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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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日期：[2009-06-03] 作者：王记录来源：中华文史网字体：[大中小]《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样，由于《总目》以书目形式，“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1指陈得失，比较优劣，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故而在史学批评史上也有着不能忽视的地位。
区分类聚以示史法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撰写《史通》，对唐以前史籍及史学发展进行评述，所常用的方法就是“区分类聚”，以类相从，评其流变。
刘知几的这一做法，深得《总目》赞赏，称“刘知几深通史法”，并受其影响，在评论史书时使用了这一方法。
《总目》史部的《纪事本末类小序》、《别史类小序》、《杂史类小序》、《传记类小序》中多次讲到“以类区分”、“必以类分”、“皆得类附”、“著书有体，焉可无分”、“略为区分”等，足见《总目》对这一方法的重视。
《总目》的分类还体现出一种批评的原则，也是评论史籍的一种方法。
《总目》把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将所有的史书全部纳入这十五类中进行评论。
每类中又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分类，如传记类著作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类。
《总目》这样做，决非仅仅是把历代典籍按类划分，便于编录而已，它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在里面。
一是尊正史、重编年的思想。
《总目》特重正史，在《史部总叙》中说：“首曰正史，大纲也。
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
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
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
”2明确指出正史是“大纲”，其它类别在地位上与正史是不平等的，编年至载记参考了正史的纪传，时令至目录参考了正史的志，史评参考了正史的论赞，皆受正史启发而分类。
《总目》还进一步指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3将正史提高到与经并列的地步。
尽管《总目》推尊正史，但对编年也特别重视。
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将纪传、编年作为中国传统史书最为重要的两种体裁进行论述，《总目》深加赞赏，以为“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只不过是纪传体历代相续，记载不断，而编年体时断时续，没有贯穿历代而已。
4二是寓经世思想于分类之中。
如史部“地理类”之下划分为若干小类，其分类就体现了正宗思想，“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
5这种分类明显地体现出两种思想，一是拱卫王室，天下一统的思想，二是分辨方域、经世致用的思想。
再如“职官类”下分官制和官箴两类，其目的一是“稽考掌故”，以备文献，二是“激劝官方”，6以肃清吏风。
体现的同样是经世的思想。
三是分类以明通变，在分类的基础上分析著述流变。
所谓“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叙，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
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
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7如“史钞类”，从孔子删《诗》、《书》讲起，其后有卫飒的《史要》、张温的《三史略》、葛洪的《汉书钞》、张缅的《晋书钞》。
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史钞不断发展。
到宋代，史钞更加发展，有“离析而编纂”者，有“简汰而刊削”者，有“采摭文句而存”者，有“割裂词藻而次”者，名目繁多。
到明末，编纂史钞之风更盛，“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
8经《总目》这样探源考流一分析，“史钞”的源流、得失就清楚了。
历史考察以见褒贬《总目》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评论历代典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宏观把握学术流变，进而确定史家史著在这其中的位置。
二是辨章学术，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进而确定各流派、各思潮在本学科演进历程中的位置。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总目》在评论这方面的问题时，就是通过宏观把握史书体裁的流变来确定史家史著在这方面的成就的。
比如，《总目》指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形式，除最古老的记言、记事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最早是编年体史书，及至司马迁出现，创立纪传体，遂有编年、纪传共同发展的趋向。
所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编年、纪传各有弊端，“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
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
到了宋代的袁枢，又因《通鉴》旧文，排比史事，详其始终，创立纪事本末体，该体裁“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其优点是“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
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
9此后，仿效之作层出不穷。
通过这种纵向的动态考察，确立了袁枢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开风气的地位。
由于《总目》运用了历史考察的方法评论史籍，故而凡在史书体例上有创新的史著，都得到了佳评。
宋人倪思作《班马异同》，比较《汉书》、《史记》书法与内容的异同，是一部史学比较的专书，《总目》称为“创例”。
10司马光作《通鉴考异》，《总目》认为“其例最善。
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
11马骕撰《绎史》，在体例上进行了很多革新，他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吸收了各种编纂体例的优点，创造了一种“新综合体”。
对于这种崭新的体例，《总目》极加赞赏，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
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
12清初官修《明史》，打破旧史历志无图的成规，根据晚明科技发展的新态势，在《历志》中增加了图，《总目》认为《明史·历志》的体例创新是“时异事变”的当然产物。
“历志增以图，以历生于数，数生于算，算法之勾股面线，今密于古，非图则分划不清”。
13《总目》在评论典籍的价值时，不仅注意到流变中的创新，还特别关注“源头”上的开辟作用。
如评《晏子春秋》，“《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
14如评价《孙子》，“（孙）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
再如评价《伊洛渊源录》，“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
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
15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中国古代学术批评，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
《总目》中的不少地方，也显示出这样的批评思路。
尤其是在评述古代学术分合以及古代学者的治学风格和学术风貌时，用得更多。
如《闽中理学渊源考》条云：“宋儒讲学，盛于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
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辗转授受，多在闽中。
”16几句话就点明了从二程到朱子间递相传承的学脉联系，从而确立了各人在理学发展中的地位。
又如元代吴澄撰《春秋纂言》，其中吉、凶、军、宾、嘉五例与宋代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相似，遂被人疑为蹈袭张氏，《总目》分源别派，从门户出入中辨明吴澄未袭大亨，“盖澄之学派，兼出于金溪、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于苏氏。
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
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
17《总目》通过辨析学术源流，不仅为吴澄辨诬，而且指出其书优长之处，可谓评论至《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固然很重视分源别派的学脉辨识，但又不把这一方法模式化，它能注意到学术传承中的“承”与“变”，这样，就使得自身的评论更接近合理。
如在《明儒言行录》条中指出：“（沈）佳之学出于汤斌，然斌参酌于朱陆之间，佳则一宗朱子。
故是编大旨，以薛瑄为明儒之宗，于陈献章则颇致不满。
虽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弟子则删汰甚严，王畿，王艮咸不预焉。
”18《总目》通过对汤斌、沈佳师生不同的学术趋向的辨析，指出沈佳《明儒言行录》的著述要旨，同中辨异，清晰明朗。
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史家、任何史著都不可能独自具备完整的意义，他（它）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因此，在对他（它）们进行评价时，也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认识。
《总目》穷源竟委的历史考察方法，就是在发展演变中把握全体中的个体，进而确定个体在全体中的位置，从而发现批评对象更为深刻的内在本质。
比较异同以论得失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的方法有着长久的渊源和广泛的运用，许多史家通过比较历史、辨析史学，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物的看法。
《总目》在进行史学批评时，自觉继承这一传统，通过比较来判定史著的得失、史家的高下。
对于比较批评的功能和意义，《总目》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所谓“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19 “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20也就是说，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看出作者的才气的大小、文章笔法的拙巧以及作者著述旨趣和著作思想内容的异同。
也正因为此，《总目》对倪思撰《班马异同》，比较《汉书》与《史记》，“以参观得失”的做法极为推赏，认为倪思将“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焉”。
21《总目》运用比较方法评论历代学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比较作品的价值，二是比较学识的异同。
比较作品的价值，是《总目》最常见的内容。
如《总目》在评论王称的《东都事略》时说：“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称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已，固宜为考宋者所宝贵矣。
”22将《东都事略》与李焘、李心传之著作相提并论，以见其价值之大小。
又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条中说：“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
”23通过比较突出了李心传著作的史学地位。
再如《总目》将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与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进行比较，指出士奇之书“以列国事迹，分门件系，……大致亦与冲书相类。
然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则以国为记，义例略殊”。
24将两书在编纂形式上的异同讲得非常清楚。
又如宋人章如愚著《山堂考索》，《总目》将其置于同时代的著作中，通过比较揭示其价值，指出该书“在宋人著述之中，较《通考》虽体例稍杂，而优于释经；较《玉海》虽博赡不及，而详于时政；较《黄氏日抄》则条目独明；较吕氏《制度详说》则源流为备。
”这样的横向比较，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山堂考索》及与之有关著作的优长短缺，即所谓“武库之兵，利钝互陈”。
25《总目》利用比较方法评论作品价值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认识。
《总目》认为，在记事上，《旧五代史》是“奉诏撰述，本在宋初。
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
而《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
……而事实则不甚经意”。
“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该具，而断制多疏。
欧公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
在体裁上，《新五代史》“止述司天、职方二志，而诸志俱阙。
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征”，“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于文献”。
在风格上，《新五代史》“其词极工”，“文章高简”，《旧五代史》“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