史是由实践构成的，而实践则又是指个人生存活动。这样，在社会层面上，历史不过是一种基于个体生存活动的实践“总体化”过程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关于实践问题的研究水平最高点是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施密特。在他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实践被比较准确地定位在马克思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用马克思早期著作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提出要以马克思的成熟科学论著为基础的正确立场。施密特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化的失误，在他看来，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人学本体论）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思想革命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并不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从“精神”到“物质”，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基本方法的革命。马克思不再关心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哲学命题，而是在实践的社会历史具体发展中，去观察先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观察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施米特的问题是，没有指认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异质性。 本世纪50年代在前东欧出现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学思潮在东欧哲学界最初思想波动的产物。在实践的哲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从根本上看，“实践派”的思路是从人本主义的逻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他们在自己哲学中所推崇的“实践”， 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先验类本质——理想化劳动的另一种说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是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弗罗姆等人本学家提出来的口号）。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基本特征是他所具有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外部的对象虽然先于我们而存在，但我们却只能在我们的实践经验中才可能认识它们。除去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实践问题研究上颇具特点的还有捷克的科西克。在他著名的《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科西克提出了具体的总体性，他认为具体总体性的就是实践。但是，实践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解释的那样，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也不是某种与认识论一致的行动范畴，或是人操作、处置人与物的技术。实践是人的存在领域，“它是人的客观化和对自然的掌握，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实践也是人的朝着现实性和存在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是“存在的和哲学的实践”。很显然，这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实践哲学。 二、前东德的“柯辛教科书”与赛迪尔的“实践中心论” 在本世纪60年代，在前东德哲学理论界发生过一场十分重要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前期线索是1961—1964年的“实践论争”。由《德意志哲学杂志》发起的这场讨论，是以格·克劳斯和德·维蒂希执笔的《关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的若干问题》〔3〕 开始的。作者提出实践范畴应包括理论活动。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感性活动”和“对象化的物质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性和针对性。物质生产活动只是基本的实践形式，其上还耸立着所有形式的“金字塔式的实践阶层结构”。其中最上层则是所谓“能动的理论活动”。这样，实践作“就是成为认识的直接基础、直接目标、直接的真理性标准的那种一切物质的以及观念的活动”。作者的论点自然受到了批评。从直接的理论研讨上看，由于讨论的前提就是将实践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内，加上论文作者显见的失误，所以这次讨论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进展，但也正是在这次讨论中，人们开始重新重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实践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作用是什么？实践是否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如果不是，那么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真实地位是什么？ 1964年7月， 柯辛在《德意志哲学杂志》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叙述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职能》两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今天“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的种种新课题面前，我们必须“批判性地探讨自身的地位”，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结构。他批评了斯大林式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做法，直接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新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柯辛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革命新的现实，他是要求原有的哲学体系发生新变化。这与后来的赛迪尔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两年后，赛迪尔发表论文《人对于现实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4〕。在该文中他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历史唯物主义落后”了。他批评传统研究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破坏了二者的统一性。辩证法被限定在自然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成了自然哲学。再从这种“客体式”的视角去描述历史唯物主义，则出现了一种“片面的、纯客观的、几乎不反映主体性的”哲学历史观。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严重地忽视了实践，没有阐明“人的行动的意义”。赛迪尔认为，传统体系受到了“斯宾诺莎主义”（实体）的影响。其理论出发点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自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出发点”既不是实体，也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对象的活动，是劳动、社会实践。实践不仅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地位，而且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