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时间评价
- 格式：docx
- 大小：18.82 KB
- 文档页数：3
反思小悦悦事件 道德唤起后是公民培育
2011年10月20日08:39南方都市报[微博]
字号：T|T
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在各种论调中，有人建议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也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应该说，对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与反思能够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无论观点如何，本身就表明了整个社会对于道德问题的重视。
而就目前来看，舆论的主要两个指向分别对公民个体道德的唤醒和对社会大环境本身导向作用作了反思。具体言之，对个体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18个路人的谴责以及对自身道德觉悟的唤醒；对社会大环境的反思则主要指，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基本的司法公正、社会救济体系，从而将人性挤压向负面的观点。
客观来说，这两种基本的反思路径肯定都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有一些可供讨论之处。苛责社会，这显然非常容易，既容易叫好，同时又保全了自己，何乐而不为？而指责个体，或者割裂自己与18个路人的同构性，却也容易忽略事发现场的复杂性。例如，视频传播开来以后，已经有其中的路人表示当时尽管看见一个物体被碾轧，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所以很淡定；另外，也有一名带着孩子的妇女诉说自己当时看到以后就被吓坏了，处于惊恐失措状态。
这样的陈词是否真实，恐怕真的只能取决于每一个个人是否愿意相信。但是，无论你信还是不信，面对当时的状况，产生不知所措的现象也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时下的社会状况正在高度复杂化，人们在面临危机时的考虑也更趋复杂化，这不能简单地归结到道德缺失上来，而确实是要对很多问题进行细化处理。
同样被热议的老外跳进西湖救人一事，是否要急着在中美民众之间划分一条道德优劣的界限也是可商榷的，因为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整个中国的民众，无论贫穷富有，地位高低，都普遍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在危急时刻实施救助的知识与能力。相反，在美国，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区教育，如何应对危急时刻的自我救助、救助他人的技能都成为最基本的学习内容。
更值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对公民能力的训练，更使得公民意识得到了培育。而回到中国的问题，我们绝对可以谴责路人，尽管会有误伤，但这些路人中必定有为数不少的真正冷漠的人。不过，如果反思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小悦悦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和真正的改变依然是肤浅至极的。
正如前文所述，从目前的反思力度来看，整个舆论已经完成了一次道德启蒙。我们不断告诉自己，一旦遭遇类似事件，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我们的道德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反思也当更进一步，从观念层面落到实际层面，例如参照美国的经验，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尤其是社区教育中，启动一些技术性的知识培训，搭建一些培育公民应对危机能力的平台。
社会道德问题终究隶属社会自治的范畴，我们苛责路人也好，我们谴责社会大环境也罢，无论怎样，避免此事再现的途径终究都只能由社会自己来探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秩序的窠臼中破壳，在市场大潮的淘洗中，却并未建立起一套现代公民必备的道德意识与担当能力。而要培育每一个个体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能力，既需要个体观念层面拥有足够的意识，更需要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台进行培植。
因此，我们呼吁在反思小悦悦事件的过程中，有必要迈出更富建设性的一步。从社会自身出发，汇聚政府、N G O、民间热心人士的力量，合力展开有关此类危急时刻的应对训练，并将这一套应对培训机制一直保持和不断完善。我们相信，从观念到实践，从说教到行动，才是提升中国社会道德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个体被淹没的善心才能真正被发掘，个体在危急时刻的惊恐方能更好地被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南方日报：为“见死不救”立法需先解决问题
2011年10月20日08:19南方日报
字号：T|T
两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却无人施予援手，这一幕无法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沦为看客的国人面孔。今年是鲁迅逝世75周年，然而，经济高速发展外衣下的人情冷漠袒露人前，令我们陡然惊觉，原来鲁迅先生虽已离去75年，但他笔下的那些麻木的人们却仍活生生地奔走在这片土地上，而你我，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路人的冷漠，如今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省政法委官方微博上发出信息，“请停止冷漠，广东将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问计于民”。
立法，通常首先被人们想到用于谴责见死不救的行为。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溺亡，网上盛传渔夫“见死不救”，再次引发社会对见死不救立法讨论。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见死不救入罪以及见死不救立法，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但如今的讨论却往往混同，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有个“法”字就对了。见死不救入罪，在国外确实有这样的立法先例，但这样立法都是有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及定罪前提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这种冷漠风气的形成，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也是很无奈的。见义勇为却被反口诬赖，热心助人未必善有善报，看多了看怕了，自然对各种“事故”多了顾虑。这种正常人的正常顾虑，如果被定位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行为，显然是对刑法的滥用。见死不救若要入罪，至少在现阶段而言，相当草率。
至于见死不救立法，是不是对如今这种麻木风气的釜底抽薪之计，值得探讨。从根本上说，天使的归天使，撒旦的归撒旦，用法律来管制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混乱。但是，在道德已经没有底线、丑恶没有止境的时候，法律“越俎代庖”似乎又成了唯一可以寄望的方式。即便如此，个人认为，见死不救立法还是应该慎之又慎。以小悦悦这事为例，事故现场恰巧有视频为证，这几乎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了，但是18个漠视的路人，我们能真正证明他真的“见”了“死”的，又有几个？他只要坚称自己没见，能奈几何？至于其他那些没证没据、没被拍下来的现场，就更加公说公有理了。对于这种“诛心”的规制，立法能否做到条件清晰，有巧妙的条文设置，并从可能的情况出发预设更多前提，决定着立法的成败。其次，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现状不是无法可依，关键是有没有真正考虑执法。这些“光说不练”的法不在少数，法是立了，但执法主体不明，执法程序不清，执法态度不公，结果立了跟没立一般，民众不信，恐怕连立法者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
为见死不救立法，也算是退而求其次的法子了。但是，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解决上述的这些立法问题，那么，法还是别立为好，省得为民众质疑司法公信力再添一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