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

２０１８年０１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１８　第３８卷第１期（总１４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　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１．３８（Ｓｕｍ　Ｎｏ．１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９６／ｊ．ｘｊｔｕｓｋｘｂ．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５　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　——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　赵斌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空前提升，有关其集体身份建构问题的　思考，既是理论难点，又具有现实启迪。本文以新兴大国的界定和集体身份形成的一般机制为　切入点，分析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的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全球气候政治互动，建构了新兴大　国自群体。然而，受制于具体议题导向下的分歧、主体间认知差异，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暂未　有效形成。讨论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对中国气候外交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叙事情境；气候政治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Ｏ０８—２４５ｘ（２Ｏ１８）０１—０１２６－０８　

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金砖国家”　（ＢＲＩＣＳ），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经　济体在全球治理的相关议题领域投射出广泛影响力，　对传统西方大国主导的话语体系构成了一定冲击［１］。　探讨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①，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这一　群体现象的理论认识，且对于分析崛起中的中国参与　全球治理而言，具有一定的现实启迪。　有关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讨论，学界产生了一些　优秀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研究方面，如就国际伦理　与分配正义而言，新兴大国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　某种“中间”位置，即其带有某些“半外围”国家的特　点心　；从治理权转移的角度看，全球治理体系由西方　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而新兴大国应以集体身份和共　同努力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３　卜¨；或以身份认同　为起点，认为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认同低，其集体身份　的建构以商谈逻辑为有效路径　”；抑或从国际合法　性视角出发，认为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突破了单方面　追求绝对安全的强权思维模式，因之与历史上主导的　国际秩序理念（尤其均势）之间存在较大差异＿５＿Ｊ１　“。　与国内学界突出新兴国家主体性的“理论化”兴趣略有　不同，国外研究则对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讨论方面较　少论及、较为谨慎，而将新兴大国放置于诸如全球治　理、全球竞争格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等更为宽广的叙　事情境中进行考察，其实质仍是探讨既有全球体系和　新兴大国之间的兼容性②。　诚然，已有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讨论新兴大国的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一Ｏ４—２４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５ＣＧＪ００９）　［作者简介］赵斌（１９８５一　），男，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近现代历史研究所副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　关系学博士后。　①集体身份这一概念主要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工具，也是行为体对某种特定社会集群的“对号入　座”式社会建构，即从心理需求和动机上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②相关讨论参见Ｔｈｏｍａｓ　Ｒｅｎａｒｄ，Ａ　ＢＲ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ＰＰ．２４—２９；Ｔｈｅｏｔ６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１．３８，Ｎｏ．２，２０１１，　ｐｐ．４５—５７．　

１２６　赵斌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迷思——以气候政治为叙事情境　体身份问题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同时，从现有研究的分歧或相关争论来看，当前　新兴大国无异于陷入了某种集体身份的迷思①。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还往往将新兴大国与集体　身份这两个概念随机换用，或将二者等同处理，基本预　设了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形成之可能性（及路径）。事实　上，一国崛起为新兴国家，并不等于就获得了相应的群　体化的集体身份。集体身份的形成，不仅需要考虑主　体间性、（主客观）构成性／限制性条件等，而且，施动性　往往还在乎共同的话语背景／叙事情境。换言之，文本　识读的叙事情境决定了这种集体身份的边界，比如国　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政治等复合相互依赖议题领域，　为新兴大国可能的集体身份之再造／强化提供了“时　势”场域（ｆｉｅｌｄ）②。因而，本文主要对新兴大国的集体　身份形成进行可能性分析，我们需要从叙事情境上给　予一定的“时空”考察，并从议题导向上敲定文本分析　的话语背景，从而进一步讨论新兴大国集体身份问题　对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启迪。　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之集体身份迷思　早在上世纪７Ｏ年代初，人类开始意识到环境和气　候议题的重要性。然而时值冷战，伴随苏联军事力量　的上升且处于战略攻势，整个７０年代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美苏争霸时期，双方剑拔弩张，因而对高级政治的紧　张和关注成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兴趣点。尽管如　此，作为起初主要用于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权主义的以　“Ｇ７７＋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联合，通过环境政　治磋商和谈判的形式，在联合国平台尝试商讨环境议　题，以实际行动充当起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先导者，并尽　可能妥善处理该群体内部（小岛国家／石油国家）的分　歧［６ｊ４韶。当然，其实不单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化国家　如欧美之间在气候环境议题上也有不小的分歧，或者　说气候政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同样并不明朗　］。　具体到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五个金　砖国家，其在气候政治场域当中的集体身份迷思，首先　从现象学上我们很容易辨识的是基础四国（ＢＡＳＩＣ）与　金砖国家（ＢＲＩＣＳ）之间在成员国上的差异，即“巴西、　南非、印度和中国”／“俄罗斯”，显然俄罗斯位列伞形国　家③群体，但由于金砖国家平台这一非正式国际机制　的存在，也仍与基础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存在　利益共容和相互协调的上升空间。总的看来，ＢＡＳＩＣ　承担起了深化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的重任。新兴大　国在气候政治领域的集体身份迷思，至少表现在如下　两个方面：　其一，有关减缓、适应、技术、资金等具体议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国际谈判焦点主要在于减缓气候变　化尤其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一根本难题上的讨价还　价，新兴大国对其关切也毫不例外。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为金砖国家以统一立场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拉　开序幕，就发达国家以强制减排向新兴大国施压而言，　中国与印度合力顶住了压力。随着巴西和南非的加　入，增强了这些国家的谈判实力。及至２０１１年的南非　德班会议，成了新兴大国联合一致的主要试验场。德　班会议前夕，金砖国家大多希望增强该团体的气候合　作，并重申基础四国的内聚力。然而，俄罗斯不仅不愿　为此牺牲自身目标，而且还甚至加入日本和加拿大的　阵营，反对后京都机制的延续，除非其他新兴经济体国　家接受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ｌ＿８　。可见，新兴大　国集体身份形成之可能性，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要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取决于基础四国间持续　的协同合作，还有赖于金砖国家内部的协调。尤其是　俄罗斯与基础四国之间就气候政治议题的良性互动。　其二，主体间性的存在，主体间认知差异。气候政　治中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兴国家主体问性。　可也正因为主体间性，主体间认知差异亦难以避免＿ｇ］。　从批判理论和反思主义的角度观之，气候政治的主体　间认知差异大致可以表现为三种观念情境（ｓｃｅｎａｒｉ－　ｏｓ）：乐观主义、现实主义、悲观主义＿１ｏ］　。早在２００３　年召开的莫斯科气候大会上，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就　在开幕会上表示，“全球气温升高２—３。也许还是好事　情，我们还可以因此而节省买毛皮大衣的钱￣［１１　３８０－８１。　在俄罗斯公众舆论看来，气候变化也并非严重的环境　问题，俄罗斯国内的气候变化怀疑论甚为流行。不能　

①迷思，从词源上来看，出自希腊语　０ｏ（ｍｙｔｈｏｓ）和英文单词　Ｍｙｔｈ的音译，带有神话、传说和虚幻之意，且这种迷思本身的独特魅　力，在于其（渴望、新奇、不确定性或象征性意义）所带来的对某事物的　特别关注，参见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Ｔｈｅ　Ｍａｓｋｓ　ｏｆ　Ｇｏ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ｙｔｈｏｌ—　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ｃｋｅｒ＆Ｗａｒｂｕｒｇ，１９６０，Ｐ．７．在国际政治学中，基本上是　在“标签”／“标题党”意义上借用“迷思”这一神话学与心理学词汇（本文　亦不例外），以期引起读者对相关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的深刻反思。　②在社会学中，场域一般指涉行为体互动所置身的环境，并且这　类场域往往还对行为体具有塑造作用，例如“时势造英雄”中的“时势”　即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社会环境；场域本身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运作和　维系，而这些规则显然又离不开行为体的建构和精巧设计。　③伞形国家（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Ｇｒｏｕｐ）泛指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在　《京都议定书》机制下的）一种松散联合，其成员通常包括澳大利亚、加　拿大、冰岛、日本、新西兰、挪威、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美国，这些国家　在世界地图上形似“伞状”连结分布，伞形国家因此而得名。　１２７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不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俄罗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的摇摆立场，进而亦影响到金砖国家的内部一致性。　反观基础四国，其主要成员对气候政治的认知也经历　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　气候政治认知由单维“环境定性”逐渐转向多维，且自　身气候谈判立场也因之经历了被动却积极参与、谨慎　保守参与、活跃开放参与三大阶段ｌ＿１　卜　；印度的气候　政治认知方面，缘于国内政党和利益集团对气候变化　的认知，进而影响其气候政治经由“发展优先考虑”向　“渐进现实主义”再到“渐进国际主义”转变ＬＩ。　。　。与　此类似，巴西国内影响重大的利益集团，其认知逐渐受　国际气候制度／规范导入的影响，因之考虑结合其自身　“低碳之星”及亚马逊森林资源优势，从而调整自身强　硬僵化的气候政策立场ｌ１　。南非则主要从自身生态　敏感性与脆弱性较高来看待气候变化，且由于气候问　题中渗透着粮食安全与人的健康等问题，再加上南非　自身在非洲大陆的大国地位，因之南非极其重视气候　政治。南非不仅非常看重与金砖国家／基础国家之间　的伙伴关系，而且还被视为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　气候谈判的“搭桥者”（ｂｒｉｄｇｅ—ｂｕｉｌｄｅｒ）［１５１３。　可见，从现象上观察不难发现，具体的议题导向与　主体间性，使新兴大国在“议题联系”（ｉｓｓｕｅ—ｌｉｎｋａｇｅ）紧　密的（准）集体身份主体选择上产生分化，如俄罗斯和　基础四国、金砖五国与基础四国之间的身份冲突，乃至　基础四国群体自身内部的分歧，也有所凸显和放大。　三、新兴大国集体身份迷思之“谜”：结构与进程　新兴大国集体身份迷思，构成该群体自身份不确　定性的原因要素可能较为复杂多面，但同样可能引发　研究兴趣。换言之，集体身份迷思之“谜”虽说难解甚　或费解，但不代表着研究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总是束　手无策。就叙事情境和行为主体而言，不妨从结构与　进程两个层次对新兴大国群体在气候政治中既团结又　存在不确定性的集体身份迷思进行简要的原因分析：　第一，结构归因——国际气候政治权力与制度结　构的压力。从结构上找寻原因，我们知道结构既可以　指代一种补偿机构，在系统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　持结果的一致性，又可以指一系列约束条件＿】６］　。　从理论上看，现有的全球气候政治显然仍运行于国际　无政府状态当中。这里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至少隐含　着两层意思，即一方面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　角色仍由主权民族国家（尤其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来承　担，另一方面，（尤其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间政治模式　１　２８　可能使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题陷入无解之恶性循环。　具体说来，依照传统的国家间政治模式来处理全　球气候环境问题，按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方式来继续　调配资源，则全球气候政治结构调整仍难免陷入僵化，　且亦可能对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行为体的环境安全构成　冲击，毕竟，气候环境公共产品带有“非排他性”。此　外，由国际气候政治权力结构衍生出来的所谓全球气　候制度结构（准确地说仍主要是一种国际气候制度结　构），本质上也无法逃离国家中心主义。尽管近三十年　来的气候变化治理实践，包括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性　质的组织如欧盟等一直在为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综合监　管体制而努力，然而最终形成的“气候变化机制复合　体”仍是一个松散耦合的制度结构，对行为体缺乏强有　力的规约¨１　。而且，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国际气候制　度由于变革成本较高，因而主要的大国行为体或国家　群体（如欧盟）也较容易安于现状而缺乏改革动力，何　况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　境；全球气候制度结构的“无力”和“权力流散”，从根本　上反映的是全球气候治理失灵口　。　可见，新兴大国群体的气候政治发展，其实也仍不　免受制于现有国际气候政治的权力与制度结构。来自　国际气候政治权力结构的压力，意味着新兴大国群体　不得不应对主要来自伞形国家群体的联合施压，这不　仅体现在有关减排和适应等具体议题导向上的“南北　两极”对立，还可能源自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铁律，　即所谓“亘古不变的权力政治”冲突。倘若我们把美国　为代表的伞形国家群体简化为“霸权国单元”（Ｈｅｇｅ—　ｍ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或日传统／现状大国，那么新兴大国显然　可能被视为雄心勃勃的“崛起国／挑战者”，因之从传统　大国的“忧虑”与新兴大国的兴起来看，不难理解即使　在气候政治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里，“修昔底德陷阱”　仍可能存在；来自国际气候政治制度结构的压力，实则　反映了新兴大国自身的独有特点——一方面，新兴大　国之“新”，在于全球治理需求为其可能的集体身份建　构提供了平台，如气候变化议题给这些大国提供了新　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之“兴”，这些大国的　群体身份其实仍发端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口　。　如此一来，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　和《京都议定书》为主体的气候政治制度，仍对新兴大　国群体的行动构成相当程度的约束。毕竟对于崛起中　的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地区大国而言，在发达国家　尤其以美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伞形国家履约乏力的同　时，捍卫并推动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及其制度化建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