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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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探讨[摘要]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现行的审查逮捕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权力配置,而在于权力正确实施的程序保障。
在这里笔者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审查逮捕;侦查监督;思考一、问题的提出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我国逮捕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建立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机制,对逮捕实行司法审查应成为对审查逮捕机制改革的方向。
①无疑,任何法治国家的审前羁押制度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本身合理化,在这里笔者并不试图在“宪政”的视角下对检察权的配置问题做一些制度层面上的应然设计,而是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审查逮捕制度运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缺少对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程序性制约。
2.书面审查的逮捕方式带来的批捕决策信息来源的单方面化。
检察机关原则上只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及其卷宗材料或者自侦部门移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及其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
3.救济方式的单向性导致犯罪嫌疑人缺少程序参与及救济的机会。
二、逮捕功能及其异化可能的考察与反思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逮捕功能异化的危险,案件承办人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往往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置于“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之前予以考虑作为逮捕的首要功能,对保护性功能有所忽视,这种对逮捕功能错误认识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把关偏重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而对于“逮捕必要性”、“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审查不严,甚至不做审查。
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对逮捕条件的把握上,常常忽视“有逮捕必要”这一条件,致使不符合慎用逮捕措施的刑事政策,侵害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偏离了逮捕制度的司法审查特征和立法本意。
对现代逮捕的功能有理性、科学的认识,摆脱落后的、陈旧的刑事诉讼观念枷锁的束缚是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前提。
浅析办理非法狩猎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野生动物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随意猎捕野生动物,极大地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我国虽然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但由于配套法规不够健全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和办案效果。
现就近年来办理的非法狩猎案件有关情况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存在问题一是法律关于非法狩猎罪中“禁用工具和方法”规定不明确,造成各地执法标准不统一,入罪门槛过低。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禁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情节严重”包括“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
由此可见,“使用禁用的工具和方法”是衡量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于“禁用的工具和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禁猎区和禁猎期以及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由县级以上政府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但从各地关于“禁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规定看,标准明显不同,差异较大。
如有的省份将“弹弓”规定为禁用工具,而我省却没有;我省将“电击”规定为禁用工具,而有的省份却没有。
如此,势必造成不同省份的禁猎区或禁猎期使用相同工具进行捕猎,可能会出现罪与非罪的巨大差异。
因此,在禁用工具和方法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难免会造成相同行为发生在不同地区,就会出现不同法律评价,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部分地区入罪门槛过低。
二是法律关于野生动物致害赔偿或补偿的规定不明确,造成部分群众利益受损后无法得到合理补偿。
关于野生保护动物致害补偿方面,仅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和《陆生野生保护实施条例》第十条中有授权性规定,即:关于野生保护动物致害的具体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或者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浅谈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摘要]逮捕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正确理解和适用新刑诉法逮捕制度,对于打击犯罪,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现行逮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新刑诉法构建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逮捕制度,但尚需继续完善及细化。
[关键词]制度;逮捕权;问题;立法完善一、现阶段逮捕制度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一)逮捕适用过于广泛,羁押比率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逮捕被当作一种侦查措施而使用。
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审查起诉案件,94%—95%是经过逮捕强制措施的。
因为公安机关对所有涉嫌构成犯罪案件,基本一律呈捕。
同时逮捕率又是作为考核案件质量主要依据。
这就使侦监部门存在很大逮捕压力。
因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的犯罪嫌疑人逃跑过于担心,侦监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为慎捕、少捕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但侦监部门在适用上还是非常谨慎。
笔者所在检察院侦监部门在2010年逮捕1385人,但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仅8人,占0.58%;2011年逮捕1555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27人,占1.74%。
2012年1—5月逮捕668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8人,占1.2%。
(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与逮捕相脱节,诉讼保障手段相互衔接不足《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过于笼统。
另外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提请批准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及保证人,没有强硬的制裁措施,难以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
所以侦查机关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到案,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一般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是直接刑拘后呈捕。
(三)捕前羁押和捕后羁押缺乏完善的审查监督程序如前所述,侦查机关希望呈捕案件,侦监部门都能批准逮捕以确保其高逮捕率证明其办理案件质量高,所以侦查机关并不积极提供逮捕必要性材料,导致审查逮捕中存在捕前羁押审查监督程序不完善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逮捕工作,有效解决逮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严格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6年8月联合部署开展了对2005年逮捕工作的专项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逮捕工作中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部分案件公安机关报捕质量不高。
2005年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不捕率达9%,而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占不捕人数的5.7%,检察机关经复议复核改变原决定的占复议复核人数的12.9%,说明公安机关报捕案件质量不高。
究其原因:一是有的公安干警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及时、有效地收集和固定证据,重破案,轻取证;重言词证据,轻其他证据;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重单个证据收集,忽略证据间的关联性。
二是有的公安机关为了缓解社会压力、转移矛盾,对一些明知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向检察机关报捕,既加重了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加大了诉讼成本,也使不捕率居高不下。
三是公安机关预审部门撤销后,缺乏对错案有效的审查、纠正机制,报捕案件质量普遍下降。
四是有的地方公安机关的量化考核机制不科学,将破案率、逮捕人数作为重要量化指标。
二、部分案件检察机关掌握逮捕条件过严或过宽。
2005年经复议复核改变原不批捕决定的占12.9%,反映出在办案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检察院以起诉条件代替逮捕条件的问题。
究其原因:一是有的检察院在不诉率、判无罪率等量化考核指标及国家赔偿的压力下,人为提高逮捕门槛,造成一些案件该捕不捕。
二是有的公安机关对批捕案件往往不再继续侦查,而直接移送审查起诉,使有的检察院认为若不在审查逮捕时从严掌握,会导致捕后不诉、判无罪,因而提高了逮捕标准。
三是个别检察干警存在怕办错案的思想顾虑,自觉不自觉地把逮捕标准等同于起诉标准。
而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环节把关不严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在2005年捕后未追究刑事责任(包括捕后撤案、不起诉、判决无罪等)的案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根据审查逮捕时的证据情况就不应当作出批捕决定的案件。
浅论我国逮捕制度之完善摘要: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逮捕适用过于广泛、捕前羁押和捕后羁押缺乏完善的审查监督程序等,必须予以进一步完善,明确逮捕的目的,禁止把逮捕异化为侦查手段;建立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为中心的逮捕前及逮捕后羁押审查制度等。
关键词:逮捕权利保障侦查监督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在存在逮捕措施被大量滥用的现象,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害。
本文试就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㈠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负责侦查的机关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直接发动国家机器来追究犯罪,犯罪嫌疑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造成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过小。
加之人们传统观念上只是将辩护与法庭辩论联系在一起,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关心。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还没有必要或不允许通过委托辩护人来行使辩护权,刑事诉讼法虽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接受第一次传讯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是律师的职责也只是局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为控告或申请取保候审,而不能直接代替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
在实践中,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现象非常普遍。
主要的表现有如下几项:第一,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提出聘请律师的请求,侦查的机关迟迟不予以答复。
第二,律师要求会见,侦查的机关为了防止批捕环节的供述出现不稳定情况影响到侦查,便出现了一再拖延的情形。
第三,律师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会在场,时常出现律师被无理打断或者被无故取消会见的现象。
㈡批准执行标准与批准结果的评价标准不统一,造成逮捕的迟延性。
在司法实践中,评价逮捕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犯罪嫌疑人是否被法院做出有罪的判决。
抓捕行动的缺点总结抓捕安全问题缺点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是前期研判不足。
对于要抓捕的嫌疑人,前期的研判工作不够细致。
比如抓捕现场环境情況,嫌疑人可能逃跑的路线;嫌疑人有无抗捕经历,身上是否携带凶器;嫌疑人同行人员情况,警力配备的控场强度等。
二是抓捕过程疏忽。
抓捕时,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嫌疑人的双手,造成嫌疑人可能持凶器进行反抗;控制之后,没有及时搜身,导致嫌疑人有机会吞物自残;搜查过程,没有安排足够警力看管,以致嫌疑人趁机逃脱。
三是押解途中大意。
当嫌疑人被抓获后,办案民警往往会沉浸在收网成功的喜悦当中,或是认为被铐上了手铐的嫌疑人会束手就擒,从而放松警锡。
针对上文所列举的抓捕安全问题,我认为应精密部署,谨慎执行,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周密计划,制定方案。
细化研判重作,针对抓捕地点,要先熟悉周边环境,判断嫌疑人可能逃跑的各个路线,确保以天罗地网之势而瓮中捉整;配齐必要装备,应对嫌疑人可能携带的凶器;安排足够警力,保证抓捕现场人数的绝对优势。
其次是全面控制,安全抓捕。
在抓捕现场,要做到分工明确,同时精准控制各个嫌疑人;场面控制之后,由专人戴手套进行身体检查,排除嫌疑人身上可能夹藏的刀片、针锥等易吞服物品;在确保看管力量充足的前提下,再实施搜查,收集相关证据。
最后是妥善带离,严防意外。
押解途中应当为嫌疑人戴上头套,使其视野受阻而不能观察到民警的动向;然后将嫌疑人双手反铐压紧,防止挣脱手铐,限制双手动作;上车前先由人进入座位左侧,后让嫌疑人进入车内中间,看管第二人再进入座位右侧,时刻保证双向看管;遇到嫌疑人如厕情形,须三倍以上警力陪同,寸步不离,且看管人员确保嫌疑人大关节在核心力量控制之下。
论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摘要:逮捕是国家司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它的本质是有时限地剥夺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
鉴于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和防止司法权被滥用、实现公正司法的价值追求,现代各国几乎都在宪法中规定了逮捕制度。
在国际上,禁止随意逮捕、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
中国对保障人权、依法适用逮捕问题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程序均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不断完善逮捕制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逮捕立法及实践,很多学者和专家认为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欠,弥补这些缺欠,对于促进司法文明与司法公正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逮捕羁押侦查在《中华人们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改不久,对中国逮捕制度的改革问题进行探讨似乎是困难的。
因为从法律条文方面,我国的逮捕制度与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作为制度,它不仅仅存在于条文中间,还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运作和统治阶级的观念之中。
因此,在重新审视中国现行逮捕制度的时候,理性和现实告诉大家,我国现行的逮捕制度还有诸多缺陷或弊端,包括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不完善或表述不妥当的问题。
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的属于宪法性法律的权威性没有得到保障,有的属于实践操作问题,有的属于立法技术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寻常,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依法治国是不相适应的。
我国现行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我国逮捕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探讨,并从坚持由检查机关行使审查逮捕权的基础上提高逮捕的证明标准,控制逮捕的对象等方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逮捕制度,以期对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所裨益。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诉讼性和一定时间内剥夺相对人自由的特点。
对于逮捕的具体概念,我国刑事法律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学者给逮捕下了很多的概念。
Legal Syst em A nd$oci eW 麓豳逐翟豳筮&:::竺堡里坐f叁箜!圭塾金论我国的逮捕制废罗顺添摘要本文拟在论述逮捕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奈件和谨慎适用逮捕权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应有的关注,并期望人们能藉此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监视居住犯罪事实逮捕意见书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46.02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对危险性要件认识淡漠。
羁押成为一种基本原则,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性措施却成为例外。
这表现在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时,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中只罗列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而根本不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
同时,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也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逮捕的必要性,“有罪逮捕即不错”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人的一般心态。
以某基层检察院为例,2005年侦查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案件t47件250人,批准逮捕130件208人,批准逮捕率达到88.5%,批捕后的案件经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起诉3件3人,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26件36人,判处管制的l O件10人,单处罚金的2件2人。
不起诉、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起诉案件的3I.5%。
这种“前捕后放”的现象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暴露出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的运用上控制过严,与法院判决不接轨,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
究其原因,除了“严打”的刑事政策、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落后的司法理念外,刑事制度设汁上的漏洞也有很大关系。
一、逮捕的价值追求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任何一种制度都体现了制度没计者追求的价值取向,逮逋制度也不例外。
有人主张逮捕除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作用外,还有实际的惩罚作用,又称为逮捕的先予惩罚性。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逮捕,对被逮捕者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它与对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并无差异,而且被逮捕者被判处刑罚后羁押曰期可以折抵刑期,因此,逮捕具有惩罚性。
浅议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采取的强制羁押措施。
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逮捕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进行分析,试图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逮捕证明标准
逮捕作为一项强制措施,为在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我国具体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逮捕制度仍存在着一系列缺陷。
一、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审前羁押时间过长
审前的羁押时间包括拘留、审查逮捕和逮捕后的羁押时间。
拘留是一种逮捕前的强制措施,法律规定最长时间为37天,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申请延长到37天的最长拘留时间的案例比比皆是,而犯罪嫌疑人逮捕后被羁押时间则更为漫长,有些案件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还可以多次延长。
在国外,审前羁押时间则要短很多,例如日本,审前羁押时间一般是10-20日,最长仅可延长至25日。
(二)逮捕的审查决定主体多元
国外通常把逮捕决定权只赋予法官,我国刑事诉讼法则规定,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
由于批捕主体和执行主体的多元,导致了逮捕标准把握上的不一致,在执行上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容易造成司法不公。
(三)逮捕目的认识上的偏差
从逮捕的目的看,国外大多数国家把逮捕的目的限于临时性强制措施上。
逮捕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初期的强制措施,具有在法定期间内暂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作用,并非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侦查措施。
逮捕存在的正当性仅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我国逮捕制度的目的与国外的规定存在很大不同,除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外,更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在羁押过程中收集证据,变相延长羁押时间。
尽管这种手段有时非常有效,但它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权利为代价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从中可以看出,逮捕主要是为了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这是我国重集体本位,轻个人权利的法律文化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反映。
(四)逮捕标准认识上的模糊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所规定的逮捕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主要表现:一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如何理解不一致。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没有点明是指已经查证属实的事实还是指一种证据事实,是主要事实还是次要事实,是部分事实还是全部事实,也即对于证据对犯罪事实的证明程度没有作出要求。
(五)逮捕条件规定得过低
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条件是较高的,它要求是”主
要事实已经查清”,而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这种证据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这种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其它证据是否要查清,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逮捕条件规定得过低也是目前逮捕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外,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来限制逮捕,在实践中意义不大,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的刑法条文都挂有有期徒刑条款。
至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之类的内容更是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滥捕滥押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腐败现象。
二、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权
我国对逮捕后犯罪嫌疑人的不满羁押决定时几乎没有救济措施,在审前变更羁押也有严格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在逮捕后审判前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极少。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只能在漫长的羁押中等待法庭的审判。
即使是最终被判无罪的人也不例外,只能在判决生效之后申请国家赔偿。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果认为国家司法机关对其行使强制措施不当,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诉。
但这种申诉被限制在本系统的内部,性质上与行政机关的复议程序相类似,属于一种内部监督体系,不是司法监督。
因此,法律应规定法院的介入权,这既是从保障人权角度的考虑,也是追求司
法公正的目的所在。
(二)提高逮捕的证明标准
1996年修改后的刑诉法降低了逮捕的证明标准,笔者建议提高逮捕的证明标准并非意味着要走回头路,因为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主要是考虑它能否有助于司法公正。
慎捕、慎杀,是刑罚上谦抑性的必然要求。
国外对逮捕都是采取尽量歉抑的做法。
例如,英国皇家委员会建议,逮捕是一种强制力,不应把逮捕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应更多地依靠传票。
因而,理论上,逮捕权的使用受必要性标准的规制。
英国皇家委员会声明,只有满足下列情况之一的逮捕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①被逮捕人拒绝透露其身份,无法适用传票;②需要制止罪犯继续犯罪;③需要保护被逮捕人或其财产;④需要保全或保护证据;⑤嫌疑人有不能出席庭审应答传票的可能性。
(三)拔高逮捕条件中关于有期徒刑标准的规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在六个月至二十年之间,我国刑诉法把逮捕条件定为有期徒刑以上,也就是说只要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六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就可以对其实施逮捕,这一标准笔者认为过低。
在国外,例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43-1条就是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逮捕的基础条件的,其规定:”被审查人可能判处轻罪刑罚,期间为三年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先行的羁押的条件之一。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逮捕条件定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能跨越过大,但一般来说,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是不会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对其没有必要采取
强制措施。
因此,可以把把逮捕的条件提高至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从而可以降低逮捕率,减少被羁押人数,也节约了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符合”比例原则”。
(四)加大国家对错捕的赔偿力度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错捕的赔偿标准仅仅是以国家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为标准,其理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从事原先工作,经济收入因此减少,对错捕的赔偿是以回复被错捕人的经济损失为原则。
但并没有考虑到被错捕人员在人身、名誉和心理等方面所受的重大创伤,因此,应加大国家对错捕的赔偿力度,除了赔偿被错捕人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应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
这样才更有利于实现法律上的公平,并促进相应的国家机关规范其执法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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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祥(1975-),男,汉族,江苏泰兴人。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