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杨金洲（1967—），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南民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
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思想成了当前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凸现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实现的革命变革与终结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忽视了马克思与近现代哲学的历史与理论关联，忽视了它们共同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现代社会”，这种状况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被淹没、被遮蔽了，马克思甚至不被看作一个现代思想家。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问题的突出，人们日益认识到，马克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已被深深地嵌入现代性运动之中。
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立足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实践，探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一、何谓现代性？从内容上看，现代性内生于现代化的运动和结果之中
首先，现代化是一场理性运动。
黑格尔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它告别中世纪的愚昧，面向理性之光。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对经院哲学、反对教会的神权统治，主张用自己的感官感受世界，用自己的意志充塞生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而这就与神灵、神性、神权相对立。
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其实就是理性对神权的胜利。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其思辨的抽象的逻辑推演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人的理性的能动性思想。
从康德哲学所实现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到费希特的行动的“自我”产生“非我”所体现的创造精神，最后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永恒外化及回归，无一不体现了近代以来人类在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理性的胜利。
马克思在
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更是用哲学（理性）对神学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宣称：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
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
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
”[1](p188-190）
现代化
就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专制而踏入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
理性化是现代化的首要标志。
其次，与理性化的内在特征相适应的现代化运动的外在体现是工业化运动。
吉登斯说：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
”[2](p69）现代化是以张扬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运动。
生产力由于大机器的采用所引起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劳动而得以获得巨大发展。
资产阶级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
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3](p276）资产
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
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
[3](p773）
马克思把生产力与工业化看成是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推动力，看成是现代性的深刻起因和原初动力。
再次，现代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过程。
工业化离不开商品和市场，离不开商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
虽然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是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质，但更深层的动因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与要求。
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资本和商品的集中和积聚，要求有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也迫使资本家走向全球开拓市场。
这就使
杨金洲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人对物的变革性，以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
性，以变动不居为核心的人的有限性。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肯定了由生产力所导致的“世界交往”与世界市场，肯定了现代性所具有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社会形式———
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最内在的精神关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着巨大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现代性批判；现实意义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9）02-0005-03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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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个彼此独立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生产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了。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p276）“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3](p276）当今时代，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与交往的更深刻的全球化过程越来越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拓殖场域。
最后，现代化是个人在整个工业化、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中日益感到现实化、有限化、具体化及变动不居的心理体验过程。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的具体化、日常化特征日益凸现，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日益没落，哲学再也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绝对理念和公式。
因此，现代人日益感到自身的有限性，福柯深刻指出：现代人“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他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自己的任务”。
[4](p433-434）也就是说他们只生产当代生存的必需品，生产那些对于建构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动性导致了个体的独立感、对事物变迁的速度感、对当下的占有感，构成了个人的现实化、有限化、具体化等心理体验的社会根源。
因此，从现代化的运动中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人对物的变革性，以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性，以变动不居为核心的人的有限性。
二、马克思如何看待现代性？马克思以人为价值尺度对现代性采取了双重的态度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
欧阳康教授认为：“马克思关注现代性，首先就是要把握现代化的内在价值。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是从历史视角来展开的，把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必然，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成果。
”[5](p34）正是这种历史主义视野，使马克思比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家更深刻地走入资本主义的价值深处，从而更客观地分析与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首先，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肯定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p277）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还是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与描述，马克思对现代生产力的肯定都成了其理论的不容置疑的前提。
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对一切都采取了批判、否定的态度，而唯独在其历史理论中对生产力作了本体论式的形而上学的非批判的理解，并进一步得出马克思理论见物不见人的结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马克思理论的终极价值是人。
生产力之所以不容置疑，是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本质力量的展示与确证，是人的打开了的心理学。
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既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同时又为人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变革世界实现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其次，基于上述理解，马克思进一步肯定了由生产力所导致的“世界交往”的积极意义。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它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破坏了一切地方的、封建的、宗法的、保守的等级关系，资产阶级使“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3](p276）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断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世界历史”。
[3](p88）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以整体的思维方式从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展开了现代性的深广内涵，其核心是肯定人的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开放性。
再次，马克思肯定了现代性所具有的解放思想的作用。
现代性所具有的扩张性、变动性摧毁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社会状况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3](p275）现代性所具有的变动不居性、革命性，直接造成了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冲击，隐含着思想解放的诉求和人对自由的渴望，是现代社会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的体现。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的同时，对他身处其中的现代性的社会形式——
—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形式使现代性走向它的反面。
首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早期的批判主要是围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的。
他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指出资产阶级对历史变动性的无知、漠视与遮蔽，因而有意或无意的把资本主义现实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普遍的。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他指出：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完全不顾产生思想的条件和环境，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抽象出自由、平等、爱等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看成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认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6](p23）因此，他要求我们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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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
[3](p92）意识的幻象被消除了，黑格尔所极为尊崇的“绝对观念”只是神的最后避难所。
历史与理性的辩证法这一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思想被窒息于神学之中，暴露了自身的非现代性。
其次，对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对商品、资本社会内在矛盾的揭示，集中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异化与矛盾的批判。
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剥削之上的，是对于他人劳动的非法占有的最完备形式。
物、商品、资本以其不可置疑的绝对力量主宰着人。
人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成了现代机器和制度的附属品，成了异化的存在。
“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
”[3](p275）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自己就越贫穷。
劳动不仅不是人的自由活动，反而是不幸的、使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事情。
劳动者不再是自己活动的主人，而是单纯的手段、客体的物、资本的奴隶。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和最深刻之处就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与共产主义相联系。
他指出，只要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没有改变，现代性危机就不会解决。
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3](p286）“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3](p288）而要消灭私有制，摆脱现代性的困境只有通过社会改造。
马克思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完全够了。
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7](p140）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其他一切现代性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分歧。
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论解决现代性危机，吉登斯主张用“自发现代性”来超越“早期现代性”，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来补充个人理性，这些解决方法试图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与重建来摆脱现代性危机，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肯定。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内蕴深刻的理论张力，外显犀利的批判锋芒，透露出马克思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意义
首先，必须肯定理性、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现代性思潮。
当前，反现代性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他们以传统文化拯救世界的使命自居，夸大现代性的弊端，否定和解构理性，反对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性转型。
这些思潮和观点严重腐蚀与冲击着我国现代化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思想障碍。
因此，我们必须肯定理性、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如果不与肃清、批判封建传统观念和思想结合起来，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无论现代性在20世纪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
”[8]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没有强大的物质产业作支撑，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
而现代化生产力离不开信息化。
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工业化的水平，改变了工业化的传统结构，加速了工业的现代化。
由工业现代化带动了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卫生、交通等领域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抓住新型工业化，抓住现代化的生产力，我们就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就抓住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与实质，也就抓住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主动权。
再次，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投身全球化运动。
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就落后，落后就挨打。
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闭关自守。
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9](p64）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全面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积极投身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之中，加强对外贸易、技术、人才、资金、管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并开创“世界历史”新时代。
最后，努力克服私有制的弊端，全面建构和谐社会。
现代性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关注，是对社会事件的历史性探讨。
在现代中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矛盾必然会相当突出，这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坚持社会改革，不断克服、解决这些矛盾。
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方针与措施正是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举措。
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最内在的精神关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着巨大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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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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