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_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

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张海燕(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要:崛起于30年代的萧红就像一颗灿烂耀眼的新星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是从女性的生育苦难和爱情、婚姻悲剧三方面来展现北方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悲剧，从而阐释出女性在男权话语系统下的卑下地位。而这种别具风格的叙说方式与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关键词:萧红;底层女性;生存悲剧;生命体验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２011-09-23作者简介:张海燕(1980-)，女，山西灵丘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第25卷第6期2011年12月Vol.25NO.6

Dec2011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hanxiDato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

文章编号:1674-0882（2011）06-0052-04

一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积淀，让女性在诸多方面受到来自社会与家庭生活的歧视与压迫。同时，植根于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使得女性在精神和身体上遭受沉重的苦难。“苦难”是对生存深化的有力表述，是对女性自我意识与人性意识的自觉表达，因而也是作家关注女性命运无法超越的主题。萧红作为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将自身所历经的苦难融入到社会与时代的苦难中，以含泪的笔触诉说着中国女性的苦难人生。在女性悲剧命运的表达上，萧红擅长悲鸣中国北方大地世代为男性附庸的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她笔下的乡村女性生存悲剧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悲剧———虚无的爱情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描述的爱情往往被幻化为喜悦与温馨。然而，在萧红的世界里，爱情是悲剧性的，褪去被圣洁与美丽层层包裹的爱情外衣，其结果无一不被指向了虚无。爱情世界中处处碰壁的她不再相信爱情，反映在文本创作中就是对爱情神话的解构。《生死场》中的金枝在情窦初开的年龄爱上健硕的成业，可她只享受过极为短暂的甜蜜爱情。成业对金枝只有本能的性欲发泄，并不存在爱的保护与期盼。而金枝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更多时候收获的是悲哀。“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1](P23)两性关系被降低到最为原始的状态，女性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丝毫不能体现出她在这个关系中的主体性。在乡村，爱情被淹没在男性的生理需求中，女性沦落为男人的奴隶与生育工具。在那片原始荒蛮的黑土地上，女性始终不曾拥有过作“人”的权利，因此她们的爱情也是不能自主的。很多女性是通过指腹为婚或是“看戏相亲”的形式把自己嫁出去的，这桩桩婚姻的促成因为缺乏男女双方的自主参与性，其结局多数是不好的，于是一幕幕悲剧就在跳井与上吊的死亡途径上上演着。而有些女性的爱情本质就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原始欲望。因为女性卑微的生命价值的被忽视，所以连神圣的爱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这些北方女性在男性的社会中只是一个性别载体，并不具备作为“女人”的尊严与价值，于是她们只能选择在无爱的生活中，承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作为女人，爱情的缺席必然会使女性遭受到生命悲剧的痛苦。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不曾绽放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外因在于传统文化的禁忌与封建社会的陋习。《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人见人夸，她

52--在前边走后边都有人指指划划地赞美她，甚至连大户人家都愿意将她娶进家门。但是自从她与磨棺冯歪嘴子因爱结合后，她以前所有的优点瞬间被贬斥得一无是处，她成了众人攻击与唾弃的对象，就因为王大姑娘违背了呼兰河小城人们日常奉行的“规矩”。这对夫妻不仅被全院人孤立，甚至还要承受着世俗舆论的指责。他们的私自结合，被房东是看作是“破了风水”，于是在寒冷的冬天将其一家赶出了冰冷的碾磨房。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与贫困交加中，王大姑娘带着牵挂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以上两个作品表现的都是无爱的女性生命悲剧。萧红正是通过情爱缺失造成的女性悲剧命运对男性权威进行消解。萧红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爱情模式，偏向于抒发浓重的虚无情绪。她笔下的女性，爱情还只是朦胧状态时就被男性无情的扼杀了。在崇尚男权为主的社会里，女性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役用的工具，而最令人痛彻心扉的是她们在骨子里就没有任何独立的自我意识。感慨两性关系无真爱的苍凉，是萧红对爱的虚无的呐喊。（二）底层女性的生活境遇悲剧———灰色的婚姻萧红笔下所创造的爱情是缺席的，弥漫着浓厚的虚无情绪，自然以“爱”为前提的婚姻的结合就只能呈现出灰色的情调，这些底层女性困守在婚姻的围城中难以解脱。在萧红的文本中，女性婚姻毫无美感可言，其实质只是一场原始的肉欲婚姻。如若男女双方在青年时还留有一些恋爱的甜蜜，一旦进入到婚姻状态中女人就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昔日的温存烟消云散。男人不再将女人放在心底，在他们的眼中女人只是一个接受打骂，生理发泄的一个物件。《生死场》中的成业婶婶，在婚前与丈夫有过短暂的爱情甜蜜，然而婚后她的爱的付出却连丈夫的笑脸都换不回。“女人过去拉著福发的臂，去抚媚他。但是没有动，她感到男人的笑脸不是从前的笑脸，她心中被他无数生气的面孔充塞住，她没有动，她笑一下赶忙又把笑脸收了回去。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男人叫把酒杯拿过去，女人听了这话，听了命令一般把杯子拿给他。于是丈夫也昏沉的睡在炕上。”[1](P19)这就是乡村女性的婚姻现状。丈夫漠视妻子的一腔爱意，在每天朝夕相处的生活中，妻子扮演的角色不是爱人，是保姆，是物件抑或是生育的工具。如果说成业婶婶的精神是因为婚姻而变成灰色的话，那温柔美丽的月英则因为婚姻而凋零。婚后的她因为一场病不能再生育了，而她的生命意义也就基本上终止了。残忍的夫家将气息奄奄的她用冰冷的砖头围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男权话语下系统下，女人的生存价值就是传宗接代，一旦失去了这个层面的意义，女性就只有生命的终结了。在这群悲惨的女性中，有一个孩童的面孔令人难忘，她就是小团圆媳妇。年仅12岁，就过早地走进婚姻，至此开始的是她梦魇般的悲惨生活。刚踏进夫家的大门，婆婆就虐待了她一个月。天真的少女经不起这恶梦般的折磨，已然气息奄奄了。婆家人于是开始了给她治病的“漫漫征程”。“热心”婆婆们烧了一大缸的沸腾状的热水，把被扒光衣服的小团圆媳妇死命般的按在水中，“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儿，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边站着，她再也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1](P164)“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花季少女就这样生生地被折磨死了。小团圆媳妇“热闹”般地离开人世的文本意义在于:男性在婚姻中固然是摧残女性的刽子手，而那些年长女性将自己遭受过的生命苦难施加于年轻女性，这更是女性社会群体存在的莫大悲哀。对婚姻的描述，萧红选择了灰色的基调，并且她对造成女性婚姻苦涩的男性进行了贬斥和虚化。她是满怀愤慨在叙述着男性形象，这些人把自身所享有的原始性别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一边在欺辱弱小女性，一边却被生活、命运所欺辱，而他们的人生也是沉重的，人性是缺憾的。萧红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她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可叹的是，男性以及女性自我人格的缺失是把她们推向如此沉重生存境遇的罪魁祸首。总之，萧红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和婚姻的神话，她笔下的爱情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夫妻之间没有举案齐眉的温馨，有的只是爱情的缺席与婚姻的晦暗，在文本的苍凉底蕴中折射出作家灵魂深处的人道主义光芒。（三）底层女性的生存价值悲剧———苦难的生育女性生育本来是一次繁衍人类的伟大创造，而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亦是通过生育体现出来的。然而在萧红的笔下，贫苦的农妇们将生育视作是苦难人生中的巨大痛苦与灾难。面临如同死亡般的生产，她们的生存价值已经贬低为生不如死。麻面婆在生产53--时痛不欲生，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折磨着她，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自己的肚子割开。金枝则在炕角静静地等待着接受刑罚，生育在她看来也是痛苦的。对于女性来说，生育造成的身体上的痛苦如同噩梦般纠缠其一生。显然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将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真切地表述出来。在以男人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农村里，劳苦妇女不仅享受不到精神层面的情感需求，还要负重性别符号所造成的分娩痛苦与来自亲人们的忽视与遗弃。传宗接代这种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却是导致她们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根本原因，甚至演变成为造成悲剧命运的源头。并且萧红在其作品中，一度把生育这一女性所特有的创造性的贡献，直接降低到与动物同等的水平，女人因为生育而变成非人。这是其文本中所表现出关于女性生命悲剧的深刻反思。在《生死场》中就出现了人的生育与动物生殖的一同描写，“产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1](P37)此种情节的设置，萧红想要揭示的是人的生育与动物生殖之间的相似性，即女性生育的动物性与非人性。而分娩中的女性受到的待遇似乎连猪、狗等动物都不如，她们不仅要强忍生育的痛苦，还要忍受着来自于丈夫的指责，甚至是打骂。“五姑姑的姐姐不能再延迟了，忙着去请产婆，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1](P38)只因女人生育时的痛苦嚎叫影响了他们耳朵的清净。在触目惊心的女性分娩过程中，我们发现萧红创造的此类作品中的女性在生育任务完成后，其结局可分为三种:或因生育而丧命，或经历巨大痛苦后幸得存活，或刚出生的婴儿很快夭折。王阿嫂与五姑姑姐姐的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很快夭折，《生死场》中的小金枝侥幸存活却在几个月后被残暴的父亲活活摔死。这些苦难的女性不仅没有做母亲的欣喜，反而要承受来自贫穷抑或是漠视所产生的死亡威胁，以及孩子的夭折所带给母亲的巨大悲痛。可悲的是，女性所历经的生育苦难却被男性、男权社会所否定。中国北方农村的原始、荒蛮，凸显的是劳苦女性生命的无价值与无意义。在男权社会的规定下，不管愿意与否，“生育”呈现出的都是一种生与死的动物性过程。在对女性生育的描写中，萧红揭示的苦难主题是:“悲剧”是北方劳苦妇女终其一生的代言词。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萧红对爱情发出虚无的呐喊，把婚姻描绘成灰色的基调，对女性的伟大创造———生育———降低到与动物同等的水平。对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悲剧以如此别具风格的方式叙述着，与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萧红拥有一段不愉快的童年经历。只因她是个女儿身，年幼的萧红尝尽了双亲的冷漠和打骂，留给她的是一生的亲情缺憾。在萧红的孩童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永远是面目凶恶的，脾气火爆的。而重男轻女的母亲对萧红也是恶言厉色，这让萧红深刻体会到了男女的种种不平等，同时也影响到了她日后的创作倾向。作家在童年时期的生活中所获得的生存体验往往会成为她们创作的源泉。童庆炳认为:“童年经验作为先见意象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般的说，作家面对生活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他的先在意象结构。”[2]在失爱的童年中遭受到的种种不幸，是滋生萧红女性悲剧意识的土壤，将悲剧意识折射在文本中就是一系列的“被损害被侮辱”女性形象。在爱情与婚姻的殿堂里，萧红也是饱受磨难的。叛逆的萧红为了抗拒父母包办婚姻，为了寻求真爱和温暖，为了反抗命运，义无反顾地冲出“父亲的家”，开始了在外流浪的生活，那年萧红19岁。在恋人陆振舜的资助下，俩人一起逃到北京。不久迫于双方家庭的经济制裁，二人只能被迫返回家中。回到家中的萧红受到了父亲的软禁，幸得姑姑的帮助才得以逃离到哈尔滨。那时的萧红身无分无，流浪于哈尔滨的街头几乎饿死冻死，生存的窘迫逼迫她选择回到未婚夫王恩甲的身边。然而现实的黑暗再次将她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萧红被王恩甲抛弃了。面对严峻的生存困境，“一个伟大的见面”之后，萧军解救了被男权社会遗弃的萧红，并将她引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事实上，结为伴侣的二人在气质、性格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于是摩擦、冲突渐渐增多。萧军的大男子主义造成萧红窒息般的痛楚。萧军对萧红的创作肆意嘲讽，这对把写作视为生命的萧红来说是最大的伤害。在男权话语系统下，当女性要求获得主体地位并对世界加以言说时，两性之间的对视必然会发生碰撞，而结果是女性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当端木蕻良肯定萧红的文学成绩时，她为之振奋，她真实地体验到了在主流意识话语系统下一个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