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环境变化
出生于1949年的人是典型的“共和国的同龄人”，许多人取名建国、和平。我的曾 用名是“新生”，因为在幼儿园里有不止一位“杨新生”，于是改为现名。“共和国的 同龄人”与“祖国的花朵”相连，曾经是个很令人羡慕、很年轻的称谓。那时，我们经 常地遗憾自己出生太晚，未能降生在枪林弹雨的年代。后来，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取 得了作为一代人的共同身份：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的红卫兵、70年代的知识青年。 在70年代末，当我们开始徒劳地试图“抢回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时，大家普遍感到了 出生过早的遗憾，经常羡慕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不仅拥有青春，而且享受着开放时代 的所有好处。也是在那时，开始感悟生命之沉重，认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命运——在 我们年轻时，经历了共和国最黑暗、动乱的岁月。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比较和回忆，横比和竖比幸与不幸。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 倾向于不断论证自己最为不幸。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对社会、 民族肯定是一个大悲剧；但对个体而言，则因人而异。回首往昔，我时常感到难以评论 得失——我们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聊可自慰的是，我不仅是这一段悲剧的亲历 者和见证人，而且在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新的历史进程之中尽力而为，成为积极的参 与者。事情还不仅于此。与现在的青少年相比，有时我甚至暗自幸运——我们总算还有 过单纯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没有堕入暗无天日的“考试地狱”之中。这种幸运还有许 多其它方面，例如，我们曾有许多没有老师、没有家长、没有社会权威的悠闲日子，有 许多阅读、思考和游历的时间；在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之前，我就到过了黄山、华山、雁 荡山、武夷山等许多名山大川，也曾在尚未严重污染的黄浦江、长江游泳，从而领略过 真正的自然??
一、少年经历
少年时代的梦想是画家，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图画上。上中学以后，最景 仰的是上海的山水画家贺天健，因为我通读了他的自传《学画山水画自述》，临摹过不 少他的画——许多年后，在北京的字画拍卖市场上，我终于买到了他的真迹，这是后 话。然而，父亲却严厉地反对、限制我画画的爱好。父母亲都是山东南下的干部，在上 海解放不久即前来上海，我们因此成为这所城市的新移民。母亲出身鲁南临沂一个思想 开明的乡村教师之家，姐妹兄弟数人都参加了抗日战争。父亲则是北平参加“一二九” 运动的大学生，但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书生气了。事实上，我此后的 所有爱好
——器乐、文学、摄影、旅游等等，他都持反对的态度。原因是十分政治化 的：玩物丧志。记得我画过一幅列宁的侧面头像，颇有几分象，没想到父亲大怒，认为 是丑化领袖，使我深受打击。在60年代，我这种家庭的子女，正确的抱负和发展的正路 是追求入团、入党，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高中毕业后如能上哈军工、北航，搞国防科 技，是最为荣耀的。至于什么叫“接班”，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只是在文革前夕， 才清晰地感到了作为一个“革干子弟”的“红五类”与别人的不同。
当时的上海，在柯庆施治下对于反对干部特殊化抓得很严。学校致力于培养我们的劳动 人民感情、无产阶级立场。家长更是十分重视艰苦朴素的教育，并以身作则，他们从没 有带我们下过饭馆。直到文革前夕，我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仍填“职员”，以防 止我们有特殊化的思想。我发现其他同学都知道家长的收入，但我却问不出来。自然， 仍然有许多实际的特殊化。记得那时国庆节，坐车去上海人民广场观礼台看焰火，前来 欢迎的小学生对着我们欢呼“中国外宾！中国外宾！”现在想来，更能感到其中的沉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