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 一件写经 一段怀想 - n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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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遗书中的童蒙读物我国古代的童蒙读物是从字书发轫的,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史籀篇》,秦代李斯借鉴《史籀篇》,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编写了字书《苍颉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也编过不少蒙学字书,《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著录的就有10家45篇,最著名的是西汉史游编纂的《急就篇》和南北朝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
隋唐以后,随着童蒙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童蒙读物的编纂从单纯识字教育的字书,扩张延伸而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逐渐形成了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和封建道德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蒙学教材体系。
敦煌遗书就为我们提供了窥探这一教材体系的珍贵史料。
敦煌遗书中的蒙学教材品种多样,内容丰富,据敦煌学研究专家统计,目前已知的敦煌蒙书就达25种254件抄本,按其内容、性质和功能而言主要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德行类三大类。
识字类蒙书是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句读训练和写字训练的读本,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和《上大夫》等9种;知识类蒙书是基于已有的识字基础,以文字为工具使儿童掌握包括自然知识、生活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常识教育的读本,有《杂抄》《孔子备问书》《古贤集》《蒙求》《兔园策府》和《九九乘法歌》等5种;德行类蒙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和民间普世思想,教示儿童立身、处世之基本伦理道德的读本,包括《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王梵志诗》和《夫子劝世词》等10种。
在这25种蒙书中,除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李瀚编撰的《蒙求》和《百家姓》《上大夫》《九九乘法歌》等后世有流传外,其余各种均仅存于敦煌遗书中。
敦煌遗书中的童蒙读物大多出现在唐五代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传统蒙书发展的关键时期,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童蒙读物虽然编写的数量有限,而且仿作、改编的不少,但已然突破了秦汉以前纯字书的编撰模式,逐步向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品德教育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而且编排技巧逐渐成熟,并充分考虑到了儿童好奇多动、善于模仿、感知能力强、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演变出了问答体、散文体、韵文体、歌诀体、杂言体、文赋体等各种体例,使儿童更容易学习和掌握。
一些关于莫高窟的书籍推荐:
1. 《敦煌莫高窟艺术》:这是一部匠心之作,全书收录了160幅实景还原的莫高窟壁画。
所有图片都来自敦煌研究院授权的高清壁画图,这也是唯一一套能看到高清壁画的丛书绘本。
2. 《敦煌艺术十讲》: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业的筚路蓝缕,详细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本书内容涉及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艺术,以及敦煌写本书法艺术等方面,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包容万象的文化价值。
3. 《敦煌遗书》:这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主要是4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
遗书中以汉文、藏文遗书为最大宗,其中汉文遗书的总数约为58000,95%系佛教文献,此外还包括道教经典、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俗文学、医书、史地著作、类书等等。
4. 《我心归处是敦煌:常书鸿传》:本书讲述了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著名画家常书鸿的人生故事。
他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因在书摊偶遇《敦煌石窟图录》,决心放弃巴黎的舒适生活,回国投身敦煌石窟保护工作。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藏经洞的千古一叹1900年,中国农历的庚子年。
这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向西逃亡。
此时,远在西北方的敦煌大漠之上,一个姓王的道士正靠着化缘得来的收益,虔诚地对石窟修修补补。
这里是他的王国,皇城里的祸乱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影响。
一天清晨,天气微凉,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石窟附近,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个刚刚清理完流沙的庙室。
庙室里破损不堪的泥像,让王道士心疼不已,他命人把一尊新的塑像装配在了庙室的台座上。
这时,他注意到墙面上有一道裂缝,里面竟透出一道微弱的光。
泥墙很快就被推倒了,当飞扬的尘土渐渐散落,所有人都惊呆了。
借着微弱的光线,王道士看到这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洞窟内堆满了高达数尺的经卷、印本、画幡和许多精美的铜佛,一时间他竟感觉有些手足无措。
藏经洞就这样偶然地被发现了,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王道士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天偶然的发现会改变他自己,乃至中国学术的命运。
王道士的虔诚与辛勤“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表情”,初次见到王道士,斯坦因这样评价。
这个已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在1850年,小的时候曾读过几年书,后因家乡灾荒而外出逃难。
1875年以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当兵,退伍复员后就地出家当了道士。
后来,他离开师傅向西云游,大约在1899年前后来到敦煌,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他从此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都被西藏的喇嘛占据,人生地不熟的王道士只能在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住下,以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方式作为生活来源。
光绪年间,像王道士这样依附佛教、寄居佛寺的做法,在肃州、安西、敦煌一带是很普遍的。
在当地站稳脚跟后,王道士开始着手改善居住环境。
曾采访过王道士的盖英群在《戈壁沙漠》一书中说,“他把山上的水引到一条水渠中,这条水渠沿着悬崖峭壁的底部流淌。
5北京图书馆馆刊61999年第2期部分英藏敦煌文献的定名问题郝春文在编纂5英藏敦煌文献6过程中,编者曾对涉及到的一部分文献的名称重新定名,改正了一些沿袭多年的错误。
但因敦煌文献的内容十分庞杂,再加有不少已经残缺,故对其名称的确定也就成了一项复杂的工作,5英藏敦煌文献6的编者自然很难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这项工作需经过学术界长期的艰苦努力方能完成。
笔者作为5英藏敦煌文献6的编者之一,曾参与讨论全书各卷文书的定名工作。
5英藏敦煌文献6出版以后,笔者在研读过程中陆续发现一些文书的名称似乎仍不够妥当。
现将笔者关于部分文书名称的浅见发表出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参考。
各条之排列以编号为序,每条先列编号及5英藏敦煌文献6所定之名称,下为笔者按语,述现定名存在的问题与笔者所拟之名。
1S.865淳化二年(991)四月廿八日马丑女回施疏6按:本件首行为/奉为亡女弟子马氏名丑女从病至终七所修功德数0,以下依次记载病因、葬日、一七、终七所施麦、布、衣及设供转念功德等。
末行为:/淳化二年辛卯岁四月廿八日回施疏0。
可知马丑女并非本疏的疏主,而是被追福的对象。
本疏的疏主在本件中并未出现。
本件的标题应改为5淳化二年(991)四月廿八日回施疏6。
2S.543背5文样(戒忏文、大乘菩萨维那文、课邑文等)6按:本件标题中括号内文字均取自原题,经核原卷,/大乘菩萨维那文0实为/大乘布萨维那文0。
应依据原卷内容修改标题中括号内的文字。
3S.11475道场疏文6按:本件实为5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6的前半部分。
相当于S.34275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6(原题)的1)78行。
本件首部略残,卷题仅存一/文0字,其上应为/结坛散食回向发愿0。
4S.11605奉请诸佛疏文6按:本件亦为5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6的一部分,相当于上例S.1147号的2)23行。
5S.11815长兴二年(932)十二月廿六日河西归义等军结坛回向文6按:本件首部为:/t t t坛五日,每坛供僧一七人,散食燃灯,逐夜唱大0尾部为:/希垂回向。
敦煌·千年吟唱作者:简兮来源:《少年博览·初中版》2021年第03期敦煌,阔大而兴盛之城。
绵延万里的黄沙随风起舞,缠绕着驼铃的声响,叮铃,叮铃。
东边是物阜民丰的中华大地,西边是形貌不同的神秘国度。
丝绸之路上,商队正缓缓前行。
他们所交易的,不仅是精美的商品,還是一代文明的种子。
敦煌的心脏,是莫高窟。
万佛塑像,千洞藏经。
公元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储存的大量古代写本、刻本文书和其他文物公诸于世,让世界为之震惊,也让中国考古学为之萌动。
从十六国的离乱,到如今的太平安稳,莫高窟昌盛过、凋零过,正在重生光彩。
它的传说,要从千年前开始说起。
敦煌莫高窟(佚名)壁画世无双,形颜映紫光。
悬宫居国粹,舞女踏云祥。
聆听琵琶曲,祈求社稷昌。
琳琅看不尽,瑰宝五洲扬。
译文这里的壁画举世无双,形貌颜色映衬紫色的天光。
悬空的宫殿收藏着文化中的精华,舞女脚踏祥云蹁跹起舞。
人们聆听着琵琶曲,祈求着国家昌盛。
这里的瑰宝琳琅满目,天下闻名。
一·启血色残阳,余霞成绮。
西域的风沙中,他突然睁大双眼。
此时是前秦建元二年,遥远的公元366年,名唤“乐僔”的僧人正云游天下。
他目之所及的,皆是战火与别离给众生带来的创伤。
他双目含泪,步履蹒跚地走着,心中的慈悲爬满肺腑,不知该怎样普度众生。
突然,夕阳斜照于三危山上。
刹那间,山顶上折射出万道金光。
千万佛尊的影像在其间闪烁,若隐若现,好似神迹。
乐僔睁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虔诚地跪下,激动地叩拜。
他坚信,这里便是佛祖圣地,可以拯救万民于水火中。
他打算做一件壮举——在此地开掘石窟,传布佛法。
于是,他一个人、一双手,一点点、一天天地开凿,日日夜夜,从不停息。
哪怕尖锐的石子让他的双手鲜血淋漓,他也不曾有一丝犹豫。
终于,崖壁上凿出了第一个佛龛、第一个石窟。
乐僔满意极了,眼眸中满是欢喜。
他不会知晓,在他之后,历朝历代的人都会在这里凿窟、建像、绘制壁画。
千佛洞窟,辉煌壁画,让莫高窟成为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收稿日期:2019-01-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敦煌《大般涅槃经》写本研究”(项目编号:18VJX067)。
作者简介:景盛轩(1974—),男,甘肃静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训诂学、敦煌学、文献学。
第35卷第3期(2019)河西学院学报Vol.35No.3(2019)国图藏敦煌吐蕃时期《大般涅槃经》写卷缀集(1.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金华321004)景盛轩1刘晓梅2摘要:根据《国图目录》,国图藏敦煌吐蕃时期《大般涅槃经》写卷有49号,其中17号可以缀合,2号可以集合。
经过缀接,国图藏敦煌吐蕃时期《大般涅槃经》写卷实有35件,半数以上首尾完整,含有尾题的写卷占总件数的74%。
经过考察,国图藏敦煌吐蕃时期南本《大般涅槃经》写卷其实只有2号。
从整体来看,敦煌吐蕃时期《大般涅槃经》的抄写逐步走向了衰退。
关键词:敦煌写经;《大般涅槃经》;国家图书馆;吐蕃;缀接中图分类号:K24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19)03-0038-07DOI :10.13874/ki.62-1171/g4.2019.03.006A Dunhua Discussion on the Dunhuang ng Manuscripts 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written in Tubo Regime Perio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Jing Sheng-xuan 1Liu Xiao-mei 2(1.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Library ,Zhejiang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Book Catalog there are 49manuscripts 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written in Dunhang Tubo period in the China ’s national Library ,among which 17manuscripts can be rejoined and 2manuscripts can be assembled.After the infix ,there are 35manuscripts 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written in the Dun⁃huang Tubo period in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more than half of which are complete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and 74%of the total number contain the final titles.After investigation ,in fact ,only no.2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written in the Dunhuang Tubo period is the southern script.On the whole ,the transcription of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during the Dunhuang Tubo period gradually declined.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Mahāparinirvāna-Sūtra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ubo ;Rejoining2012年,任继愈先生担任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下简称《国图》)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出齐,凡146册。
212020年第9期总第699期MODERN CHINESENo.9General No.699现代语文敦煌写本《四分律》与字书编纂金双平(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摘 要:《四分律》是律藏代表作之一,其口语性特点非常鲜明,是文献校勘、汉语史研究、佛教史研究乃至文化历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依据敦煌文献目录索引,查阅相关敦煌遗书,简要概述敦煌文献中《四分律》的现存情况。
敦煌写本较好地保存了《四分律》原貌,其中的用字情况自然而真实,可以为字书辞书编纂补充或提前例证,也可为部分字词的考释提供释义补正。
关键词:敦煌写本;四分律;辞书编纂;文献校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写本《四分律》用字研究”(19FYYB026)作者简介:金双平,男,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一、敦煌写本《四分律》简介自石窟之门打开以来,敦煌石室珍藏的大量文献也随之问世。
这些文献在年代上要早于现存刻本,具有较强的文献校勘价值;同时,写卷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具体字形,自然而真实。
对其用字的探讨,有助于管窥汉字的演变机制,还能完善字书的某些不足。
我们系统搜集有关《四分律》的卷子,全面考察其中的用字,以期完善大型字书的编纂。
《四分律》是律藏代表作之一,律藏是佛教“三藏”之一。
佛家所说的“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经藏就是佛所说的经典,律藏是佛所制定的律仪,论藏是对佛典经义加以论说。
近些年来,佛教文献备受学者们关注,但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经藏方面,因为经藏描绘了许多故事,通俗易懂、富有情节性,研究文学的学者可以探讨其中的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等,研究语言的学者可以着眼其中的口语词汇、语法与修辞等。
其实,除经藏外,律藏的价值也不容小觑,其价值除了佛学方面的以外,还表现在汉语史的研究方面,正如郭在贻先生所说:“三藏之中,除‘经’而外,‘律’藏蕴含口语词汇资料颇丰,值得注意。
”[1](P431)律藏传入中国的有《五分律》《四分律》与《十诵律》等,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非《四分律》莫属。
【敦煌遗书】
一件写经一段怀想
写在母亲节前
赵大莹
图书馆里有博物馆,这在西方并不鲜见,如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内即有博物馆。
在国内,国家图书馆里的典籍博物馆,算是头一家。
无事的周末,在那里待一个下午,常常可以引发很多怀想。
例如,敦煌遗书展厅的一件《金刚经》写本,就令人不免想起童年影视剧里高频出现的名字——武则天。
她貌美聪慧,14岁入宫为才人,太宗赐
号“武媚”;她绝地重生,自感业寺回归宫闱,
十余年步步经营,走向外朝,改制称帝;她杀
伐决断,却又崇奉佛教;她舞文弄墨,有文章
65篇,诗作48首流传于世。
人们慨叹她的政
治手腕,自从成为高宗后妃,随着政治地位的
变化,礼仪上亦以各种越制配合其地位的抬升。
如册立皇后时,一改旧有六礼程式,由礼部专
武则天像
门编排“临轩册命皇后”礼,接受群臣、四夷
长之朝贺,令外命妇入谒,开创唐代的朝皇后礼。
她在上元二年(675)即亲蚕四次,是年三月后开始垂帘于御座之后;麟德二年(665)又请高宗封禅,次年,高宗封禅泰山,武后即为亚献1;咸亨五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二圣”局面形成。
人们试图揣测她的感情世界,为了稳固地位,真的可以牺牲亲情,弑杀子女与姐妹,与母亲杨氏关系不睦?
杨氏是来自隋唐时期“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之杨氏家族,信奉佛教。
不知是家庭影响,抑或武则天的人生际遇,使之与佛教也关系密切。
咸亨三年(672)1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第二次献酒为亚献。
在这里也就是朝廷的二把手的意思。
正月,唐廷讨伐叛“蛮”,使昆明蛮十四姓三万户归顺。
这一年,武后四十九岁,随高宗李治赴嵩山少林寺。
飞鸟振翅,溪水潺潺,风光幽美。
然而武后一眼望见的却是一处佛塔。
这一眼,勾起的却是难忘又复杂的感情。
未完佛塔,乃其母捐建,可惜三年前杨氏已殁,其生前构想的十层“下生弥勒佛塔”由于资金不足,进展缓慢。
纵然之前因为韩国夫人的死,造成母女嫌隙,此时此景,却令武后悲催动容。
到底是有养育之恩,怎能就断然遗忘?悲恨叹息之际,武后写下追怀诗句:
陪銮游禁苑,侍赏出兰闱。
云偃攒峯盖,霞低插浪旗。
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
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
铎吟轻吹发,幡摇薄雾霏。
昔遇焚芝火,山红连野飞。
花台无半影,莲塔有全辉。
实赖能仁力,攸资善世威。
慈缘兴福绪,于此罄欲依。
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
此后不久,武则天下令加紧修造佛塔,赶在杨氏逝世三周年之前完成。
不仅如此,她还命人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共两万多卷,颁至天下州郡大寺安置供养,以为母杨氏祈福。
《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局部
斯人已逝,无论爱恨,都随风而去。
那个在心底的名字,借佛塔修造、佛经誊抄在世间继续刻画,传递曾经的温暖。
睹物思人,丝丝缕缕的情愫,可曾剪断?深深浅浅的忧愁,何曾吹落?那一刻,纯粹、隐忍、强悍的她,是否也会希望她离开后,她还在?
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宫廷写本,乃出自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存世五十余件武则天时期写经之一。
《金刚经》,属大乘佛教般若系重要经典之一,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由鸠
摩罗什译为汉语。
此后玄奘等译经,皆以鸠摩罗什译本为基础。
“般若”意为智慧,“波罗蜜”意为彼岸,“金刚”本意为坚强锐利。
经名的意思,就是尖锐如金刚的智慧,能断一切烦恼执着。
《金刚经》也是禅宗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六祖坛经》载,禅宗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大师处听诵《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时而豁然开悟,接受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连夜远走南方,创立禅宗南宗。
世人认为持诵《金刚经》有无量功德,因而竞相传抄刊刻,流传极广。
国图藏此敦煌写本《金刚经》,卷尾纪年为“仪凤元年”。
其来由则是上元三年(676)十一月八日,陈州人言于宛丘见凤凰集,高宗由是改元“仪凤”,大赦天下。
是年,武后之母杨氏亡故已六年,但抄经祈福之事仍在进行。
时间上看,这件写本是“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完成”,即改元当年所抄,且是目前敦煌遗书保存的武则天写经中唯一一件带“仪凤元年”纪年的写经,极为珍贵。
《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卷尾
此写经为卷轴装,首残尾全。
由12张纸连缀成卷,总长457.3厘米,高25.7厘米。
全卷共有文字277行,每纸31行,每行17字。
所用纸张皆经染潢(防蛀)处理,有乌丝栏。
写经书法清秀,墨迹如新。
从卷尾所题衔名来看,该写经由秘书省书手三次校对,殿中省官员尚舍奉御监造,反映出典型的唐代宫廷写经制度,即包括写经时间、书手、用纸数量、装潢手、初校、再校、三校、四级详阅、判官、监使等内容。
负责详阅之人,大多通晓儒释道经典,既能校对文字,还能把握文意。
如卷尾所列太原寺大德神符、嘉尚,寺主慧立,上座道成,均是玄奘大师的弟子,遐迩闻名的高僧。
经他们“详阅”的经书,不仅保持原意,而且符合汉语习惯,文字优雅,实为“信、达、雅”之作品。
经过层层严格校对、详阅、审读、润饰;加上精致的装潢,足以看出武后为母抄经祈福的虔诚与敬意。
《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卷轴题签及卷尾所见书手刘和珪
世所周知,藏经洞于二十世纪初重见天日后命运多舛。
在外国探险家的几次劫取后,所余八千卷写经,由清政府下令运送北京。
然而一些官员监守自盗,致使不少精华继续流散。
这件珍贵的《金刚经》即是学部大臣刘廷琛窃取的敦煌写经之一。
1932年,刘廷琛去世后,其家人试图寻找日本买家,时山东大学教授黄公渚、东吴大学教授董康皆牵涉其中。
所幸这批敦煌遗书并未流入日本,而是由刘氏亲戚张子厚收得,后又被汉奸吴鸥收购,解放后作为敌伪财产没收。
1954年,文化部将这批敦煌遗书拨交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如今这件稀世珍宝安睡于国家图书馆。
承载着武则天为母祈福的虔敬,经历过那些充满了惊险、传奇的岁月,它依旧静默不语,等待世人在某一个时间,望着它,把那些忘记的名字一一想起。
鲁西西说,“我爱高山的同时也爱着它的倒影,那美好的事物因此被我爱了两次”(《序曲与怀念》)。
我想套用说,“我爱这件有故事的金刚经,也爱她的化身,这美好的事物,也被我爱了两次”。
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库房
【好物介绍】
唐仪凤元年《金刚经》敦煌抄本高仿木盒装尺寸10x31.5x9.5cm,装帧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