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孤鸿归鸿——由“鸿”意象看苏轼流寓心态变迁
北宋文豪苏轼自21岁出蜀往京城应试，除父母去世短暂回乡外，一生都在宦游漂泊流寓，流寓“即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不同时期苏轼的流寓心态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心态在其作品“鸿”意象中有着鲜明的表征。
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被任命为凤翔节度判官。这年冬天他前往凤翔赴任，弟苏辙相送。二人在郑州分手后，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由苏辙诗前两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之“雪泥”触发，感慨人生飘忽无定犹如“雪泥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语成谶，预示了苏轼的流寓人生。但这里的“飞鸿”相对中性，对苏轼的流寓人生而言，“鸿飞那复计东西”是不幸而言中。“飞鸿”可代表苏轼青年时期的流寓心态。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之前虽因反对新法而自请外放，辗转杭、密、徐、湖诸州，但仍是朝廷命官，且政绩卓著，只不过与“飞鸿”一样漂泊而已。元丰二年（1079）因被指控作诗文诽谤朝廷而被捕入御史台狱。经历九死一生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从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黄州度过了五年贬谪生涯。被贬黄州时苏轼已45岁，王安石虽已退居江宁，而主行“新法”的神宗年方33岁，作为政治家的苏轼感到难有出头之日，经济上又极为困窘，加之黄州“地瘴蕃草木”，令其倍感孤独、惶恐、迷茫。这时他写了一首名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又用了“鸿”的意象，但却由“飞鸿”变成了“孤鸿”。当年的“雪泥鸿爪”还是一种比喻，而这里的“孤鸿”与“幽人”则融为一体，那“惊起却回头”的惊恐，“有恨无人省”的孤独，“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迷茫，正是苏轼此时流寓心态的写照。
当然，词中的“孤鸿”也寓有孤标傲世不同流俗之意，如同那株由西蜀流落“陋邦”“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名花苦幽独”（见同时作《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海棠一样！
自古以来，“孤鸿”就寓有游子漂泊眷恋故土之意。阮籍《咏怀诗》之一：“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张九龄《感遇》诗之四：“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李商隐《夕阳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天地自悠悠。”周岐《塞下曲》：“关山多少征人泪，不及孤鸿天外归。”东坡本性乐天，未至黄州即言：“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
南都来陈三日而别》）初到黄州，即羡其“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这种心态是真实的但不是东坡此时的主流心态。看看下列作品：《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其一：“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长使齐安人，指说故候园”；其二：“寄谢李丞相，吾将返丘园。”《游静居寺》：“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戏作种松》：“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次韵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安国寺寻春》：“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这是东坡赴黄途中和初到黄州时所作诗，高密度地表现了他漂泊流寓和思乡之情。元丰四年（1081），东坡之侄安节到黄州看望，东坡写《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中云：“嗟予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其一），“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其二）。安节离去时，他写十四首小诗送别：“索漠齐安郡，从来著放臣”（其一），“未甘为死别，犹恐得生归”（其二），“尚有身为患，已无心可安”（其六），“我梦随汝去，东阡松柏青”（其十），始终不忘自己“放臣”的身份，对在“索漠”的黄州而感“无心可安”，愿随安节回归“东阡松柏青”的故乡。前引“海棠”诗，以为黄州陋邦无此名花，乃好事者从其故乡西蜀移来。这都说明东坡对流寓地的疏离不认同和对故土的眷念。“孤鸿”代表了东坡中年的流寓心态。
元丰七年（1084）东坡量移汝州刺史，结束了五年黄州的贬谪生涯。元丰八年（1085）春，神宗英年早逝，十岁的哲宗继位，神宗之母高氏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旧党人士纷纷得到重用，苏轼一路升迁至翰林学士掌內制，参与朝廷决策。由于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与旧党发生矛盾，于元祐四年（1089）自请外放出知杭州，任满回朝继任翰林学士，不久又于元祐六年（1091）出知颍州，元祐七年（1092）春改知扬州，本年九月被召回京参与郊祀大典，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仕途最辉煌的时期，黄州贬谪后的腾达中兴。作为封建文人，“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苏轼真正成了帝王师，实现了人生最高理想。然而这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政治家，在其仕途顶峰的时候并不得志，他与司马光龃龉，屡遭御史弹劾，三次自请外放，除前两次出知杭州、颍州外，又于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本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哲宗并不满意苏轼这位老师，苏轼赴定州任面见的面子就不给。第二年改元绍圣（1094），新党上台对旧党进行清洗。苏轼罢知定州改知英州，途中“五改谪命”，最后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三年后，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海南度过整整三年贬谪生涯。元符元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元祐旧党被起用，苏轼本年五月获命量移廉州，六月渡海北返，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客死常州，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
从绍圣元年（1094）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可谓苏轼晚年。整整七年都是在岭海度过的。诗人自嘲人生功业的两州“惠州”“儋州”都在这七年之中。历尽沧桑、宦海沉浮，加之参禅悟道，本就乐天的东坡，晚年的流寓心态更加显得淡定与从容。虽然遭遇新贬时，东坡不无惊恐，岭海七年也常思故土，但淡定与从容则是其晚年流寓心态的主导。生命即将结
束时，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东坡在金陵写了《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心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此诗也用了“鸿”意象，但又由元丰三年（1080）写《卜算子》词的“孤鸿”而变为“归鸿”。“春来何处不归鸿”是一反诘句，即春来任何地方都是“鸿”之归处。这里的“鸿”隐喻诗人自己，即任何地方都是诗人的归处。其实这是东坡对流寓地的融合与认同，也是其流寓身份的认同。寓惠三年，“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三年岭海上，粤峤真我家”（《丙子重九二首》其一），把惠州已当作自己的家乡。绍圣四年（1097）又贬海南岛，行至梧州，听说其弟谪贬雷州，作诗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旦夕追及，作此诗示之》），未到海南已把海南作为故乡。谪居海南三年遇赦北归，不仅把海南作为故乡，且把自己的出生地四川作为寄居的地方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量移廉州后写信给秦观又打算终老廉州。真是“春来何处不归鸿”！“归鸿”代表了东坡晚年的流寓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