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龙源期刊网 探索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方案作者：苟兴才来源：《先锋》2017年第11期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体现，关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关乎居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城乡基层和谐稳定。

当前，成都开启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篇章，通过系统推进改革创新，着眼于探索符合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社区发展治理体系，形成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方案。

一是处理好“五大关系”。

理清关系是认识问题的先导，只有科学地认识、处理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的主要关系，才能抓住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这也决定了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的基本价值和预期成效。

成都提出要处理好科学发展与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与融合共治、行政推动与共建共享、城市特色與现代城市、依法治理与文明浸润五大关系，为准确界定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主要矛盾、基本内容和工作边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是遵循好“五个坚定”。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既要遵循社区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也要通过改革创新，解决社区治理中存在的新问题、新诉求，解决新矛盾。

成都提出要坚定不移转理念、转职能、转方式、转机制、转形态，明确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摒弃惯性思维、实行“破立结合”的基本路径，坚持问题导向，着眼破解难题，抓住了社区治理改革的“牛鼻子”。

三是实施好“五大行动”。

有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路线图，还得有任务书，就是要以“人民之所呼”，谋“改革之所应”，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在行动上。

成都提出要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特色街区创建、社区服务提升、平安社区创建五大行动，针对社区的公共环境、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民生领域，重点投入，科学规划，倾力打造，真正落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要求。

四是构建好“五大体系”。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是个系统工程，要做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准备，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特大城市发展规律，系统剖析城乡社区发展基本要素，逐步探索和完善夯实国家中心城市底部支撑的社区发展治理体系。

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摘要：农民阶层分化受宏观制度影响，并且对乡村秩序维系和基层民主发展影响重大。

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同时纳入土地变量，可以找到合适的乡村治理主体。

在阶层分化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应该由符合乡村治理目标、兼顾多数阶层利益、注意维护乡村稳定大局、保证阶层公平和整体正义的阶层成员担任。

比较中农阶层和富人阶层的阶层秉赋、治理方式、治理绩效，可以发现，中农阶层在维护村庄稳定、促进阶层整合、发展乡村民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国家政权在新时期坚定的依靠力量。

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乡村治理转型；分层标准；富人治村；中农治村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农民生产生活的自主性大大增加，农村社会高度同质化与均质化、壁垒森严且缺乏流动的格局被打破，长期以农为本的阶层结构开始重新分化与组合。

实际上，农民分化在分田到户不久就开始出现，但当时阶层重构形势还不明朗，一直到税费改革后，农民阶层面貌和特征才逐渐明晰。

已有的农民分层研究主要是讨论农民阶层分化的标准、成因、现状、特点、后果及相应的治理对策，关注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文化建设、土地流转、市民化进程、社会整合与稳定、农业产业调整、法律制度运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影响作用。

少数研究涉及到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林炳玉认为，农村阶层分化对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带来机遇与挑战①。

卢福营从阶层博弈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将村庄权力结构分为管理者控制型、权力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结构②。

钟立华、徐斌则认为，当前的农村阶层结构中出现了强势利益集团，他们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深刻且复杂③。

另外一些研究从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如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民分为五个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不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与动力也不同④。

杨华试图论证中农阶层作为主导阶层对润滑阶层关系，整合乡村秩序的作用，并作出中农阶层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也是国家政权在农村坚定依靠对象的判断。

54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指出了七个方面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就是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之一。

那么，乡村善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乡村善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究竟何在？为此本刊记者对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社会组织学院发展顾问委员会主任、省社科院研究员郭虹进行了专访。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基础记者：“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之一，如何理解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郭虹：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改革，而改革的最终成果将在中国乡村呈现，因此可以说中国乡村振兴之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胜利之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是一个综合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到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在整个系统工程中“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基础。

记者：怎样理解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善治的关系？郭虹：乡村治理与乡村善治有同有异。

共同之处在于与乡村管理相区别，管理是大权独揽，治理是共治、共建、共享，是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的制度改变；不同之处在于治理是就制度体系而言，善治是就管理能力而言。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英文“goodgovernance”新术语，即乡村治理。

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把它翻译成“善治”。

善治和治理，从英文来说是一个单词，但从中国乡村的实际来说，治理和善治是有区别的。

善治是方法的改变，治理是主体的改变。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关于“乡村善治”的完整表述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这里其实是提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乡村治理体系，第二个概念是乡村善治之路。

这是对应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

乡村治理体系是就治理体系而言，乡村善治之路是就治理能力而言。

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专题研究之三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相互促进的成都模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困境，同时在村庄一级通过村民民主参与，实现村庄的有效共治，是目前我国在农村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性问题。

近年来，成都市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摸索出一套初步成型的模式。

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政府的有限投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实现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促进村民生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双重改善。

总结和完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成都模式，并在全国逐步推广，对于促进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都模式：做法、特点与成效目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陷入一种僵局，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特别是近年来，我们面临转变增长方式、扩大内部需求的严峻挑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设立，正是突破这一僵局的努力。

作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四大基础工程之一，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既显著地改善了农村村级民生、提升了村民生活质量，又有效地促进了农村村级民主、优化了村级治理结构。

成都的这一做法，为打破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僵局、改善村庄治理，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

(一)做法。

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主要体现在五大机制的创新，包括分类供给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统筹统建机制、民主管理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经费保障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前者实现了“财政下乡”，后者推动了“农民做主”。

1、经费保障机制。

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全市范围内建制村和涉农社区提供不低于20万元的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专项资金，其中近郊区(县)财政按市与区(县)5：5的比例安排，远郊县(市)财政按市与县(市)按7：3的比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