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

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刘文瑾【摘要】根本恶与恶之平庸，这两种貌似走向相反两端的对恶的描述，在作为行动主体对自我意图的执迷上是一致的。这种执迷或“过度”（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就是恶的实质，它在阿伦特笔下具有悲剧性的双重面目。阿伦特揭示了恶的现代性悖论：现代性的题中之义是将恶视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将随时代进步而被消除；然而，现代生活的“世界异化”却容易加剧主体行动的盲目与道德自欺，从而导致根本恶的后果。【关键词】阿伦特；根本恶；恶之平庸；现代性；世界异化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８６－０９

作者简介：刘文瑾，（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围绕列维纳斯、阿伦特和帕托什卡”（１２ＣＺＸ０５０）

当代人文社科领域似乎始终缺少适当的话语来谈论恶的问题。人们有时出于历史进步的启蒙主义信念而相信，恶是有可能随社会与人性的改良而得到治愈的阶段性丑恶现象；有时通过列举卷轶浩繁的数字、资料与图表，大张旗鼓地庆祝二战后的“长期和平”“武装冲突越来越有节制”与“权利革命”，证明“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可以随文化与物质环境，诸如技术、政府、商业或认知等的变化而占据上风，压倒暴力倾向①。回顾２０世纪，恶不但规模浩大，而且具有一种人们毫不陌生的庸常性。２０世纪科技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福利和便利之时，也成为恶滋长繁茂的催化剂。现代社会的恶不但从未绝缘于当代科层制与技术化的生存方式，甚至借助这种方式推广扩张。人们经由自己的生活经验保留了关于恶的词汇与感受，但若求助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或道德哲学，“善”和“恶”就成为主观性的语焉不详的词汇，需要经由显得更为客观严谨科学的数字与图表来讨论，为“对错”“好坏”“公正与不公”等词汇所取代。这种生活经验与学术话语的反差令人困惑。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恶，是阿伦特一生最重要的牵挂，是她始终在冥思苦想的难题。１９４５年，她曾写道：“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②她尖锐地提出了２０世纪恶的新形态，即“根本恶”和“恶之平庸”。她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准备谋杀他年迈姑姑的人，和丝毫没有考虑他们行动的经济效用……就建造工厂来生产尸体的民族，这二者是有所差别的”③。这差别体现了２０世纪恶的新形态。这些问题由于直面时代创痛而获得广泛回响，亦使阿伦特的思想赢得人们的持久关注。她对恶的问题的揭示实际上是对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挑战，让人不得不重新面对悲剧揭示的人的限度问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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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代表作如［美］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Ｒａ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ｐ．１．［美］理查德·Ｊ．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向盲目乐观的理性和科学主义者提出警示，也不同于悲观反现代的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者，而是让人们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自由与责任、行动与限度的古老问题。对２０世纪的社会历史灾难，她通过根本恶对意识形态与恐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提出根本质疑，通过恶之平庸对现代科层制中的个体道德责任进行反思，为此超出她一直专注的政治领域，以致责任与道德判断成为她生命晚期的主题。此外，虽不甚明晰，她也表明了根本恶与恶之平庸的内在关联。与其说她带给人们对恶的新发现，不如说她揭示了人性在特殊历史处境下特殊的表现形态。阿伦特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有强烈的悲剧性感受。她对２０世纪政治与社会灾难的反思很大程度得益于古希腊悲剧智慧，尤其是悲剧对行动在开端启新与被动忍受之间的双重性与脆弱性的洞察，因而能犀利指出极权主义作为人类行动在原因与结果、动机与行为、有能与无能的极度不相称性。她指出，“根本恶”与“恶之平庸”都包含一种由行动者的狂热与盲目而引发的灾祸，而这是平克所代表的乐观的理性主义者们所忽视的。平克虽正确地认识到，恶的问题常表现为“道德标尺的偏差”与“自欺”①，但却乐观地将恶当作“我们认知上和情感上的几个小缺陷”②，并认为虽然这些小“缺陷”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这些灾难本来是能够避免的，“一旦人认识到我们心理上这种宿命的怪癖，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看起来都变了个样子”③。他将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以下简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阿伦特视为“解构纯粹邪恶迷思的先驱”④，却忽视了该书的悲剧性反讽。对行动的反思，是希腊悲剧的智慧所在。悲剧诞生和繁荣于城邦民主时代、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时期，本就以教育城邦民众如何恰当行使自由与行动能力为目的，因此对理解２０世纪人类以寻求伟大或解放为目的的行动之悲剧性格具有启发意义。而阿伦特对２０世纪悲剧的反思，基于现代性的新型背景展开。这个新历史时代背景，为传统悲剧情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催化剂，使行动者的狂热与盲目的对照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由此产生了阿伦特所说的２０世纪恶的新形态：“根本恶”与“恶之平庸”。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对恶的描述，带有一种共同的“过度”性色彩。行动者的狂热与盲目，缘于对自我意图的执迷，其后果便是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的行动沦为制作、制作沦为动物物种生命过程。阿伦特试图通过唤起政治精神和个体道德责任来抵抗这种“过度”。

一、根本恶的“过度”：无所不能的人性与多余的人性１９５１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阿伦特在在《初版序言》中写道：“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最后舞台的确出现了一种绝对恶（绝对是因为它不再出于人能理解的动机），那么可以说，若非这种绝对恶，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恶的真实激进本质。”⑤在此书中，阿伦特一方面致力于描绘极权主义制度背后隐藏的、体现在社会组织、法律和心理等方面的动力机制，一方面揭示人类政治、文明和精神方面的各种要素是如何被席卷消融于这难以抗拒的动力机制中，直至发现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以历史必然性为名、使一切有机性传统要素解体的社会运动进程中，“似乎一切都失去了具体价值，让人的理解力无法辨认，也不再合乎人们的意愿”⑥。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全球性征服的巨大野心，在时间向度上由历史指向未来的目的论统治欲望，更在于试图据其设想来统一规划和创造一种“新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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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前揭书，第５６４—５６９页。同上，第６５７页。同上，第５６９页。同上，第５７４页。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１９７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１９５１），ｐｐ．ｖｉｉｉ－ｉｘ．Ｉｂｉｄ．，ｐ．ｖｉｉｉ．《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新人性”，由此剥夺和摧毁个体自由与多样化的人性。因此，她不仅在初版的结尾及高潮部分、此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全面统治”中，描绘了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都是可能的”———是如何在集中营进行试验，将人和人性变为“多余”，还在七年后（１９５８年）此书的修订版中，添加新的最后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作为全书的总结。这画龙点睛的一章指出：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形式，极权主义制度以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中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合法性权威，以恐怖作为推动此运动实现的手段和统治的实质。这种统治企图“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将人类“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变成“一种积极的、永不失败的法律载体”①。只是该“法律”不同于人类已有各种法律概念。它是规定自然与历史进程的超级力量，是大地上绝对正义的化身，具有科学性的哲学或世界观，跨越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它既要成为社会的客观外在法则，也要成为个体的主观内在法则，跨越客观与主观、外在与内在的界限；既体现为成文法，又远高于成文法，跨越成文和不成文法的差别。它要代表所有人类，并视所有人为一个人，跨越人类与个体的差别；从此，人不再是人，而只是被发明的“新物种”。阿伦特指出，希特勒的真正目标不是旧式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党卫军为代表的“主人种族”②。党卫军与普通人甚至党员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坚定的人。同样，斯大林的真正目标也不是要“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无限地“运动”③。这“运动”完全超越了本民族和国家利益，旨在消灭其他“人种”，制造某个“新人种”。无论希特勒还是斯大林，极权统治者“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他们从几百年几千年的角度来认识胜利和失败，全世界性的利益总是压倒了他们自己领土的局部利益”④。他们以一种无限遥远的、有关未来的虚构，蔑视直接当下的本国本土现实，以一种“超级意义”⑤取消所有具体的现实意义。阿伦特精辟地指出，正是这种同时作为恐怖和法则的“超级意义”，促成了一种激进的恶的本质的实现，即将人和人性变为多余的。她以集中营为例，描述了通往这一地狱之途的三部曲。其一，取消人的法律－政治人格，使公民的生存状态呈无法可依之态。为实现这一目的，极权统治者有意在集中营里同时混杂刑事犯、政治犯及其他无罪的群体类别，以此取消法律界限，使得国家机器可以无需法律罪名便随意处罚任何个体。其二，通过精心设计某些道德陷阱来摧毁道德人格。例如，株连制让个体的反抗行为给其家人至亲带来毁灭；创造某些条件让受害者卷入极权统治的部分管理罪行中，让犯人担任部分集中营的管理和协助工作，使他们在极端处境、两难处境中对某些极其残酷的选择负责。这些手段充分体现了极权统治的旨趣所在：消灭人之为人的道德依凭，模糊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将所有人都卷入到同一个碾压人性的运动过程中，破坏一切人类团结。最后，在消灭法律－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之后，迈入第三步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即消灭人的自发性、制造活死人。这是通过精心安排那疯狂折磨肉体和尊严的恐怖行动来完成的。最终，极权主义制度“成功地”将人变成毫无自发性的傀儡，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唯余对环境的机械反应。在此种悬置了法律的制度中，人的性格与个性都是多余的，连死亡也丧失了意义。生命只是一堆纯粹质料，可以毫无法律保护地被任意消灭。就连自杀这种抗议性死亡，其震波也由于人类团结的丧失而消弭。由于这种单子式的孤独，在人类历史上，牺牲前所未有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不是因为无人殉难，而是因为殉难不再具有社会意义，仅余死亡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