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命的悲歌——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命运引言萧红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受伤害、被遗弃的过程,尽管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相应的精神家园。
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
童年的萧红是寂寞而又孤独的,父母仅仅因为她是女儿便对她轻视和无视,，女儿作为一种自然性别注定了萧红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也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专制放逐的悲剧命运。
“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1]（P257）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才华的女作家——萧红在她的作品中发出的慨叹。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和痛苦。
其曲折痛苦的独特生活经历,决定并影响着她的视野和审美态度。
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观照社会世态,抒写了一部女性的悲歌,上演了一幕生命的悲剧。
这种体现生命悲凉的意蕴贯穿其作品的全部,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占一隅。
“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而萧红又是女人中的格外不幸者。
短短的三十一年的生涯倍受女性的种种劫难。
作为女儿,事与愿违的出生背叛了家庭对男嗣的期待,成了一个性别原罪,从小缺少父母的抚爱,因抗拒包办婚姻被视为“异己”、“不肖”、“忤逆”，被父亲开除了祖籍，放逐家门外；作为妻子,她即使做了再多的自我牺牲,再怎么隐忍退让,也得不到认可,落个“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妻子”(萧军语)的评断；作为母亲,她经历了两次十月怀胎,但两次刑罚般的分娩都没能给她带来些许初为人母的激动与欣悦。
被汪恩甲欺骗所生的女婴源于无爱迫于生活送人,与萧军所生的男婴产后即不幸早夭。
萧红,一个被视为“不肖女儿”“不合格妻子”又做不得母亲的不幸女人,仅为想做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女人的信仰被世俗的父权专制和男性偏见打得个“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
”,年仅31岁客死香江,临终前无力地道出“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这样沉痛的肺腑之言。
对萧红来说,由于作家本人的那些痛苦的、悲剧性的人生经历,融进了并决定着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对女性悲凉人生的沉思。
“萧红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她短暂的一生‘尽遭白眼冷遇’”。
[2]（P103）作为女人,萧红是不幸的,作为女作家,萧红又是幸运的。
不幸的个人身世成了她关注农村妇女现实生活和当下命运的悲剧起点,凄凉落寞的个体经验成了她创作的生命底色,敏感细腻的“越轨笔致”使她不滞留于悄吟个人哀怨,而是基于对人性的关怀和性别自我沉思,为我们描绘了旧中国有着酸苦命运的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
一、女性苦难命运的图景在萧红短短的31年生命历程中,和她性别相对的“男人”,是她生活的重心,也是她人生灾难和悲剧的制造者。
可以说“她亲身感受和体验了一个女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生存痛苦与不幸，她对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所有冷漠、轻视、摧残、迫害与不公有着深刻的身心体验。
”[3]幼年的她,因为是女孩子的缘故,受尽家人的冷眼和虐待。
祖母曾用针刺过她,母亲也不喜欢她,父亲对她则是贪婪而没有人性的。
孤独寂寞的她从小就体验到女性的不幸和男权的可怕。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小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
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4]（P242）上中学时父亲武断地给她定下一门婚事,迫使她离家出走,更让她生出对父权制社会的不满。
萧红如娜拉般勇敢地走出父亲的家园,等待着她的却是男性的伤害、爱情的失落和抗争的失败。
不断积淀的性别苦难促成了萧红女性意识的产生,驱使她始终以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为切入点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女性艰难的生存真相,为这些挣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女人们发出愤怒的呐喊和反抗。
坎坷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萧红选择广大底层女性为书写对象,她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寡妇、农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
她们不仅面临着和男人一致的社会危难和贫困饥饿等多重攻击,更要承受男权的压迫与折磨。
萧红用她那明丽细致的女性笔触描摹了一幅又一幅悲惨血腥的女性生命景观图。
有过两次生育经历却未曾感受过母性之乐的萧红基于切身体验对男性一向歌咏的生育话题加以质疑,以往笼罩着美丽光环的生育在萧红这里呈现血腥和残忍的一面。
萧红常常将生育和死亡连在一起,生是非人的生,死是非人的死,孩子的生日在年轻产妇的身上很快会变成自己的忌日。
萧红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述说的便是底层妇女王阿嫂在遭受张地主的一脚狠踢后难产而死的故事。
《生死场》中萧红更是触目惊心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毫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金枝在丈夫欲望的动作中难产了；麻面婆大喊着要剖开自己的肚子；李二婶濒临死亡的绝境；五姑姑的姐姐被难产折磨得痛苦不堪,醉酒的丈夫却喝令她拿这拿那,将长烟袋投向她,把一大盆冷水泼在她身上。
女性的生育在这里变成了“刑罚的日子”,“她们和动物们一起忙着生产”，“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而“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5] (P32)生命的诞生失却了以往的伟大和幸福,呈现出非人性和动物性。
而作为人类的女性在生育时除了饱尝动物般的生育之苦外,还要承受男人的指责和打骂,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女人们仍逃脱不了男性的欺压和凌辱。
在传统社会和文化体制中,女性只是男性价值的证明,是性的符号和工具,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完全缺席的。
萧红以冷静犀利的笔触给我们展现了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非人生活,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冷漠和残忍,为浸泡在血泪之中的女人们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一）情感爱情,是男女双方共同拥有的美好情感。
但因为男性在生活中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中国千百年来父权专制对爱情的偏见,使得爱情的主动权往往落在男人手中。
女人即使有爱,也常常不敢开口。
唯有这样,才不被视为出格,越轨,对得住男权偏见下所规范的那份矜持与操守。
爱醒了,却无路可走。
萧红通过笔下的农村女性对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提出质疑,写出她们在爱情的泥泞上艰苦的跋涉。
《生死场》中金枝与成业这对乡村青年男女开始是相爱的,然而两人的爱的指向有着截然的不同,在对他们情爱的表现中更多的是性的欲求。
在《生死场》中第二节描写了金枝与成业的相爱。
在摘柿子的金枝听到成业唤她的口哨声,便找了借口循声而去。
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着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吸引的铁跟住了磁石。
静静地河湾有水湿的气味,男人等在那里。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跨压在那里。
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
尽量地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
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这一切都在叙述人看似客观、实际上处于女性立场的审视中。
姑娘被形容为“小鸡”，而男人被直接指称为“野兽”。
作者笔下,两人都有“非人”性,都是被性欲所左右的动物,和自然界的其它生物没有区别。
男人在女人面前象野兽一样释放他的生命力,雄壮、粗野、充满破坏性,使性变得丑陋可怕,使爱在丑陋可怕的性面前隐逸。
男人眼中的女人形象只是满足他性欲的客体,是“物”。
成业一点也不关心金枝的身体以及因为怀孕将要面临的羞辱。
当他再次遇到姑娘时,他仍然“受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金枝给他看已隆起的肚子。
“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性的欲求实际上在此意味着对爱的否定。
同时也说明被仅视为一具“肉体”或“白的死尸”的女人是无法言说的,是被动和沉默的。
他们之间只有“无爱的性”。
两人的命运发展也是如此。
成业娶回金枝后,象所有男人一样压迫和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妻子。
而金枝对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命运也充满了仇恨和厌倦。
“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
”到后来,在生活艰难的压力和烦恼中,一怒之下的成业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金枝摔死。
作者将叙写小金枝死的一节称为“罪恶的五月节”，这罪恶产生的根源从表面看是贫穷饥饿造成的。
但忙忙碌碌的生、惨酷无名的死中,悲哀的根源仍是生死场中的人们思想的蒙昧。
金枝的命运实际上就是生死场中农村妇女们整体的悲剧命运写照。
在《生死场》中,萧红借情爱叙事表明农村的底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爱关系实质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所以金枝在绝望中说过那句话“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实际上金枝恨的是这种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伦理文化造成的男权意识,是它造就了中国男人的专制和暴虐,造就了金枝似的中国女人的苦难和牺牲。
同时我们从萧红在《生死场》中的情爱叙事中也感到作者十分明显的对性欲所持的否定立场和畏惧心理,也许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作者以另一种与之全然相反的极端方式来描述和表现“真爱”，前者是野蛮、粗暴的,后者却温婉、忧伤的。
萧红笔下的情爱表达还有一特点:爱是单方面的,爱总是无望的,爱是一种无法被理解和珍惜的珍贵情感。
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小城三月》)。
“我”的堂哥虽然喜欢翠姨,但并不理解翠姨这种爱的意义,爱的深度。
他和“大家”一样与翠姨的心灵隔膜着。
只有翠姨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爱总是以悲剧告终,以沉默告终,以孤独告终。
作者既表现了对爱的憧憬和期待,又表现了对爱可实现的否定。
在爱中的翠姨受到来自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双重压抑,我们从叙述人的平静、似懂非懂的少女叙述当中,可感觉到翠姨对爱情的强烈压抑,以至于郁郁寡欢最后得病而死,以病来拒绝世俗强加的婚姻,以死来殉自己的爱。
爱本身是生命力、生命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翠姨这种对生命力的压抑有一种惊人的悲剧效果,同时翠姨以死来表明对封建伦理文化强加的命运的拒绝,这种拒绝姿态又是女性不屈的弱者式反抗。
《小城三月》是典型的女性叙事,作者所站的女性立场虽然不象以往那样为女性的牺牲而激越控诉,而是温婉平静,但所产生的人性震撼却更有力,更无处不在,文本所具有的审美内涵更丰富。
翠姨可以看作是作者自我内心的投射,是作者对情爱理念进行诠释的符号。
《朦胧的期待》中的李妈一厢情愿地单恋主人家的卫兵金立之,纯朴憨直的她刻骨铭心地忧郁着梦中情人的未归,过大年似的喜迎梦中情人的归来,但就在一转眼为梦中情人买烟的工夫却换得金立之的不辞而别,只能在自己虚拟的幻影中作朦胧的期待。
爱醒了,不敢开口的翠姨悒郁而终；来不及开口的李妈只能痴痴地傻等。
从叙事层面来看它是以仆人李妈对主人家的卫兵金立之具有的朦胧的爱情期待为叙事线索,但在深层意蕴上这种期待不仅仅指向爱和爱的对象金立之,而是指向人生及人生中种种不确定而又渴望去把握的实在。
作者以自身女性的经验来表达李妈的心灵世界,质询一个女性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个体而言人生愿望落空的那种荒凉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