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我国的逮捕制度

规范逮捕权行使迫在眉睫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侦查犯罪、震慑犯罪、控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

此次刑诉法修改，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完善了逮捕的相关条件，本文从我国人民法院逮捕权的使用现状出发，分析当前逮捕权滥用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从而对规范人民法院逮捕权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人民法院；逮捕权；现状；原因；后果；规范使用一、我国人民法院逮捕权的使用现状及原因司法实践中，部分基层法院常常很少考虑甚至不考虑逮捕的必要性问题，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没有采取逮捕措施的被告人一律决定逮捕送交看守所执行，“有罪逮捕即不错”成为案件承办人的普遍心态。

以某基层法院为例，2011年该法院决定逮捕案件207件221人，逮捕率达到______%，经审判，判处缓刑的______件______人，判处管制的______件______人，单处罚金的______件______人，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判决案件的______%。

这种“前捕后放”的行为，往往会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还构成了逮捕权的滥用，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中未采取逮捕措施的被告人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的办案人员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可以树立人民法院执法的权威性；第二，可以防止部分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措施采取不当，进而发生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现象；第三，可以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根据长期的司法实践现状，法院决定逮捕的部分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于看守所的时间也只有几天而已，甚至有的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笔者认为，造成法院逮捕权滥用的原因还有另外两点：一是为了完成公安机关逮捕人头数的目标考核任务；二是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紧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得逮捕权成为执行罚金刑的重要手段。

二、人民法院滥用逮捕权造成的后果逮捕的实质在于以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方式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关于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探讨[摘要]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现行的审查逮捕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权力配置，而在于权力正确实施的程序保障。

在这里笔者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审查逮捕；侦查监督；思考一、问题的提出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我国逮捕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建立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机制，对逮捕实行司法审查应成为对审查逮捕机制改革的方向。

①无疑，任何法治国家的审前羁押制度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本身合理化，在这里笔者并不试图在“宪政”的视角下对检察权的配置问题做一些制度层面上的应然设计，而是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审查逮捕制度运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缺少对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程序性制约。

2.书面审查的逮捕方式带来的批捕决策信息来源的单方面化。

检察机关原则上只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及其卷宗材料或者自侦部门移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及其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

3.救济方式的单向性导致犯罪嫌疑人缺少程序参与及救济的机会。

二、逮捕功能及其异化可能的考察与反思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逮捕功能异化的危险，案件承办人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往往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置于“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之前予以考虑作为逮捕的首要功能，对保护性功能有所忽视，这种对逮捕功能错误认识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把关偏重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而对于“逮捕必要性”、“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审查不严，甚至不做审查。

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对逮捕条件的把握上，常常忽视“有逮捕必要”这一条件，致使不符合慎用逮捕措施的刑事政策，侵害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偏离了逮捕制度的司法审查特征和立法本意。

对现代逮捕的功能有理性、科学的认识，摆脱落后的、陈旧的刑事诉讼观念枷锁的束缚是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前提。

论我国“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现象的制度原因与破解思路摘要：刑事强制措施是保证刑事诉讼有效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以是否限制人身自由为标准，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羁押性强制措施旨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部分限制，以达到防止其在犯罪从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强制措施，其对应的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而在现实实践下形成了“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现象，定位社会实情，需要深入思考该现象的现存问题以及破解方法。

关键词：羁押性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司法现状；破解思路一、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概述羁押性强制措施是让渡一部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危害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其逃跑、毁灭或伪造证据以逃避法律制裁。

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层面上，其存在具有公平性、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看，其存在损害了他们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在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比例明显过高，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出现了“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现象，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使用审查制度不科学，在其适用的全过程中人权保障不足。

我国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性方法。

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被限制、剥夺，将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目前我国的羁押性强制措施仅包括拘留和逮捕。

拘留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采取的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逮捕是检察机关、法院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嫌疑人，决定实施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二、现象的制度原因（一）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制度作用“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制度原因在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其本身的作用上，首先它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极大可能就是犯罪分子时，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能够防止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掩盖，对犯罪证据进行消灭隐藏。

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审查逮捕制度的思考摘要：在全社会的高度瞩目下，2012年3月通过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86条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制度有了新规定，强调重视在审查逮捕阶段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在此环节有了更大发挥的空间。

故通过对我国逮捕现状进行数据分析以及”逮捕率高、逮捕后起诉率高”的原因阐述，建议司法解释或相关规定在审查逮捕制度上更加细化、具体化，同时应在刑诉制度上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审查逮捕；辩护律师；新《刑事诉讼法》2012年3月，我国通过了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修改众多条款，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我国刑事法治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辩护制度的修改给予律师更多的信心迎接挑战，而强制措施制度的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具体的权利保障，律师如何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这些权利的基础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有效辩护就成为我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我国逮捕实施情况表一反映的是2005年至2011年我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可以看出，从2005年至2011年全国平均逮捕936711名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每年有将近93万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处于羁押状态。

从逮捕率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逮捕率是比较高的，以2010年和2011年为例，2010年全国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总数为980404人，批准逮捕916209人，逮捕率约为93.5%；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总数为1022875人，批准逮捕908756人，逮捕率约为88.8%，平均逮捕率高达90%以上。

表二是2005年至2010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情况（缺200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全国每年有将近37%的犯罪嫌疑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换言之，全国每年有超过30万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提起公诉后未获徒刑以上的刑罚。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浅议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采取的强制羁押措施。

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逮捕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逮捕制度的缺陷进行分析，试图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逮捕证明标准逮捕作为一项强制措施，为在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我国具体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逮捕制度仍存在着一系列缺陷。

一、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缺陷（一）审前羁押时间过长审前的羁押时间包括拘留、审查逮捕和逮捕后的羁押时间。

拘留是一种逮捕前的强制措施，法律规定最长时间为37天，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申请延长到37天的最长拘留时间的案例比比皆是，而犯罪嫌疑人逮捕后被羁押时间则更为漫长，有些案件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还可以多次延长。

在国外，审前羁押时间则要短很多，例如日本，审前羁押时间一般是10-20日，最长仅可延长至25日。

（二）逮捕的审查决定主体多元国外通常把逮捕决定权只赋予法官，我国刑事诉讼法则规定，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

由于批捕主体和执行主体的多元，导致了逮捕标准把握上的不一致，在执行上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容易造成司法不公。

（三）逮捕目的认识上的偏差从逮捕的目的看，国外大多数国家把逮捕的目的限于临时性强制措施上。

逮捕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初期的强制措施，具有在法定期间内暂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作用，并非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侦查措施。

逮捕存在的正当性仅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我国逮捕制度的目的与国外的规定存在很大不同，除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外，更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在羁押过程中收集证据，变相延长羁押时间。

尽管这种手段有时非常有效，但它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权利为代价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1979)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一号公布施行）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为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第三条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有逮捕必要的，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应即逮捕。

应当逮捕的人犯，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改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第四条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犯，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公安机关要求逮捕人犯的时候，由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五条公安机关逮捕人犯的时候，必须持有逮捕证，并且向被逮捕人宣布。

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告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第六条公安机关对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于情况紧急，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身份不明有流窜作案重大嫌疑的；（七）正在进行打、砸、抢、抄和严重破坏工作、生产、社会秩序的。

浅谈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摘要]逮捕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正确理解和适用新刑诉法逮捕制度，对于打击犯罪，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现行逮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新刑诉法构建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逮捕制度，但尚需继续完善及细化。

[关键词]制度；逮捕权；问题；立法完善一、现阶段逮捕制度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一）逮捕适用过于广泛，羁押比率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逮捕被当作一种侦查措施而使用。

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审查起诉案件，94%—95%是经过逮捕强制措施的。

因为公安机关对所有涉嫌构成犯罪案件，基本一律呈捕。

同时逮捕率又是作为考核案件质量主要依据。

这就使侦监部门存在很大逮捕压力。

因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的犯罪嫌疑人逃跑过于担心，侦监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为慎捕、少捕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但侦监部门在适用上还是非常谨慎。

笔者所在检察院侦监部门在2010年逮捕1385人，但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仅8人，占0.58%；2011年逮捕1555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27人，占1.74%。

2012年1—5月逮捕668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8人，占1.2%。

（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与逮捕相脱节，诉讼保障手段相互衔接不足《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过于笼统。

另外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提请批准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及保证人，没有强硬的制裁措施，难以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

所以侦查机关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到案，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一般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是直接刑拘后呈捕。

（三）捕前羁押和捕后羁押缺乏完善的审查监督程序如前所述，侦查机关希望呈捕案件，侦监部门都能批准逮捕以确保其高逮捕率证明其办理案件质量高，所以侦查机关并不积极提供逮捕必要性材料，导致审查逮捕中存在捕前羁押审查监督程序不完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