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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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前羁押前体检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发表时间:2011-12-02T13:31:32.960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8月下期供稿作者:刘风华[导读] 羁押前体检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对于维护被羁押人员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风华(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检察院江西抚州 344200)中图分类号:D926G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08-0000-01摘要:羁押前体检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对于维护被羁押人员身体健康及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羁押前体检制度践行时间不长,一些规定还不够完善,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明确和完善,如羁押前体检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送检对象的不明确、对“患有重大疾病但因特殊情况可以羁押”情形的规定不够完善等。
本文笔者拟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浅析当前羁押前体检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对策,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使羁押前体检制度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
关键词:羁押前体检;安全隐患;完善一、羁押前体检的确立及现实意义2010年5月10日,中国公安部下发的《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公监管【2010】214号)明确规定:“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由医生进行健康检查”。
该项规定事实上确立了我国的羁押前体检制度。
羁押前体检制度,不仅有利于对被羁押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也体现国家对被羁押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它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客观需要。
通过羁押前体检,有利于防范和减少被羁押者受到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和牢头狱霸的不法侵害。
其次,它是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实需要。
经过被羁押前的体检,证明被羁押者在送看守所羁押前是健康的,没什么身体、心理的疾病,可以有效防止嫌疑人被羁押后以受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为由推翻被羁押前在检察机关的口供。
二、当前羁押前体检存在的问题(一)看守所不具备检查条件,给羁押前体检带来安全隐患1.由于看守所普遍不具备体检的条件,因此,在实践中,被羁押者大多是送由当地县人民医院进行体检。
浅谈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问题和出路[摘要]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刑事立案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强化和完善法律监督的第一个环节,是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有力保障。
然而,由于在制度设计上过于简单粗略,刑事立案监督在近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运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功能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笔者根据工作实践经验,从影响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发挥作用的社会根源和现实背景出发,提出一套完善方案。
[关键词]刑事立案监督;问题;出路一、目前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缺陷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检察机关实施刑事立案监督的内容写进法律条文,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至此立案监督成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立法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首先,立案监督对象不完善,范围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仅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行为置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对现实生活中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行为以及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活动行使立案监督权则仅可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找到相关依据,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相应的规定。
其次,立案监督的法条规定过于简单、粗线条,不具有可操作性,难以确保监督渠道的畅通,同时也直接影响了立案监督的成效。
再次,立案监督权的行使没有强制力做保障。
因为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过程中相应的权利,从而导致了公安机关立案后消极侦查、立而不侦情况的出现。
最后,违反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责任不明确。
刑事立案监督是司法机关的义务,不履行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刑事诉讼法却没有对这类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定任何具体的法律责任,这种义务实际上也就是说成了软义务。
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实践没有止境,法律体系也要向前发展。
制定于1979年,历经1996年全面修订,2012年再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检察机关的业务特点出发,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检察机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文立足于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以问题为导向,比照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谈谈如何进一步规范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一、存在问题(一)执法理念问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理念,再严格的制度,再完备的程序在执行中也会扭曲。
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种种不规范行为,都能在检察干警的执法理念中寻找到思想根源。
主要表现为:人权理念淡薄,认为犯罪嫌疑人当然不能和正常人同样待遇;程序价值模糊,认为法律修改“脱离实际”、“束手束脚”,“对执法要求越来越高,案件越来越难办”;功利主义为先,对有关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利于自己的就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就不执行”。
(二)侦察措施问题侦查措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仍然较多地采用“由供到证”,技术侦查措施所占比例少;二是不能顺利对涉案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房产等财产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有的是有关机关根本不配合,有的是这个过程中“跑风漏气”。
(三)强制措施问题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逮捕和取保候审之间缺少有效过渡措施,要么逮捕羁押,要么取保放人,而为了侦查方便、防止犯罪嫌疑人不能随传随到,更倾向于逮捕羁押,监视居住很少使用,即使使用也常常是变相使用羁押犯罪嫌疑人于指定的办案场所。
(四)证据制度问题证据制度方面最主要的问题一是证人不愿意作证,既不愿意在侦查过程中作证,更不愿意出庭作证,二是有关单位尤其是相关政府机关以工作忙、找不到等理由不愿提提供关健证据,三是本案侦办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案件不能同步管辖、同步处理,影响本案处理,比如徇私枉法案,原案系伤害案件,由公安机关处理,但公安机关迟迟不予处理,则本案就无法办理。
讯问犯罪嫌疑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10 年10 月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以下简称《高检院、公安部规定》) 对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规定,首次明确了审查逮捕阶段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范围,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应遵循的程序。
2013 年1月1 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也对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规定。
本文对审查逮捕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情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意义,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作如下思考:一、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 一) 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 二) 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 三) 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适用逮捕措施。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则》) 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 侦查监督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 一) 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 二) 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 三) 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四) 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 五) 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 六) 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规则》的规定扩大了审查逮捕阶段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将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嫌疑人及自身存在一定缺陷的嫌疑人归入应当讯问的范围内。
修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进行规定,但是在2003 年9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在检查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中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决定、批准逮捕中,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2004 年高检侦查监督厅第20 号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关于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加强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的意见》中再一次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案件时要讯问犯罪嫌疑人; 2010 年10 月1日施行的《高检院、公安部规定》对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做了细致的规定,该规定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规则》的规定是一致。
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摘要我国现行法律已初步搭建起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框架,但其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监督标准不统一、范围过于狭窄、程序不健全、监督措施过于偏软等。
因此,必须在立法层面上,对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线索来源、范围、程序、措施等各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完善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87条首次在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以来,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立案监督工作取得很大发展。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困惑,制约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因此,探讨当前开Ⅱ事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对促进刑事立案工作的更好开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一)监督标准的不统一在实践中,不同的检察机关采取的立案监督标准并不相同。
有的检察机关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作为立案监督的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83条所规定的“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或第86条所规定的“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
有的检察机关则按照《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十条所规定的“能捕、能诉、能判”的“三能”标准作为刑事立案监督标准。
不同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标准的认识的不统一,严重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发展。
(二)监督的范围过窄1.监督对象过于狭窄在我国,具有刑事立案权的机关有多个,如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及人民法院。
现行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进行监督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定的对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进行监督,而未规定对除此之外的其他具有刑事案件立案权的机关或部门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
法学研究zhigong falv tiandi-24-2017 年第 10 期职工法律天地摘 要:不批捕制度的运用是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一种态度表示,这同时也是对于公安机关正确行使权力的善意提醒。
本文探讨了我国的不批捕制度的概念及现状,基于此分析了其发展和优化策略,以期从立法和实践操作多方角度探讨这一制度的长效发展。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不批捕制度;发展现状自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对于逮捕决定相关的问题都做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和较为明确的界定,对于逮捕条件作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不批捕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但实际上我国不批捕制度相关理论及实践还存在一定完善和优化的空间。
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这需要从长效机制角度更好地推动相关立法及操作层面的完善。
一、我国不批捕制度的概念及现状不批捕制度是不批准逮捕制度的简称,这是指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是基于公安机关移送的逮捕材料的审阅过程之上,检察机关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由此作出的相关决定。
实质上不批捕制度是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拒绝回应,但这并不是对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全盘否定,相反这是对于公安机关正确行使权力的善意提醒,督促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需要保证证据的充分性。
我国不批捕制度的应用具备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就当前我国现状而言,批捕案件的数量极大。
应用不批捕制度一方面能给予犯罪嫌疑人以一定的人身自由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被无故羁押,其人身自由不被非法侵犯;另一方面这一制度的运用也可以提高和加快司法诉讼的效率,督促公安机关不断完善侦查步骤和措施,进一步推动证据和事实的完整呈现。
针对部分无犯罪事实的批捕案件,检察机关运用该项制度,执行不予批捕的决定,还可以提前减少或者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
但实际上不批捕制度在我国理发体系中并未实现系统化和全面化,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依据保障,难以把握不批捕的理由,同时检察机关后续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也存在一定的空白。
探》[!]周绍金"《基层政府非法生存现象的危害及对策初探》[#]新华社"《莫让“政绩”成“政疾”:两会代表委员呼唤正确政绩观》,!$$%年#月。
[%]徐邦友"《中国政府传统行政的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年&!月版,’%(([(]课题组"《地方基层政府债务治理:压力、障碍与对策》"《辽宁财专学报》,!$$%年第#期,’&)参考书目&*金东日(译)"《政策学的主要理论》"天大出版社,!$$(!*郑敬高"《政策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徐邦友"《中国政府传统行政的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董辅礽"《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建构》,经济科学出版社,&,,+)*马力宏"《分税制和中央与地方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地方基层政府债务治理:压力、障碍与对策》"《辽宁财专学报》,!$$%年第#期[责任编辑:正元]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李*颖(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辽宁大连&&+&$$)[摘*要]**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不仅涉及到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关系到人权保障,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对其加以合理的规制。
[关键词]**强制措施;司法审查;保释[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0**[文章编号]&$$-—%$(#(!$$+)$,—$$&+—$!**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法定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接受审讯、保全证据以及刑罚的顺利适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他们所采用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方法。
论我国“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现象的制度原因与破解思路摘要:刑事强制措施是保证刑事诉讼有效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以是否限制人身自由为标准,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羁押性强制措施旨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部分限制,以达到防止其在犯罪从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强制措施,其对应的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而在现实实践下形成了“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现象,定位社会实情,需要深入思考该现象的现存问题以及破解方法。
关键词:羁押性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司法现状;破解思路一、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概述羁押性强制措施是让渡一部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危害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其逃跑、毁灭或伪造证据以逃避法律制裁。
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层面上,其存在具有公平性、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看,其存在损害了他们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在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比例明显过高,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出现了“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现象,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使用审查制度不科学,在其适用的全过程中人权保障不足。
我国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性方法。
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被限制、剥夺,将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目前我国的羁押性强制措施仅包括拘留和逮捕。
拘留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采取的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逮捕是检察机关、法院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嫌疑人,决定实施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二、现象的制度原因(一)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制度作用“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制度原因在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其本身的作用上,首先它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极大可能就是犯罪分子时,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能够防止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掩盖,对犯罪证据进行消灭隐藏。
2013・2(上)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完善李从付摘要本文分析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背景,提出了分阶段由侦监、公诉和监所部门相互配合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并从考核机制、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完善、建立延长羁押期限实体审查机制方面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制度,以期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保障被羁押人基本权利,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羁押必要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作者简介:李从付,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45-03羁押是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一种临时性保障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却背离了羁押的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一捕到底”、“捕羁合一”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常态,犯罪嫌疑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这是新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监督职责,凸显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人权的保障。
一、构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一)理论基础1.人权保障和无罪推定原则。
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任何人,非经法庭审判不得被确定为犯罪。
而逮捕作为审判前最为严厉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以较长时间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为根本手段,实现国家权力对未经法定程序定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合法限制。
我国实行的是“捕羁合一”模式,逮捕的后必然结果是羁押,逮捕使得在法律上仍处于无罪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羁押状态,其人身自由受到国家强制力的直接限制,丧失或者基本丧失了从事社会基本活动的必要条件。
建立捕后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制度,及时将没有或者失去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羁押,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强化了国家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
逮捕制度的价值取向逮捕制度的价值决定了逮捕制度的内容,进而决定了逮捕在实践中的执行状况。
逮捕制度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反过来又反映了逮捕制度的内容和逮捕制度的价值定位是否合理和科学。
研究我国逮捕制度的价值取向,完善有关逮捕制度,对于解决逮捕中的实践问题,防止逮捕权的滥用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不必要侵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逮捕及其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在一个国家,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具有价值,才能被法律确立,并不断完善。
逮捕作为一项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逮捕的价值,是指逮捕措施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所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者追求的价值目标。
关于逮捕的价值,目前法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逮捕的价值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二者同等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目的,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其价值也应当体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逮捕既可以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从而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又可以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打击犯罪,任由涉诉公民自己处理刑事纠纷,公民自身利益的维护都只能是奢望;没有人权保障,对犯罪的追诉也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应该认识到,逮捕价值的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是不能割裂的。
逮捕羁押是强度最大、对公民权利影响最为深刻的强制措施,在保证侦查效益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双重要求下,逮捕应当确立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思想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逮捕的首要价值是保障人权,其次才是惩罚犯罪。
一些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一种“限权法”,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因而逮捕的首要价值宜为“人权保障”。
当然,惩罚犯罪也是逮捕的价值,但与人权保障相比,它只是次位的价值。
因为从目前逮捕的实践现状看,很多司法人员都习惯性地将逮捕的价值定位为惩罚犯罪,往往容易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我国当前监视居住措施存在的不足及完善建议作者:彭辉宋佳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7年第10期摘要: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对其适用条件、执行方式和执行场所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增强了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应通过法律解释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适当扩大监视居住的执行主体,加强执法监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完善对第三人的保护、强化执行保障。
关键词:监视居住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法学界一直存在“废除论”和“改造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废除论”认为,监视居住措施使用率低,容易形成变相羁押,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而且执行成本高,应将其废除。
“改造论”认为,废除监视居住不利于审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率的提高,且监视居住措施在一些案件的适用上有其独立的适用空间。
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等措施加以解决,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
[1]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改造论”的观点,为长期以来的“废除论”和“改造论”之争下了定论。
一、当前我国监视居住措施在立法上的不足与缺陷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保留了监视居住措施,但通过对法条的仔细研究,监视居住措施在立法上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部分法律用语和概念依旧模糊新刑事诉讼法相对于旧刑事诉讼法而言,在法条规定上更加详细,也更具有操作性,但是部分概念和用语的模糊性并未彻底改变。
第一,“住处”和“指定居所”的概念不明确。
关于“住处”一般有以下几种理解: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的住处;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常居住地的住处;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住处。
[2]关于“指定居所”,究竟是由谁指定没有明确,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指定也没有明确,这为权力寻租埋下隐患。
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1)
[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
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
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
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
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关键词]逮捕 超期羁押 批捕权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
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
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
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
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
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
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
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起诉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
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
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
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
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
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特定对象的预防性措施,其
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自杀、逃跑、串供、隐
匿或毁灭罪证、阻碍证人作证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防止其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保证
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逮捕的这一基本功能,只要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顺利进行
的行为,就应当采取逮捕措施,而不应考虑其是否可能被判
处徒刑以上刑罚。
2.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了重重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
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
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涉及国家
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
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
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
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该条规定是人权保护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然而在
实践中,会见律师的规定普遍执行得不够好。
3.超期羁押屡禁不止
超期羁押现象在我国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根据权威
部门的统计,截至20XX年10月底,全国各看守所共存在超
期羁押案件近5000例。造成这一现象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
也有执法方面的原因。
二、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1.批捕权应归人民法院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人民检察院是唯一的公诉机
关,不但承担着控诉职能,在其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中还承
担着侦查职能,且公诉案件审前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权也
归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使得逮捕制度中的监督
程a序形同虚设,逮捕程序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以捕代
侦”现象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合法权利难
以得到完全保障。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不仅符合以审判
机关为中心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程序
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将批捕
权赋予具有中立地位的法庭或法官。对于必须逮捕的,追诉
机关只能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庭或法官决定是
否逮捕。我国也应当修改相关法律,将批捕权赋予人民法院,
以防止出现因控诉机关职权过于强大而导致诉讼结构严重
失衡所带来的司法不公。
2.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逮捕与羁押一体的制度,即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一旦被捕,就意味着羁押,而羁押的场所一般为公安
机关的看守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而犯
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关押场所是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这
样办案人员就等于“间接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
犯罪嫌疑人讯问的时间长短可以不受限制,讯问的次数也可
以不受限制,侦查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对付”犯罪嫌疑
人,直到得到适合自己的口供,因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
现象时有发生。现代刑事诉讼崇尚审判中立、控辩平衡,这
不仅表现在审判阶段,还应当贯穿于审前程序之中。在侦查
阶段,为了保持侦辩平衡,逮捕与羁押决定应当分两次作出:
逮捕应当由法官根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申请作出,而对
于逮捕后是否需要予以羁押,应当在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以及办案方的意见后再行作出决定。同时还要
实行捕、押分离制度,将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关押在公
安机关的看守所内,受到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应关
押在司法行政机关控制下的监狱中。
3.在侦查程序中赋予律师辩护人的资格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
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
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是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最早时间。但
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后聘请的律师
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资格,无法独立参与诉讼程序,其权利受
到了多重限制,因而难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实质、有效的法
律帮助。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往往就是
在起诉和审判程序中担任其辩护人的律师,而辩护律师在侦
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行使辩
护权,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故而,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
诉讼理念,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人的资格,以加大在我
国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的力度。
4.真正树立无罪推定、保障人权的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
中,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得到彻底贯彻
在诉讼活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一些司法机关实际上采
取了“宁枉勿纵”的态度。这一点在适用逮捕措施方面表现
尤为明显,即宁肯“充分”运用法律的各种规定延长羁押期
限,也不愿意放人。不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
错捕、滥捕、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影响公民对于司
法公正的信心。因此要完善我国的逮捕制度必须首先树立保
护人权的观念,并把保护人权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应加强羁
押中的司法审查,弱化行政权力的影响,并对羁押期限制度
进行改革,从各个方面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合法
权利,从而建立相对平衡、稳定的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