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

〔摘要〕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不乏有人曾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含其前身)在历史上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但是,这部分同志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并非是孙中山“招回旧部”,而是严格执行了中共相关决议的结果。而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决策,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跨党党员

一、何谓“新鲜血液”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在国共党内合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这一合作形式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诸多方面的干扰甚至破坏。面对纷纷争议,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曾深刻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那么,这里的新鲜血液指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指的是共产党员,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是指跨党党员.但是,弄清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新鲜血液”的“新”在什么地方,这就又必须首先认真考察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状况。

就当时而言,“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然而,它又是一个成分芜杂、组织松散的党。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成员虽有所增加,但指导思

想、政治纲领和组织纪律均存在着严重缺陷,党员“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甚至“从前曾为民国打过江山的健儿,现在亦变为背党降北的叛徒”。对此,孙中山深感痛心。在武力护法屡次受挫的惨痛教训中,他逐渐萌生了变“军队战胜”为“党人战胜”的决心,并逐步坚定了自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无疑是其实现奋斗目标的巨大阻碍。因此,他迫切需要“以俄为师”,“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以“重组本党,严格训练党员之思想与行动,使全体党员共负革命之责任”。

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严格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正是严格遵循“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的。中国共产党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无疑给孙中山以强烈印象,而和原来的老国民党员相比,中共党员更是以其“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深深打动了孙中山。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新思潮培养起来的青年群体,是一支朝气蓬勃、“非常崇拜新思想”的社会力量,把这股新鲜力量引入国民党,使之统一于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之下,不但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国内进步力量的兼容并包,而且可以更为直接地学习和借鉴“俄国的方法”进行“组织及训练”,从而大大提升国民党整体素质,并推动国民革命顺利前进。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党员的加入对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深刻影响,孙中山才把这些“真正的革命同志”形象地比喻为“新鲜血液”。

“跨党党员并非都是新鲜血液”,其原因在于把“新鲜血液”理解成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本身。事实上,“新鲜”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共党员相比于老国民党员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的、更为先进和优越的特质,其主要为: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阶级属性(工人阶级)、新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新的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等等。单纯意义上的“人”自是这些全新特质的载体,离开了这一载体,“新鲜血液”自然无从谈起,但若没有这些新的特质,光是“人”本身也无从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鲜血液”。和老国民党员相比,中共党员因拥有这些全新特质而更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对这些特质,孙中山虽然因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但作为伟大革命家,他还是能敏锐地感觉到其中的某些方面,并因此而将身具这些特质的跨党党员视为能给国民党带来新生的“新鲜血液”。孙中山自投身革命以来,对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含其前身)曾先后进行数次改组,几易其名,在此过程中,脱党后又加入的也不在少数,但孙中山从未视之为“新鲜血液”,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在历史上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如果具有了这些全新特质,那么相对于国民党这个旧的“身体”来说,仍旧可称得上是“新鲜血液”。

二、孙中山实行党内合作是否为“招回旧部”

有人认为,孙中山实行“党内合作”的一个重要用意在于让“防堵不成、出走成为现实”的“老国民党员”重新归队。认为从这个意义讲,实行党内合作,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是输入“新鲜血液”,也是要“招回旧部”。那么,事实真是如此么? 其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酝酿阶段,多数中共领袖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是持否定意见的,最初加入国民党的多数中共党员是严格执行党的相关决议,或者说是不得不如此的结果。众所

周知,在采取何种方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问题上,最初中共方面想争取以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来进行。但孙中山对此方案拒不接受,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应当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实行党内合作。这一提议虽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和批准,但在中共党内却引起了巨大争论。为解决这一问题,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着重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中共领袖出于丧失独立性等方面的担心多不赞成马林的建议,但为“尊重国际(即共产国际———笔者注)纪律”,并经过马林的耐心说服,会议最终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率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于是,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中共领袖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可以看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不但在历史上与孙中山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或个人交往的基础,更非孙中山主动挑选的人选,甚至还多是最初主张不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者。因此,关于孙中山想“招回旧部”的论断,至少在这一阶段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二,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之后,这一论断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究其缘由,主要就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中共在合作建立后仍然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随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众多中共党员纷纷加入国民党,甚至还在国民党内据有要职,但作为一个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共不仅要求跨党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政治行为必须服从中共的各项决议和要求,而且对选任跨党党员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也有着严格的标准。即以“欧文”所提曾任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的知名跨党党员为例,按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决议规定,会议代表一半由孙中山指派,一半则由各地党部推选。对推选什么样的中共党员来出席国民党一大,中共方面就有着富有针对性的考虑。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中明确指出:“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淅[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之后,针对选派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从事工作者,中共方面也制订了严格标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选择相关人选之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1)加入之人,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使他的工作成效,可以引起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尊重与信任,同时亦可使国民党党务有进步。(2)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于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引安置私人与包办的嫌疑,同时亦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3)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以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致妨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可以看出,这一标准设定得相当周到细密。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共对自己的党内事务,包括人事安排,享有充分独立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即使想,也很难能随心所欲地“招回旧部”并加以重用。

那么,该如何正确看待部分跨党党员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呢?笔者认为,这种联系和交往是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存在从本质意义上而言,反映的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真理的曲折经历和艰巨程度。鸦片战争之后,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起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式的建国方案甚至在董必武这样的老同盟会战士的心目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正如董必武所回忆的,我

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在探索救国真理的路上,像董必武这样后来转而信奉共产主义的老革命家并不在少数,这也就在客观上使得不少跨党党员在历史上曾与国民党有过组织联系或个人交往。因此,认为,研究这种情况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不能无视这些革命家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轨迹,更不能忘记国共两党在阶级属性上的本质差异,否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三、孙中山为何要采取容共政策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自始至终都有人对党内合作有非议。那么,孙中山为何要坚持这一决策呢?已经提出两条,即输入“新鲜血液”,重新振作国民党的需要;为更好地获得来自苏俄方面的援助。应该说,这两方面因素,尤其第一点,确实是促使孙中山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最为重要的理由。但是,这两点理由并不全面。事实上,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决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重要原因。 其一,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堂内合作”的成功经验是促使孙中山如此决策的重要历史依据。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初兴之时,屡遭挫败,深感势孤,迫切需要寻找革命的同盟者。海外是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因此,争取在华侨中影响较大的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合作与支持,就成为孙中山重要的战略目标。洪门致公堂是一个具有反清传统的民间会党组织,但是,由于其固有的封建主义色彩,已明显不能适应现代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造。为了减少阻力,孙中山采取了“以身入堂”方式,于1903年冬率领部分兴中会领袖加入洪门致公堂。其后,他利用自己在洪门组织中的尊崇地位,大力领导推动组织的整顿工作,并制定了带有鲜明资产阶级革命色彩的指导纲领。1911年初,孙中山把在美国的同盟会与洪门致公堂合并,从而通过逐步强化的内部合作把这一传统封建性组织引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事实证明,这种“堂内合作”大大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进程,不仅同盟会因为争取到更多华侨的支持而迅速发展,也使得致公堂得到了长足进步。这次合作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影响,并予其以深刻启示,从中得出的历史经验,也成为孙中山“党内合作”思想的重要历史渊源。

其二,此前两党在某些局部领域的密切合作使孙中山得以近距离考察中共,并大大加深了对这一新兴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即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进行了某些局部合作。这种合作,有的是较为单纯的个人行为,但更多的则是一种组织或准组织的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双方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成功合作。1922年1月, 2万多名香港海员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举行大罢工。在此过程中,中共广东支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广州各工会组织全力以赴地投入斗争,国民党广州政府也对大罢工表示积极支持。在国共双方的共同推动下,罢工取得了最终胜利。类似的合作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两党1921年至1922年间于川、鄂等地进行的第一次军事合作以及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过程中的成功协作等等。通过这些合作,不但使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深深地领略到共产党的勃勃生机,使其慨叹:“共产党是有群众的党”,“事实证明共产党在全国力量比我们大”,而且增强了双方的互信与理解,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