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名家/ FAMOUS ARTISTS一个打工者的文学批评之路文/川君2012年6月，在《文学报》首届“新批评”大奖中，来深打工多年的业余作者唐小林以一篇《天花是如何乱坠的》文学评论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新人奖”。
一个打工者能够在专家和学者云集的文学批评领域获得如此殊荣，并引起国内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对唐小林的写作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肯定。
为此，《深圳特区报》以《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为题，发表了该报记者对唐小林的专访；《辽沈晚报》以《草根评论打破文学界互捧怪圈 颠覆文学精英需时间》为题，发表了该报记者对著名评论家叶匡政的专访。
在答记者问中，叶匡政对唐小林文学评论的意义进行了高度的赞扬；《江西日报》评论员，也在该报对唐小林的文学评论进行了述评。
同年十月，唐小林又成为著名的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自由谈》的封面人物，再一次引起了国内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
命运多舛 他靠勤奋追逐儿时梦想唐小林曾经是四川省宜宾市某大型国有企业的一名职工，“文革”结束后，他曾参加过高考，并且其高考成绩已远远超过了高考录取线。
在百分制的高考成绩中，他的语文单科成绩曾高达95分。
然而，由于志愿没有填好，他的大学梦遗憾地成了泡影。
那一刻，从不轻易流泪的他，眼眶里满含着对命运不服的泪水。
他曾用一首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小诗《小溪》为自己的人生确立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向往大海的深沉与浩渺，奋力冲一条生命的跑道，即使被顽石撞得粉碎，也要扑向大海的怀抱。
”从此，他便以刻苦的自学来鞭策自己。
他不断地告诫自己，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赛跑，开始跑得快，跑得好的人，未必就是优秀的选手，你的第一步没有跑好，但可以把你的下一步和以后的路跑得更好。
唐小林生于1959年，四川省宜宾市人。
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天花是如何乱坠的》《孤独的“呐喊”》。
在《山西文学》《文学自由谈》《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长江文艺评论》《文学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数十万字，并入选《2014中国杂文年选》《2014中国随笔排行榜》《2017中国随笔排行榜》《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等多种选本。
“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洪治纲一“底层写作”的源起与变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
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
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
[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
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
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
[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
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
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
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
打工文学：对于底层生活的关怀打工文学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给广大读者展现的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性思考。
打工文学的作者以其自身的打工经历和平民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真实地反映了打工者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
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王十月的小说体现了对底层生活的关怀，展示了打工阶层的精神状态。
标签：底层写作；打工文学；弱势群体；人文关怀打工文学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
打工文学的作者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面对文化的碰撞和市场经济的挤迫，痛感“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情感无处寄托，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
他们渴望通过“我手写我心”，发出心灵的呼唤，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文学成为忙碌之余的寄托，成为喧嚣心灵的伊甸园。
打工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点和切入点，多数作品都展示了进城打工者所面临的生活窘境、生存的焦灼和精神困境。
一打工文学反映的多是打工者在城市下层生存的艰难和精神困境。
在经历了希冀、投奔、惶恐的心理之后，他们开始了在城市艰辛的生活。
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游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生活在城乡文明的夹缝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带着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带着到大城市生活的希冀，也带着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豪情，打工者从祖国东西南北偏僻的乡镇，拥向陌生的城市寻找新的生活。
打工浪潮不仅带给他们生活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在他们身上文化也开始发生转变：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
打工生活成了“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一个桥梁”。
“我醒来时／火车并非停在想象的旷野／我下车在所有下车者的后面／行李磕绊着前行的脚步／阳光显得陌生∥我醒来时／天空已经凌乱／我的声音传不出更远／我的心房堆积着焦虑／我四目张望／小心翼翼走过城市的隧道……”(谢湘南《我醒来时……》)打工者从拥挤的火车上下来，带着新奇、向往和惶恐，开始了城市的旅程。
浅论打工诗歌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打工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其中，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打工诗歌中一个核心的主题，引发了我们深入的思考。
打工者，这个庞大的群体背井离乡，涌入城市的工厂、工地和各种服务业场所，为城市的发展付出辛勤的劳动。
然而，他们在城市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面临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
打工诗歌正是他们发声的渠道，通过诗歌表达对自身身份的困惑、追寻和确认。
打工诗歌中的身份认同问题首先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身份冲突上。
打工者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但实际生活和工作却在城市。
这种城乡之间的游离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强烈的迷茫感。
在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农村故乡的怀念和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感交织在一起。
比如“故乡在远方/城市在脚下/我在中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诗句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在城乡夹缝中的迷茫和挣扎。
其次，职业身份的模糊也是打工诗歌中常见的问题。
打工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往往是临时性、流动性强的，缺乏稳定的职业保障和职业发展空间。
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打工仔”“外来妹”等，这些带有歧视性或模糊性的称谓无法准确地定义他们的职业身份。
在诗歌里，他们会感叹“我们是没有名字的人/在流水线旁/被时间打磨”，表达了对自身职业身份不被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无奈。
再者，社会地位的低下导致了打工者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城市中，他们往往面临着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被视为城市的底层群体。
这种社会地位的落差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诗歌成为了他们宣泄这种情绪的出口，“我们是城市的影子/在黑暗中/寻找着光明”，这句诗反映了他们渴望被社会接纳和认可的心声。
然而，打工诗歌并非仅仅是对身份困境的哀怨和诉苦，其中也蕴含着对身份认同的积极追寻和构建。
一些打工诗人通过诗歌表达对劳动的尊重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
当代“打工诗歌”现代性意蕴分析陈尚荣【摘要】Contemporary“Labor Poetry” records the aspirations of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migrant worker communities, who come to pursue their dreams in the cities while answering the deman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that of moderniza-tion bor Poetry expresses their arduous difficulties, hardships and complex emotion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modernity integr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dernity implications of Labor Poetry through “identity anxi ety and perplexity”,“oscillation and pain caused by a vagrant life”, and“reflections and criticisms to social reality”.%当代“打工诗歌”是记录千千万万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到城市追求梦想的打工者群体的心声，表现了他们在城市化融入和现代性演进过程中艰难坎坷的心路历程及其矛盾复杂的情感经历。
本文通过对打工诗歌中“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困惑”、“漂泊异乡的彷徨与痛苦”、“现实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分析了“打工诗歌”背后的现代性意蕴。
【期刊名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5页(P40-44)【关键词】打工诗歌;现代性;意蕴【作者】陈尚荣【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南京21009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52打工诗人罗德远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底层文学的真实性中国21世纪初至今，文学批评界有一个较为关注的话题，即关于“打工文学”、“网络文学”等这样的“底层写作”的论争。
争论的中心是该如何准确定义“底层写作”这个新的文学概念。
声音大致有二。
其一：“底层写作”就是：创作者本身就属于社会阶层最底端的人士，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文学写作。
其二：“底层写作”就是：以社会底端阶层生存状态为主题的写作模式。
第一个定义的可归纳为：“底层写”，突出写作过程中“人的因素”。
创作者一般应该是当今社会低阶层的代表，生活、工作都是在社会第一线。
认可这种说法的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深圳的“打工文学”和引起强烈反响的《中国打工诗选》。
“底层写作”在这里就是：以都市“打工一族”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种表达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底层”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
诚如较早关注“底层写作”的评论家蔡翔先生所说：“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就是底层。
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
“底层”不仅是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变化，也是随着创作者的身份变化而变化。
即令当初的“底层写作者”，经过知识的积累，写作技巧的锻炼，理论水平的提高，也能有一番成就。
对于这些成名后的“底层写作者”，他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生活工作便脱离当初的“底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层次。
第二个定义归纳为“写底层”，为突出文学写作过程中“物的因素”。
行文选材，内容都紧贴社会现实，反映“底层”生存状态。
认可这个定义的先从“底层”的社会学着手：“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下层底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2、经济层面--生产、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博弈的资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话语权，又不具备完整充分表达自己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
由此推断：知识分子、作家是这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底层人士”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不管作者身份，只要作品是反映社会“底层”的就是“底层写作”。
张守刚诗歌精神内蕴解析作者：刘莹莹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04期[摘要]张守刚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透过他的诗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个灵魂的歌者，这个徘徊在城市与乡村的道路上的诗人的内心所感。
他的诗歌尤其是打工诗歌是中国底层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张守刚；诗歌；精神内蕴一、张守刚打工诗歌的地层化打工意味着一种漂泊，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饱含着一种无奈与辛酸，备受冷落与白眼，他们是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也是一种命运被迫式的不得已的选择。
“打工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贴近时代，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与命运。
”拥有打工和写作双重身份的张守刚，运用他的笔记录下这段打工者的历史，让同时代和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体。
他的打工诗歌是对生活在底层民间的弱势群体的精神及生活状况还有内心的表达。
（一）漂泊主题“身世浮沉雨打萍”是对打工者所处的状况的最贴切的表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拉大，很多农民被迫离开生养他们的故土，到所谓的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空间。
这些打工者虽然进入城市，但是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却没有城市居民的正式身份，只能被城市遗忘甚至于抛弃，成为处境尴尬的“漂流族”。
漂泊是打工者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
打工者的情感、体验在张守刚创作的打工诗歌中都能很好的表现出来。
尤其是张守刚诗歌中所表现的打工人漂泊中的孤独感、失落感。
张守刚的打工诗歌，深刻地表现了漂泊着的打工者生命的孤独感和悬浮感。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根意识”是极其强烈的，“强根”才能“固本”的观念一直流传。
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来说，茫然去面对这陌生、无援的世界，他们割断了自己与亲人、与土地、与家乡的联系，就等于失去了多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本，不可避免地会有孤独和悬浮感去。
这些必然带来焦虑感。
对打工者而言，他们的焦虑主要表现在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以及对自身处境的焦虑。
“打工诗歌”的艺术表现特征作者：郝禹童来源：《新一代》2017年第21期摘要：论文以“打工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理论研究与作品分析的方式，从“返璞归真的语言”、“简单而新奇的意象”、“真实而深挚的情感”三方面对“打工诗歌”的艺术表现特征进行分析，具体呈现打工诗歌的艺术细节，为深入理解这一诗歌形态寻求新的角度。
关键词：打工诗歌；艺术特征；诗歌形态“打工诗歌”是由打工者创作的，旨在描写其自身生存状态及心理状态的诗歌。
“打工诗歌”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历史产物，具有特殊性，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表现特征。
一、“儿一定回家过年”——返璞归真的语言“打工诗歌”在语言表达上，具有通俗性与口语化特征。
中国诗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在语言上形成了一套极尽华丽的风格。
“打工诗歌”的出现，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画上了终止符。
在“打工诗歌”中，诗人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向我们描绘一幅美妙的画面，我们更多接触到的是用朴实语言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
如打工诗人叶才生的《代课老师》：“又到了领薪水了/马老师的头前所未有的低”。
这是诗的第一句，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这句诗，我们甚至很难把它与诗句联系起来，这句诗更像是一篇记叙文的开篇，有人物、有时间、有事件。
这正是打工诗歌的独到之处，只有如此通俗易懂的诗句，才能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才能更好地体现打工生活的本质。
打工诗歌是为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所创作的，它的诗句只有更加贴近生活化、口语化，才能更好地为打工者所接受。
打工诗人刘付云的《与老板谈加薪》在语言表达上也非常生活化。
在这首诗中，通篇我们都没有看到一处意象的出现。
诗人仿佛只是简单的把一个打工者与老板商谈加薪的整个过程向我们如实的记录了下来：老板说想加工资没问题但你要经常加班那就适当补点加班费吧老板说可以但你得自动走人……诗人就用这样的语句，写成了一首诗，而且是一首感人至深，能够引发读者内心共鸣的好诗。
这说明，打工诗歌的语言特征是成功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是能够被读者所认可的。
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打工诗歌”可以说是随着“底层”、“底层写作”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而获得批评界的关注，并成为“底层文学”最为典型的代表。
虽然“底层一词在1990年初出现在中国并进入了学术界，但是，真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还是在2004年《天涯》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底层”及“底层的文学表述”等文章后。
《天涯》杂志是最早关注相关于“底层”及“底层的表述”等问题的期刊。
在2004年第二期，《天涯》开辟了一个叫《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的专栏，发表了蔡翔的记叙性散文《底层》和刘旭的论文《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接着在2004年第三期，2004年第六期，2005年第一期及2005年第五期刊登对话和论文深入了这个话题的研讨。
这些文章中有记叙性的文章，如蔡翔的《底层》（载于2004年第二期），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载于2004年第六期），吴志锋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载于2004年第六期）。
这三篇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写自己曾所处的底层。
虽然作者本人已经摆脱了底层，身份也已经发生蜕变，但是，这个曾经抚育过他们的底层依然存在，并且依然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那里不仅有他们的过往，还有他们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
这如同蔡翔在《底层》中所发的感慨：“是的，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里开始”。
[1]因为有这血肉般的关联，他们所描述出的底层，是那样真切，抒发的情感不管是追忆、沉痛、或者失望与愤怒，都以一种在场的真实感打动你。
他们的文章，以充满深情的叙述再现一个具像的底层，让读者对着“底层”这个抽象的术语，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
我想，只有对具体的、真实的“底层”有了了解，在面对“底层”的种种相关于文学方面的讨论时，才会缩短对象与言说者的距离，才不会把“底层”、“底层写作”当成一个抽象的术语，仅仅当作一个话题来讨论。
正是有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才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底层写作”的思考与研讨。
这使得“底层”从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慢慢转化成一个文学上的问题。
最初关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的文章有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于2004年第二期《天涯》）、刘继明《我们怎样表述底层？》（载于2005年第一期《天涯》）、蔡翔与刘旭的对话《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载于2004年第三期《天涯》）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作家关注的焦点是“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底层处于表述之中”、“底层经验的文学表示”、“底层在如何被表述”、“底层在文学表述中被扭曲”等论点。
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主要是对“底层”能否具有自己话语权这个问题的探讨。
关于底层，学术界无不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底层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很少占有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他们是弱势群体，是需要帮助的对象。
是的，沉默，没有话语权，文学表述中的他者正是底层的特征。
接着作者提出：“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
[2]或许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只有听到底层自己的声音，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真正的底层，而其它对底层的表述者也就没有权力再去扭曲底层了。
只是，他如此表述无意与开头所提出的论点相矛盾，底层被称为底层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沉默的，如果他们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便也就从底层摆脱了。
在此对作者的两个观点作出反驳，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观点：目前要让底层拥有发言权，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唤起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是不可能的。
惟有有了对底层足够的表述，底层才可能获得关注，社会的正义与良知才可能被唤醒，底层的状况才可能被改善。
所以，知识分子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说话，底层的文学表示是具有意义，也是极其重要的。
正是《天涯》上面一系列关于底层表述的文章，引发了文学界对底层文学的关注。
此后不久，《上海文学》、《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山花》、《新华文摘》等杂志发表了讨论“底层写作”的文章。
在这些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中，“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无疑成了作家讨论的重点，或者是拿来佐证观点的对象。
通观批评界对“打工诗歌”总体批评状况，可以发现至今存在两种意见相左的两方。
一方是因为它关注生活现场，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具有现实精神与人文精神而极力支持，在这一方中又有两种类型，一种认为强调现实关怀与诗歌的写作伦理也不能牺牲诗歌的艺术性，如张清华、吴思敬、王光明，但有论者认为其粗糙的诗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缺陷也是可以原谅的：“而他们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也就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了”。
[3] “我认为打工诗歌在语言技术上不应过多注重”[4]。
另一方则认为“打工诗歌”是非常幼嫩与粗糙的，它之所以获得关注，并不是因为它自身的艺术成就，而是依靠伸张诗歌伦理，底层的道德关怀等诗歌之外的因素来获得高于它本身艺术价值的声誉。
对“打工诗歌”抱警惕态度的以老刀，钱文亮等人为代表。
总体看来，持支持态度的还是占了主流。
2005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底层写作”特别是“打工诗歌”进行了论述。
在《视点》这一栏中，孟繁华用了“文学第三世界”这个类似政治术语的比喻来形容当下的“底层写作”，无疑形象地揭露了这一写作领域所处的弱势景遇，作者认为当前批评界对这个领域的写作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当然，这一写作在一个消费时代曾被淹没，然后，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底层这一术语的提出才出现，这一文学写作还是开始了复兴。
作者用了“第三世界文学”的“再度崛起”说明了底层文学写作引起关注，受到重视这一现象。
《文艺争鸣》在这一期就开辟专栏“在生存中写作”对“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讨。
这个专栏刊登了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柳冬妩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这个专栏的文章可以说都是对“打工诗歌”等“底层写作”持支持态度。
几位作者以自己的视觉言说了对“打工诗歌”的看法。
张未民在《关于“在生存中写作”》将“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等生存在前沿者的写作称之为“在生存中写作”。
这一命名当然是相对于文坛中存在的那些“在写作中生存”的职业性作家的文学。
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强调了这是‘在生存中’的‘写作’，强调了‘生存’对于这类创作实际的生活意义和实在的文学意义，强调了一个在生存现场打拼的‘生存者’所能带给文学的全部奉献和局限，这种文学才会区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坛的常规写作方式，所谓‘作家’的写作方式，我们才得以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打量一个更大的文学或文坛的整体性存在。
” [5]本文作者极力支持这种新的文学写作。
他认为这种写作是给我们带来我们与平时习以为常的“文学”不同的新的文学。
在通过对“在生存中写作”与“在写作中生存”两种写作方式的比较，作者概括出前者具有表现生活的真实性、确切性与所充满的现实主义正是后者所欠缺的。
本文作者无疑对当前主流写作与现实的隔膜与一些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精神幻觉是不满的。
他由此归纳出“在生存中写作”的价值所在：“面对‘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现象，我们以为它像一面镜子立在了这个主流文坛的面前，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
”[6]面对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作者没有排斥，没有忽略，而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与支持，这重态度无疑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在对两种文学写作的比较中，作者对“在写作中生存”的批判与对“在生存中写作”的赞扬未免片面了些。
在我看来，“在写作中生存”与“在生存中写作”只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向度，各有其优缺点。
它们也不是完全二元对立的。
不能因为“在写作中生存”的美学追求就全盘否定了他们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性。
现实性也是多种的，并非只有那种粗硬的、艰辛的生存现实才叫现实，也并非只有关注平民、关注苦难的作品才叫关心现实，也并非日常性的、现实、直接性的表达才叫具有现实精神。
而且，我也不认为具有了写作上的伦理优势就可以忽略掉他们艺术上的缺陷，作者说：“而他们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也就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了”。
[7]在我看来，运用“美学技巧”与表现“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并不相冲突。
要表现“现实精神”并不是以牺牲“美学技巧”为前提。
相反，稔熟的诗歌技巧可以更好的去表现“现实精神”。
目前，“打工诗歌”普遍存在诗歌语言直白，缺乏诗意，诗歌技巧的欠缺等不足，应该说是他们作品缺乏了“美学技巧”而非牺牲了这种艺术技巧。
论者发星也注意到了“打工”诗歌的这一缺陷，他认为“现在打工诗人缺乏理论的导向。
肤浅的摹写结果导致大面积语言与题材的重复”。
[8]但他却主张：“我认为打工诗歌在语言技术上不应该过多注重，但必须要不断翻新。
”[9]我想，“打工诗歌”受到关注，跟我们的时代景遇有关，它确实如有些论者说的那样，受到关注更多是其它原因，而不是诗歌自身的成绩。
所以，如果它不在诗歌的艺术性方面提高自己，那么，它很可能在时过境迁中被淹没掉，因为，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经得起时间的淘洗。
看到“打工诗歌”的优点，对它持支持态度的还有吴思敬、王光明、张清华，徐敬亚等评论家。
在几位作者的论文中，与张未民的论文观点差不多，都是将当前文坛疏离现实，写作内倾化，沉溺于纯粹的诗歌技术、美学追求的写作现象作为彰现“打工诗歌”关注现实、底层的时代伦理的一个对比物，或者说反面的材料。
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载于2006年第五期《南方文坛》）与王光明的《近年来诗歌的民生关怀》（载于2007第六期《新华文摘》）连命名都体现出一种共同的认同倾向。
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1、从社会原因与新诗自身发展的因素这两个层面来分析底层诗歌写作渐成声势的缘由。
2、通过对批评家关于底层诗歌写作的两种相反的观点的引述与评价，表明自己对底层诗歌写作的赞同。
3、底层诗歌写作由谁表述的问题。
作者认为，非底层出身的诗人，站在了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与道德立场，诗歌的内在素质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那么，这些诗人一样能真实地表达出底层，而来自底层自身的写作，则让底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4、在文章最后，作者强调不能“题材决定论”，诗歌应该遵循诗的美学原则。
这篇文章，诗人仅仅从这个诗歌现象入手，从比较大的方面论述了底层诗歌写作是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和它的价值。
王光明的《近年来诗歌的民生关怀》提出与总结了底层诗歌写作出现的种种原因与让人思考的各种角度和对这个文学现象关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作者认为应该将主要精力放于“底层”写作这一现象，分析它的性质与特点，而不应该将讨论重点放于争论这类作品是“代言”还是“自言”，是“社会承担”还是“艺术探索”这些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