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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中不能设置人格权编人格权与人格有本质联系，与其他民事权利有本质区别。
人格权不能依权利人的意思、行为而取得或处分，不适用民法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代理、时效、期日、期间等的规定。
如果人格权单独设编，就违反了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关系。
认为只要民法典单独设置人格权编，就可以将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民法典，其中仅有乌克兰民法典对人格权单独设编。
该法典过度强调结社自由权和集会自由权，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多次发生政治变革，因而不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美国等国都是用侵权法保护人格权。
中国民法典编纂应当尊重中国经验，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专设一节规定人格权的类型。
标签：民法总则；商品化权；一般人格权；乌克兰民法典；人权保护中国民法典对人格权如何规定，是单独设编，还是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加以规定，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论。
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学者主要是王利明教授，反对人格权单独设编的学者以笔者为代表。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在2015年年会上，以研究会的名义提出了《民法典·人格权法编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
这表明，人格权是否单独设编，已不仅是笔者与王利明教授之间的分歧，还是笔者与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之间的分歧。
必须说明的是，双方的分歧不在于对人格权本身的认识不同，也不在于对人格权是否重要的认识不同。
笔者反对人格权单独成编，但并不否认人格权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应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人格权是否单独设编，选择何种立法模式。
在此，笔者郑重表态，不赞成中国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而主张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规定人格权。
一、民法典不应设置人格权编的主要理由1.人格权与人格有本质联系作为人格权客体的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是人格的载体。
人格权与人格相始终，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就不消灭；人格消灭，人格权就消灭。
试论人格权在民法典体系中应独立成编吕健上传时间:2003-12-19［摘要］：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体系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如何安排民法典体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比如在关于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应该是什么地位以及其能否成为民法典中独立的一编，学者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笔者认为人格权一种重要的人身权，应当在法典中独立成编。
［关键字］：民法典、体系化、人格权当前，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提交的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
这是新中国的第四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我们希望这次民法起草工作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诞生一部21世纪的、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型民法。
在历史上，在建国以前中国已经先后有《大清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但无论是《大清民律草案》，还是《中华民国民法》都只是一个摆设而已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
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连糊口都难以为继，根本就不可能去进行投资、购置新房、旅游、以及享受种种民法上规定的自由。
建国以后我们也进行了3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分别是在：1954－1957年、1962－1964年、1979－1982年，但都因为历史的原因或是条件不成熟而中途停止，所以人们对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的希望便更大了。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有几个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存在很大分歧，其中争议最大的便是人格权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即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问题。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
（1）体系化和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的法典都是非常的追求体系化与逻辑性的。
我国的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也要在体系化上下功夫。
以下将从人格权的概念及组成谈起讨论人格权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民法典中应否独立成编的问题。
一、人格权的概念及组成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固有的由法律确认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必需具备的基本权利。
王利明：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点看法杨立新：不能因为有争论就放弃人格权独立分编免责声明：本刊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文章及图片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觉侵权，欢迎联系小编！王利明：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三点看法中国法学创新网王利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问题，全国人大有关领导已经明确宣布：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后，将要制定合同、物权、婚姻、继承、侵权责任等编。
关于分则的体系，有人问是不是借鉴了德国民法典体系，实际上我们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侵权责任和债法分离，所以实际上侵权责任单独一编，和德国民法典的体例是不一样的。
这里特别用了一个“等”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张荣顺副主任在民法总则通过之后，在会议上一再强调，“等”字这个含义，就是说关于分则究竟制定几编，还没有最后定论。
张荣顺副主任讲，也可能是七编，也可能是八编，究竟是多少编，也希望学者提出建议。
我个人认为，这个“等”字确实值得研究，即使把这个“等”字去掉，民法典确定为六编。
即使最后颁布通过了，它的体系未来还是需要与时俱进。
法国民法典曾经是三编制的代表，但是最近法国民法典修改突然增加了第四编，把担保单独成立一编。
法国曾经是三编制的经典代表，但居然自己否认了三编制，这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变化。
荷兰民法典通过之后，后来也新增加了好几编。
我个人认为，对民法典体系的研究和探讨永远是一个进行时。
并不是说法典通过了，就终结对它的讨论，我认为我们作为学者还应当不断研究，这也是当前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问题。
据我了解，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强烈呼吁要增加人格权编，而且态度非常坚定，正在拟定独立成编的建议稿。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的有关领导在有关座谈讨论会上都表示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
人格权相关立法问题研究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中国民法典的不二选择作者：孟勤国来源：《东方法学》 2017年第6期编者按：人格权立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我国具体人权的保护、将宪法层面的权利具体化为民事生活当中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利，以及强化私法主体的权利保护意识和保护方式等方面，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如何完善和强化人格权立法，尤其是在立法体例、立法模式、阿立法内容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为了充分探讨人格权立法，推动我国人格权立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本刊特组一组稿件，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人格权独立成编，既是民法典体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中国民法典能否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德国人格权模式以人格和侵权来解决人格权问题，反映的是百年前的社会状况，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中国的需要。
只有人格权独立成编，才能充分容纳现代中国的人格权问题，才能科学规定现代中国的具体人格权，才能合理保护现代中国的人格利益。
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可以改变德国人格权模式的体例，解放人格权发展的空间，而且也可以改变德国人格权模式的逻辑，将权利确认和防止侵权并重。
《人格权法学者建议稿》的问世显示人格权独立成编完全可行，当然也有不少缺点，期望国家立法机关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自觉追求民法典现代化和中国化，尽快将人格权编纳入立法计划。
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编民法典现代化人格权单独成篇在“民法典：人格权法暨合同法立法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逐条研讨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课题组起草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专家建议稿》，〔1 〕一致认为研究修改后可提交立法机关参考。
这标志着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呼吁进入操作层面。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身关系及其利益的法律表现，广泛涉及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隐私、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用、信息等，也涉及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名称、名誉、荣誉、信用等。
人格权为何独立成编作者：阮传胜来源：《方圆》2019年第09期首次从法律上对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的医学和科学研究作出规定，首次提及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首次明确提出对声音权的保护……4月20日，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众多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增内容引来各方关注。
此次是继去年8月首次公开亮相后人格权编草案再次提请审议。
与民法典其他各分编都有现行单行法作基础不同，人格权编的特殊性在于并没有专门单行法为基础，而是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基础上编纂而来，因此人格权独立成编可以说是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最大亮点之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立法者需要制定与修改法律，以顺应时代的需要。
就民法的本质而言，是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加强人格权立法，将民法典人格权单独成编进行审议，体现了立法的与时俱进。
例如，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人体基因胚胎科研活动挑战着社会伦理秩序。
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正视。
表面而言，这是互联网与科学技术的“原罪”;但质言之，还是立法的跟进不足。
为此，草案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再例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经过存储、搜寻、开发后，出现了商业化的特征，在法律上具有财产属性，在经济上具有交易价值。
因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近些年一直凸显。
这次草案将自然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强化对个人隐私权、个人信息的保护。
草案规定：“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信息须征得监护人同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职中获取的信息必须保密。
” 草案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等等。
如此立法努力，是在筑牢个人信息安全的屏障。
Reasons for Personality Right to Be a Separate Part 作者： 王利明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2]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 法学评论
页码： 1-11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6期
主题词： 人格权 科技进步 社会发展 独立成编
摘要：人格权制度的勃兴是现代民法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普遍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应当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不仅是有效应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保护人格尊严的要求。
人格权独立成编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民法体系,解决人格权的民法规范难题。
人格权独立成编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和价值基础,而且能够解决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现实问题。
通过人格权独立成编,将使我们民法典真正成为一部科学的、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法典之林的、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
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必须正视的几个基本问题作者：张素华来源：《东方法学》 2018年第2期内容摘要：随着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人格权法独立成编首先需要克服潘德克顿体系的束缚，人格权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排斥在该体系之外，人格权法完全是实践的产物。
将人格权作为自然权利对待是一种立法者的不作为。
人格权只有不断地上升为法定权利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保护。
宪法基本权利架起了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的桥梁，人格权一般条款则使得宪法基本权利与人格权之间能够有效互动。
人格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在民法典中单独成编，还需克服诸多的理论漏洞，权利客体并非权利的必备要素，权利内容才是根本。
人格权具有支配权能，并不是必须同时表现为事实支配和法律支配，事实支配对于人格权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对于法律支配则涉及哪些人格要素能够进行支配，如何支配，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伦理的判断问题。
关键词：潘德克顿体系〓自然权利〓法定权利〓权利客体〓支配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以来，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就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甚至出现了人格权法单纯成编会引发颜色革命的争论，因此，有关人格权法的立法被搁置。
〔1 〕2017年3月15日颁布的《民法总则》面对激烈争议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对人格权的立法进行了简单模糊的处理，既没有如梁慧星先生所言将人格权的有关规范置于民事主体——自然人一章，也没有明确人格权法将来独立成编，甚至后续的民法典分则起草小组也没有设专门的人格权法小组。
〔2 〕然而，《民法总则》仅设三个条文对人格权问题进行了宣示性规范，无法解决现实中广泛且普遍存在的众多人格权问题。
同时从第五章“民事权利”在民法总则中的地位可以看出，该章在民法典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以权利为主线，后续的物权编、合同编、侵权编、亲属继承编都将与第五章民事权利的宣示性规定相呼应，共同完成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
如果人格权法不能独立成编的话，那么，唯有人格权成为诸多权利中的“孤家寡人”，仅有的三条宣示性规定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将显得单薄。
法学研究法制博览2019年07月（上）论民法典中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之必要性金桐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摘要：随着《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人格权法是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当下学界热议的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人格权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同时，人格权法律也应当脱离民法典总则，独立成编，应当认识到，在时代不断变化发展的大环境中，人格权不仅仅是身份利益的体现，同时也具有财产价值。
《草案》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新思路，同时也有部分制度需要加以完善。
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是创新同时也是挑战。
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独立成编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19－0075－02作者简介：金桐（1994－），女，兰州大学，法律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一、人格权的概念及相关的争论（一）法理角度的人格权概念解析梁慧星教授曾经提出，人格权的概念具有不可定义性①。
笔者认为，人格权的确具有抽象性，比较难以作出十分贴切又通俗的定义，但这并不是说这一概念是不可被定义的，学科技术水平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是能够给模糊的概念作出清晰的定位的。
所谓人格权，其实就是一种民事权利，只不过它与人自身密切相关，与债权、物权等权利相比有其独特的属性，人格权的概念需要与以下几个概念加以明确区分。
第一，人格权与人格是不同的。
人格首先是一种资格，是人之为人，所拥有的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和能力。
其次，从客体角度来说，人格也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的②。
人格权就是基于人格基础上，民事主体所获得的从事民事活动、承担民事义务的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因为人格权与人格密不可分，相伴相生，所以人格权无法独立成编。
这一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诚然，人格权的确与人格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但是，也要认识到，在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当下，也时常出现二者分离的现象，比如人体器官的定性问题。
第２９卷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３月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ＯＬ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ｏ１．２９ Ｎｏ．２
Ｍａｒ．２Ｏ１４
・法学研究・
司法保护视野下的人格权独立成编问题
王伟成 摘要：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格权案件受理数量在逐年攀升，人格权纠纷的适用案由不统一，人 格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由于新型人格权不断出现、法人人格权不再局限于财产利 益、一般人格权的请求开始出现以及商业化利用现象逐渐出现，人格权的司法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 我国应该重新思考现有人格权保护的模式，对独立成编是否必要则需进一步论证。 关键词：人格权司法保护 民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２０（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２８－０５
一、
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的学说争鸣
近代民法以财产权利为中心，以对外在财富的保护为重点，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 关注。随着社会变迁和人权意识的觉醒，现代民法开始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１９１２年《瑞士民法典》开创了人格权规定的新范式，虽其人格权法的体系尚不够严谨和完善，但为后 世民法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蓝本。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争带给各国的反 思，人民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逐渐觉醒，社会越来越强调对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保护，人权运动此 起彼伏，立法也随之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以德国为例，二战以后，在《联邦基本法》第１条明确 提出“人的尊严不受侵害”。１９５４年５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基本法》作出了德国司法史 上第一个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判决，并由此衍生出一般人格权的理论；通过判例将原本属于具体人格权 的人格权益（如隐私等）纳入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格权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人格权在我国逐渐兴起，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否落实到独立立法上、人格权应否在民法典 中独立成编予以保护，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独 立成编”说，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注重人文关怀的发展趋势，符合民事权利体系的发展需要，
民法的性质1。
民法是私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以下学说：利益说。
也称目的说。
利益说源于罗马法。
根据利益说，判断一项法律关系或一条法律规范是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应以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为准。
应用说。
即所谓“公法不得为私人简约所变通”。
凡法律规定的内容，私人的意思不许自由抛弃或者变通的为公法，反之，为私法。
隶属说。
该说认为，公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调整隶属关系，而私法的根本特征则在于调整平等关系。
性质说。
以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区别标准，具体又可分为三种观点：权力关系说，统治关系说和生活关系说。
理念说。
认为公、私法之划分，不应只从法的概念上推求，而同时亦应从法的理念上求之，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谓“一般的正义”及“分配的正义”的法律，为公法；符合“平均的正义”的法律，为私法。
意思说。
规律权力及服从者之意思的为公法，规律对等之意思的为私法。
主体说。
如果在某项需要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中，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正是以公权主体的性质参加这项法律关系，那么这项法律关系就属于公法范围；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所有法律关系都属于私法范围。
2。
民法为权利法3。
民法为市场关系的基本法4。
民法主要为实体法私权优先第四条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法规竞合）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优先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遭受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2002年7月11日）：“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中国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及其基本内容的立法建议（下）谢哲胜台湾中正大学2012-06-04 10:30:32 来源：人大法律评论 2009年第1期三、人格权法的规范目的与功能人格权法用来保护人格权，基于人格权和财产权不同，而且人格权有关的问题，并不限于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形，因此，民法典应将人格权法独立一编加以规范。
人格权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本身的权利，是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权利[25]人格权法有以下三种目的与功能：[26]（一）体现以人为本和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27]人是权利的主体，人格权也是个人人格的基础，与个人有不可分离的同一性关系，而且人才是人类社会一切文明和制度的根本。
因此，现代各国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均以比财产权更为重要的地位加以保护，甚至在宪法的体系上，有关自由权等各项基本权利，均可视为补充具体化人格权的保护以贯彻人性尊严的基本价值决定而存在。
（二）减少对人格权益的侵害虽然宪法对基本权利有保障的规定，然而宪法的规定未必可以作为直接诉权，[28]违反宪法的规定，未必会有人直接承担法律责任，人格权法的相关规定，则赋予个人直接诉讼救济的权利，侵害人格权，将直接承担法律责任（民事责任），尤其是加诸加害人适当的损害赔偿责任，将使加害人有切肤之痛，而有吓阻功能，借此将能减少对人格权益侵害的事件发生，而能对权利主体的人本身给予直接的保护[29]。
（三）鼓励个人充分发挥其人格价值人格权法藉由课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固然可以达到保护人格完整不受侵害的功能，但这只是消极功能；积极方面，藉由人格权法周延的规范，人格权在一定范围内也能让权利主体取得财产或非财产的利益，人们可以积极地投注心力培养个别人格权的价值，使人格权对自己产生最大效用，促使个人充分发挥其人格价值，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人格价值，将符合整体社会的福祉[30]四、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有关争论评析（一）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有关争[31]人格权制度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重要，然而人格权应否于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则有重大争议，正反意见如下：[32]1．否定说持反对意见者理由为：（1)人格权独立成编与否与重视人格权无直接关联如果法律制度内容已充分表现对人的尊重与人格权的保护，则该项制度在民法典上的安排和位置，是否为单独一编或一章并不重要。
◆社会观察 制占轴金 ２０１４・４（上）
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以自然人的人格权为视角 徐彤 摘要论文以自然人的人格权为视角。以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为线索，集中探讨了学界对于是否应在民法 典中单独设置人格权一章的各类看法，并对其争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通过对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进行重新定 义的方式。将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权益理解作是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的 稳定状态所享有的排除不法侵害的权利，便能够化解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在法理与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矛盾。 关键词人格权独立成编稳定状态可分离性 作者简介：徐彤，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１４）０４－１７６．０２
一、
问题提出
近年来在民法与司法实务界，对人格权的探讨与强调愈发普 遍与具体，但最为基本且争议巨大的还是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 编这一问题。《民法典草案》中单独设置第四编“人格权法”来较 为详细的规定人格权，为人格权的立法构建了初步的框架。不少 学者认为加快人格权法的制定，将其作为未来民法典的重要部 分，不仅是对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是构建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需要。也有一部分学者站在 否定的立场上，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存在理论上的漏洞和技术上 的障碍，因此不宜将其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于此，笔者拟从人 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两方面展开论述，介于篇幅限 制，仅以自然人的人格权为视角进行探讨。 二、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行性 “人格权应否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表面上来看仅仅是 一个立法体系安排问题，但其实质上首先涉及人格权的性质认 定”。对于人格权性质的认定首先体现在定义上，民法上的人格 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信用 等各种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赞同人格权独 立成编者认为完善人格权迎合新时期对保障人权，弘扬人的全面 发展的需要，而反对者则指出人格权独立成编可行性上存在漏 洞，一是人格权的来源上存在漏洞，既然“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 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没有单独成编规定的必要，且主 体意义上的人格与人格权所指的人格并不属于同一范畴。二是 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 而产生，断定“人格权是民法调整人格关系而产生的”，存在自然 人基于人格而产生的人格关系属于法律关系而非自然现象，不能 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的矛盾。三是人格权基本权能上存在理论 漏洞，集中表现在对生命权的客体的和支配性问题上。 针对以上否定方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存在的理论漏洞，笔者 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基于对人格权与人格制度的不可分离性来考 虑，认为其应当为民法典总则中的主体制度所涵盖，没有必要单 独成编立法。这一观点存在商榷之处。首先，《侵权责任法》第２ １７６ 条列举的１８项民事权利中，一半以上涉及到人格权。而人格权 益只有与主体资格相分离，形成独立的权利而非主体资格的一部 分，具体的人格权而非人格受到伤害才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人格权与人格制度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分离的， 人格利益是能够作为独立的权益进行保护的，因此民法总则基于 主体制度对人格权的的规定并不能涵盖人格权法的内容。其次， 既然人格遭受侵害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人格权而非人格本身，那 么主体制度便不能涵盖各种具体的人格关系，只能通过专门的人 格权制度予以调整，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提供了现实依据。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拟从变更对人格权保护的对象的定义 上来解决，将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权益理解作是民事主体对其生 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的稳定状 态所享有的排除不法侵害的权利。将其所保护的具体权益表述 为一种排他性的“状态”，可以解决人格权法在制定过程中所存在 的诸多问题。一是可以回答以上否定者所提出的人格权法调整 对象是法律关系而非自然现象的矛盾，当人格权的调整对象，即 作为独立权利的具体人格权益理解作人格关系不受他人非法侵 害的状态而非人格关系本身时，其调整的行为便迎合了民法对调 整对象的要求。自然人基于人格而产生人格关系是一种法律现 象，但是其人格关系的稳定状态，更确切的说是与人格关系相分 离具体的人格权益的合法状态受到非法侵害时，便成为一种自然 现象，当他人的行为使公民的人格权益的稳定状态受到侵害，使 其处于更加不利的状态或有不利危险的状态时，便受到人格法的 调整。二是可以回答否定者对于人格权立法技术上障碍的质疑。 当人格权所调整的对象理解作是人格权益的稳定状态不受非法 侵害时，作为前提和作为结果的权利便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而 非同一概念，化解了否定者所提出的人格权不能同物权、债权等 权利并列的矛盾。 对于健康权和名誉权的“支配性”，尹田教授曾提出既有理论 将健康权的支配权描述成“健康维护权，对劳动能力的支配权”或 者“体育运动员参加竞赛就是处分自己生命、健康”忽视了自然人 对其劳动的能力、健康或优良的名誉的利用行为遭侵害时不得认 笳ＩＪ ６缸金 ２０１４・４（上）＼ 作是对相关权利本身的侵害。以上说法笔者并不赞同。例如，在 体育运动中体育运动员参』Ｊｕ竞赛，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进行支配 与利用，使本身处于稳定状态的生命权健康权有受到侵害或者有 的可能，属于行使支配权。在其利用行为受到侵害时，并不是不 应将该行为视作对权利本身的侵害，而是在该特定的状态下所受 到的侵害是合理且具有预见性的（如体育竞赛中双方对抗可能造 成受伤是可以预见的），法律对所可能造成的结果的发生并不持 否定态度，因而对这样一种利用行为所导致对稳定状态的虽然侵 害了生命健康权利，却在承担责任上存在阻却。当然，这样的特 定情形也是有限度的，当其利用的行为超出合理的范围构成滥用 时（如在体育竞赛中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使得他人受伤，使用兴奋 剂使自己生命健康的稳定状态遭受侵害），对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的便超出了预见范围，此时就不能认为该利用行为造成权利侵害 享有免责了。因此，笔者对于劳动健康等利用行为不应视作对相 关权利本身侵害的说法并不赞同。 三、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要性 通过前文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可以得出人格权独立成编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具有可行性的，是符合法理与立法宗旨的。介 于人格权在当今社会生活与市场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的位置，人 格权益应当受到充分的保护这一点学界早已没有争议，其争议的 焦点是其是否应该单独立法。以王利明为首的学者认为独立成 编的人格权法是对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回应，凸显对该权利的保 护。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法进程，我国在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 利的设置经历了巨大的发展。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在第五章专章 规定民事权利，是一个重大的体系突破。２００４年《宪法》的修改 第一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载入宪法，成为我国 各项立法的基本准则。《侵权责任法》在第２条用列举的方式规 定了１８项民事权利，其中对人格权的规定占到一半以上。在传 统大陆法系民法典立法模式中，无论是采用法国法的三编制体系 还是德国法的五编制体系，人格权都没有独立成编。“传统民法 过于注重财产性权利而忽视了民法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体 系构建起来，人格权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重物轻人的做 法本身便是一种缺陷。” 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学者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 是认为人格权已经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便没有必要单独规 定人格权。笔者认为制定与《侵权责任法》并行的人格权法仍有 必要，首先从性质上说，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其提供救济的时 间是在受害人遭受侵害后，而人格权法属于权利法，是确认公民 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及其权能的法律，对其享有并不以受害人遭 受侵害为前提。再者，侵权责任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对人格权，并 非具体到将各种绝对权的法律都纳入保护，因此不能替代权利法 的存在。 最后，由于我国对于人格权的保护还处于发展阶段，相关配 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中 对人格权零散而有限的规定并不能使其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应
1 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 尹 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上传时间:2008-6-7
关键词: 人格/人格权/人格权法 内容提要: 主张人格权在民法典上独立成编的理论全面套用民法有关民事权利以及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人格权进行了理论阐述,但产生了诸多理论漏洞。自然人的“人格”是一种法律现象而非一种自然的社会客观存在,基于人格而产生的“人格关系”,应属法律关系,不可能由法律予以调整。而“一般人格权”,非为对既存的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括抽象,其创设目的亦非为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创设提供基础和依据,二者为互不包容、互不隶属的权利类型。生命权、健康权等具体人格权非如有关理论所言“具有支配性质”,人格权仅具有消极保障权能,并不具备民事权利的特性,不适用民法有关民事权利得失变动、权利行使的基本规则以及民法典总则的一般规则。有关理论无视法人人格权的单纯财产属性,强行将之与自然人人格权在性质上视为同一,但无法解释法人何以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更无法解释法人之所谓“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涵。 一、引言 在中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是重大争议问题之一。对此,笔者曾站在否定立场,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其一,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而非民事权利,与民法上的物权、债权以及身份权等非属同类,在民法典上不应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予以并列规定；[1]其二,自然人人格与法人人格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人人格权为伦理性权利,所谓“法人人格权”实为财产性权利,无任何伦理性价值,故法人无人格权。[2] 前述观点,主要是在对自然人人格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格权立法的发展历史的分析基础之上,通过揭示人格权的创设依据和人格权保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笔者充分注意到大陆法系各主要民法典对于人格权仅设置了保护性规定而无赋权性规定这一现象,并认为我国某些理论将这一立法现象草率地解释为“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存在重物轻人的现象”[3],应属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笔者更注意到伴随当代人格权保护浪潮而出现的“一般人格权”,其创设依据竟然并不是民法而是基本法（宪法）。由此,笔者通过以自然人人格的法律属性的分析为基点而展开的逻辑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自然人人格为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其私法地位（权利能力）,而且包括其公法地位,此种一般法律地位只能由宪法赋予；而人格权为自然人人格构成要素中非财产性要素（包括政治要素与伦理要素[4]）的权利表达,系基于人格的获得而当然产生,故其创设依据为宪法而非民法,其性质应为宪法性权利而非民事权利。因此,民法应以侵权责任法对自然人的人格权予以保护,而不应将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类型之一进行赋权性规定。 就前述关于法人无人格权的观点而言,其论据主要是通过对团体人格的立法目的和法律价值的分析而形成。笔者注意到,德国民法塑造团体人格的唯一目的,是使具备一定条件的组织能够成为财产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独立承担者,借以限制投资人风险,鼓励投资积极性。所以,法人之所谓“人格”,不过是被用作区分或者辨认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因此,法人人格仅在私法领域有意义,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伦理生活的各 2
种关系中,不存在法人人格。各种团体在公法领域依公法的规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其法律适用并不因团体是否具备法人人格而有所区分,故法人人格并不包含享有任何政治权利或其他公法权利的资格。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团体之“人格”是一种无伦理性的法律人格,与自然人人格所表现的尊严、自由、安全以及伦理道德无关,故其仅为一种单纯的财产权主体资格。据此,法人只能享有财产权利而不能享有精神权利。而在人格权的发展史上,此种权利保护的一直是且只能是精神利益而非财产利益,故法人无人格权。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信用权等不可能包含任何精神利益,其只能是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法人也不得主张任何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提出的上述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论,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具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学术批评意见。笔者认为,在中国民法典中对人格权独立成编予以规定,应属对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和立法的一项重大突破和创新,此种大胆创造,仅以“应当加强人格权保护”这一理由作为基本依据,是草率和不科学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而有关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应否独立成编的论争,绝非仅是一种体系安排之技术上的分歧,而是涉及到人格权保护的发展以及民法理论的科学建设与司法实务的操作效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应当看到,既有人格权理论将人格权描述成为一种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身份权具有相同性质的权利,是其主张将人格权在民法典上独立成编的基本理论依据。为此,既有人格权理论全面套用了民法有关民事权利以及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人格权进行了理论阐述,由此必然产生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漏洞。为此,在对人格权本质进行正面分析的基础上,就既有人格权理论的漏洞以及人格权独立成编后所有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予以反面分析,也许更有助于廓清理论界在人格权问题上的诸多模糊认识。 二、关于人格权来源之理论的漏洞 依据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民事权利（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产生的,即先有民法调整对象的存在（即客观发生和存在的民事生活关系）,经民法规范之后,方有民事权利义务（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换言之,相对于每一种具体的民事权利（民法调整的结果）,总是存在着某种与之相对应的具体的民事生活关系（民法调整的对象）。据此,有关理论断定:“人格权是民法调整人格关系而产生的。”[5]但是,作为自然人法律地位或者法律资格的“人格”,是一种法律现象而非一种自然的社会客观存在,基于人格而产生的“人格关系”,当然应属法律关系,而法律是不可能去调整法律关系的,故人格权并非源于民法调整所谓人格关系所生之结果。 如果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先于人格权产生（“人格”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代罗马法,而“人格权”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欧洲民法理论）,但如果从事物本质的角度来看,则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格与实质意义上的人格权同时产生。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格权概念在产生之时仅仅是对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格[6]之诸多构成要素（亦可称为“人格利益”）中伦理性要素（包括生命、健康等人格利益）的表现,并未包含人格要素中的政治要素与财产要素,即使在“一般人格权”出现之后,人格权保护范围被扩张至财产以及民事身份之外的一切利益,我们仍然不能说“人格和人格权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但人格与人格权存有密不可分的本质联系,表现为:无人格者绝对无人格权,有人格者必定有人格权,在人格与其当然生成的人格权之间,并不需要借助其他任何法律媒介,即人格权的产生并不依赖于民法或者 3
其他任何法律规范的“调整”。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权利。人格权就像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死亡一样,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只有人格权受侵害时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属于侵权责任关系,为债权关系之一种”。[7]因此人格权是自然人人格（法律地位）的一种权利表达。 由此可见,运用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可以正确地解释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身份权等民事权利的来源,但根本无法解释人格权的来源。事实上,依据自然法理论,自然人的人格和人格权当然存在；依据实证法理论,则自然人的人格和人格权系由基本法（宪法）赋予。而根据笔者所提出的且迄今为止尚未遭到任何反驳的学说,自然人的人格不仅在罗马法上是一个公法概念,[8]而且在近代法上也是一个公法概念,[9]据此,表现自然人人格的人格权,亦应为一种宪法性质的权利而非民事权利,此种权利的发生根据与民事权利的发生根据完全不同,不可能用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予以说明。 前述理论障碍在既有理论阐述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和来源时,显得更为巨大和无法克服。对于同类事项的归纳与抽象并以此形成上位概念,是民法技术所采用的最基本的逻辑方法。据此,民事权利的基本类型,均是通过对各种同类权利的概括抽象而形成的。正因如此,既有人格权理论在引入“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同时,将之解释为“自然人和法人享有的,概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并由此产生和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基本权利”,[10]亦即一般人格权是法律列举的生命权等具体人格权和其他应受保护的人格权利的“产生根据”或者是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归纳抽象”。但此种理论最为明显的漏洞在于:如果一般人格权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产生依据,则一般人格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必定创设在先,但我们知道,“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出现,在时间上大大晚于“人格权”概念的出现。•[11]而如果一般人格权为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归纳抽象,那么,此种抽象而成的概念应为“人格权”而非“一般人格权”（如同对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归纳抽象,其产生的概念是“物权”而非“一般物权”）。据此,一般人格权究竟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创设依据抑或系对各种类型化以及尚未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的归纳抽象,既有理论同时存在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且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历史。有关资料表明,由德国司法实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制出来的“一般人格权”,根本不是对既存的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括抽象,其创设目的亦非为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创设提供基础和依据。一般人格权所要保护的,是《德国民法典》列举保护的生命、健康等人格利益之外的其他全部人格利益。[12]因此,一般人格权与该民法典列举保护的各种具体人格权,是两种互不包容、互不隶属的权利类型,两者之间既不存在归纳抽象关系,亦不存在创设依据关系。 再者,德国司法实务创制一般人格权所依据的法律并非民法而是其基本法（宪法）,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人格权并非民法调整私法生活关系的结果,否则,此种权利完全可以依据民法理念和基本原则加以创设。概言之,生命权、健康权等类型化的人格权是对个别人格利益的保护,一般人格权则是直接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对此部分由民法典列举的人格利益之外的全部人格利益的概括保护,其不仅保护自然人在民事生活中的人格利益（如未被《德国民法典》予以列举保护的“隐私”）,而且保护自然人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人格利益（如男女性别平等、民族感情和自尊、劳动就业、接受教育以及公民在宗教信仰、文化活动、新闻出版等方面享有的自由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