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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小楷德言高清-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敦煌、小楷、德言、高清，是四个具有不同意义但又相互交织的关键词。
敦煌，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地方，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小楷，是中国书法中的一个重要字体，其规范、秀丽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德言，代表着积极向上的言行和高尚的品行，是人们追求的道德准则；而高清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加清晰、真实的视觉体验。
本文将从敦煌、小楷、德言和高清四个方面，探讨其历史背景、文化遗产、定义特点、应用传承、含义重要性、实践、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对视觉体验的影响等内容。
通过对这四个关键词的深入探究，我们将更加理解和认识敦煌、小楷、德言和高清在文化、艺术和科技领域的重要价值和积极影响。
引言部分的概述详细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展开对敦煌、小楷、德言和高清的探讨，以期为读者提供一篇丰富有趣的长文。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内容：文章结构部分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对于整篇文章的概要和组织安排的了解。
通过清晰的文章结构，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和内容，并且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和理解。
本篇文章的结构主要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题和目的，并对敦煌、小楷、德言和高清四个主要内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
正文部分详细地讨论了敦煌、小楷、德言和高清这四个内容点，每个内容点又被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子点，以便更全面地介绍和分析。
结论部分对整篇文章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在文章结构部分，读者可以对整篇文章的框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章的组织和内容。
同时，这也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导航的作用，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容易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并且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和理解。
通过清晰的文章结构，本文旨在为读者展示敦煌、小楷、德言和高清这四个内容点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提供相关的历史背景、定义、特点、应用、传承、含义、实践、技术发展和对视觉体验的影响等详细信息。
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赏析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敦煌小楷是中国书法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字体，其独特的线条和结构给人一种神秘、古朴、典雅的感觉。
在敦煌小楷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道德经》全卷。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被誉为“千古之书、万世之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的艺术魅力。
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以黑色墨汁书写于黄色纸张上。
整体造型简洁大方，每一个字都显得格外沉稳、端庄，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
整卷全文共五千零二十四个字，共三十八行八十四页。
每一页的内容都是宝贵的智慧和哲理，读者在品读时会感受到一种深邃、清爽的美感。
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在书写技法上采用了楷书的书写规范，字体规整，结构严谨，笔画工整。
每一个笔画都显得匀称，线条通畅，给人一种端庄稳重的感觉。
整体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的特点，既有刚劲有力的筋骨，又有秀美流畅的笔墨，展现出了作者精神境界和书法造诣。
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的布局也是非常精致的。
每一页的字体大小、间距、排列都经过精心设计，使得整个卷轴在视觉效果上非常和谐。
每一个字都被书写在恰当的位置，卷轴的起始和结束处也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全卷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整体美感。
除了书法上的精湛之外，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中所蕴含的智慧和哲理也是其独特的魅力之一。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著，是关于道德、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重要著作。
全卷的内容包括了道德观、政治思想、宇宙观等多方面的内容，以简洁、深刻的语言道出了作者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认知。
通过欣赏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能从中领悟到一种宁静淡泊、从容自在的生活态度。
敦煌小楷在展现《道德经》的也展现了中国传统书法的魅力，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古代文化的窗口。
敦煌小楷《道德经》全卷是一部充满智慧和艺术美感的作品，其书法的精湛和内容的深刻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中国书法中的经典之作。
敦煌艺术敦煌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闻名于世。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是一座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敦煌艺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当时敦煌是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给了敦煌艺术以极大的影响，敦煌成为了一座佛教壁画的重要创作和保存中心。
敦煌的艺术家们通过绘制壁画、雕塑和书法等形式，将佛教教义融入艺术创作之中，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艺术遗产。
敦煌艺术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壁画。
敦煌壁画以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而受到广泛的赞誉。
这些壁画描绘了佛教故事和经典的场景，展现了佛教思想的精髓和寓意。
壁画的色彩鲜艳而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给人以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
这些壁画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瑰宝，也是人们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除了壁画，敦煌的艺术家还创作了许多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以佛教形象为主题，包括佛像、菩萨像和护法神像等。
这些作品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和独特的审美风格而备受赞赏。
雕塑作品的制作材料多样，包括石材、木材和泥土等，每一件作品都展现了艺术家的极高造诣和才华。
敦煌艺术还以其卓越的书法艺术而闻名。
书法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的书法家们通过创作和练习，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
这些书法作品以其流畅的笔画和优雅的布局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誉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经典之作。
除了壁画、雕塑和书法，敦煌艺术还以其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而闻名。
音乐、舞蹈、戏剧等各种表演形式在敦煌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这些艺术表演不仅是艺术家们的创作成果，也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发展历程中的多元文化融合。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吸引了来自中亚、西域和汉地的各种文化影响。
这些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敦煌艺术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传递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敦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敦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张效林纵观中国书法发展史，敦煌是书法家张芝、张昶、素靖的故乡，加之20世纪初敦煌遗书墨迹和敦煌汉简在敦煌的出土，更是名扬天下，确立了敦煌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东汉时期的敦煌人张芝，字伯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
他对中国书法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要在于他省减章草点画、波桀，独创了“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的“一笔书”，也就是“今草”，被世人尊为“草圣”，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
他的草书“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虽合，数意兼包，若县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露”；“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瓘《书断》语）。
对历朝历代书法家的影响极其深远，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
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中国书坛即便是草书领域里声名显赫的韦诞、卫瓘、索靖、卫恒，还是像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草书都源于张芝的草法。
家喻户晓的书圣王羲之对张芝更是推崇备至，中年就师承张芝，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
狂草大师怀素也认为他从张芝的书法中受益非常多。
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也多次提到自己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终生临习。
同时，张芝不以功名为念，多次谢绝朝廷的征召，潜心习书，勤学闻名，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
他的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连王羲之也觉得自愧弗如，历史上已传为佳话，也为后人做出了楷模。
与张芝同时期的张昶，字文舒，是他的季弟，在当时也是十分有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跟张芝的书法相似，当时的人把他称为亚圣。
最有名的汉简牍书法作品图片简牍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珍贵的书法墨迹。
20世纪简牍的出土可谓空前,出土的数万枚汉简中,主要有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甘谷汉简等。
下面小编带给大家的是最有名的汉简牍书法，希望你们喜欢。
最有名的汉简牍书法欣赏汉简牍书法藝術述略二十世紀是考古大發現的時代，許多前人未見的古代遺跡浮出地面、重見天日，極大地影響了今天人們對歷史的認知。
二十世紀初，被稱爲世紀三大考古發現的殷墟甲骨、敦煌寫經、西北漢簡陸續面世，人們開始對我國古代歷史、地理、政治制度和文字源流等各個方面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認識。
就我國古代文字與書寫而言，人們真切認識到，在魏晉以降紙張普及使用之前，曾是一段長達數千年的簡牘帛的書寫時代，簡牘上的墨跡，讓我們看到秦漢及以前真實的文字樣式及書寫狀態，這些實物也讓今人對我國早期的主要書寫載體——竹木簡牘的形制、規格、樣式以及文字内容和書寫方式都有了直觀的了解。
二十世紀是簡牘驚人大發現的時代，包括北京、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廣西、廣東、山東、江蘇、江西、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在内的多個省份都曾發現了不同時代的簡牘。
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安徽大學等文博部門和大專院校有數量不等的簡牘入藏。
截止目前我國發現簡牘總數超過32萬餘枚。
簡牘内容除了涉及眾多典籍文獻外，還涵蓋戰國、秦、漢、三國魏晉時期的政治、經濟、農業、軍事、文化、地理和法律等諸多領域，爲中國古代歷史和藝術史等各領域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全新的一手資料。
兩千多年來，我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古代典籍得以傳世，民族傳統和文化得以繼承弘揚，竹木簡牘作爲承載體功不可沒。
其實，簡牘的使用早在上古書籍裏就有記載，《尚書·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甲骨文中的“冊”就是簡牘用兩道編繩聯起來的形式，而“典”則是雙手奉冊之形。
也就是說，至晚在商代竹木簡牘已作爲主要書寫載體在日常書寫中使用，另外也說明，甲骨文只是在當時王室貴族占卜等活動中使用，而日常實用書寫則主要用簡牘等物。
敦煌漢簡王駿幕府檔案的草書文字The Running Style Calligraph of Dun-Huang Han-Jian of Wang-JunMu-Fu File書畫藝術學系專任教授林進忠Chin-Chung Lin摘要本文主要析論《敦煌漢簡》所刊的一批草書簡牘文字，總共148枚的＜王駿幕府檔案＞相關資料，都是民國六十八年在甘肅省敦煌馬圈灣遺址發掘出土，是新朝王莽天鳳四年（西元17年）西域征戰失敗撤兵暫駐玉門候官所留之物，文字內容可與史籍所載對應參證。
結合草書簡牘記述情事與出土位置地望關係、文書性質與發送署記等，可以瞭解它們主要是文書幕僚的相關文稿、檔案及私記書函，依其草書寫法習性等亦可知是多位書手之作。
由書法的用筆與結體、書風，呈顯出西漢時期草書高度發展與應用的實況，是研究漢代草書演進歷史極為貴重的墨跡史料。
【關鍵字】漢代、草書、章草、漢簡、敦煌。
12003造形藝術學刊一、前言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初，在甘肅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市西北95公里的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考古發掘出土1221枚簡牘，現已列入「敦煌漢簡」中。
本文所析論的草書簡牘文字便是馬圈灣出土之物，所謂的「王駿幕府檔案」簡牘資料，刊載於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於1991年6月刊行，簡稱《敦》。
主要討論的草書簡牘共有148枚木簡。
在《敦煌漢簡》所刊簡號為40~56，59~175，180~182，195，205~206，969~976。
其書寫的年代為西漢末年王莽新朝天鳳三、四年(西元16、17年)之際。
草書文字的書寫表現是本文主要析探的重點，必須藉由簡牘內容、文書性質、書手的草書寫法習性等統合考察。
從書寫的年代背景而言，這批草書簡牘文字的書寫情況，對於西漢草書的源起發展、教育推廣、應用表現等相關問題探索，都是極具意義的珍貴史料，其書法的體勢與形質風尚，更是解明漢代草書發展成就與價值最重要的具體實證。
敦煌书法一、概述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自从一九 OO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重视。
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
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 4 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
"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
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
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 17 帖临本 3 帖。
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
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
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
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
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
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
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
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
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
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
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
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
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
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在敦煌莫高窟 492 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
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
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
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
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
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
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 17480 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书法，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到清末的碑碣书法止，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敦煌书法的书体及特色敦煌文献同甘肃汉简一样，谱写了中国民间书法演变、发展的绚烂历史。
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由于大部分为佛教经卷，所以书法风格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这是由这七百余年间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所决定的。
东晋南朝以后，文化中心南移，南方兴起玄学等思潮，而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儒学传统，所以敦煌书法书风的演变自然地融进了北碑时尚，即已由两汉时期先民们天籁精神下的浪漫不羁变为梵音佛乐中的老成持重。
二是由于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战乱频起，7 至 9 世纪历时二百年的吐蕃统治及其他少数民族占领敦煌，加之隶变已经完成，书法的书体已基本完备，所以在书体演变程度上显然放慢了脚步，而是主要朝着书体楷化和风格的塑造稳步前进。
三是由于书法材质变为以纸代简，书写运动幅度、笔势、墨性等发生了变化，因而书者情趣、书法意态等产生了不同于竹简木牍的特点。
敦煌写经的作者，除了少数士族显贵之外，多为接受过书法的基本训练或严格考核的寺院经生、经生手或僧侣，尽管他们社会地位卑微，并不大通字学，书写中俗体、错别字迭出，但就书法水平而言，决不乏堪与书法名家比肩抗行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献的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以及各种过渡性书体，还有一些美饰类墨迹。
而最为显着的则是“敦煌经书”，即狭义上的类楷书的经书体，或称之为写经体、经生体。
书体的演进、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俱进(变)的。
隶变在汉代完成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楷书的走向臻熟，而迈出的第一步即先是“魏楷” 兴起的转型。
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从早期尚存带有分书意味的一些“汉楷”样式，随之逐步地形成以魏楷为基本而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的经书体，突出地反映了敦煌书法特有的本质风貌。
下面，我们依大体时序，分别对敦煌书法的书体及其具有风格特色的一些墨迹，简要地进行讨论。
(一)敦煌经书经书体，顾名思义，是指抄写经籍的书体。
广义上包括楷、草、行等书体;但从狭义讲，人们习惯上只是把写卷较多的类楷书的书体称为经书体。
它是自“汉楷”而后，形成于佛门寺院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主流书体。
由于宗教的需要，加之敦煌古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然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甘肃先民鲜明的性格特征。
书法的创造发展在民间。
经书体反映出，它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以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而且真实地显示出民间书家对汉字及书法的发展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
经书体是两晋以来寺院抄写经籍的主要书体。
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抄经者总是严格程式，工整抄写，只是时代不同风格亦不同。
从经书体的演变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305580)，即自西晋经十六国、北魏、西魏至北周，这二百七十多年为第一阶段;隋唐时期(58l780)的二百年为第二阶段;吐蕃至宋时期(78l1006)，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二氏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统治时期，这近两个半世纪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前凉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经》、晋《三国志?步骘传》、皇兴二年(468)的《康那造幡发愿文》、北魏《大般涅槃经》、兴安三年(454)的《大慈如来告疏》、延昌元年(5l2)的《成实论》、正光二年(521)的《大方等陀罗尼经》、540 年左右的写本《贤愚经卷第二》、北周保定元年(561)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以及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拓本等。
基本特点是，多数墨迹构形上纵而趋方，结体紧凑尚存分书(汉隶)意味，转而融进北碑书风，呈现出一派古雅、峻整、朴厚的风格。
经书体发展到第二阶段，已由隋大业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经》、大业九年(613)的《胜鬘义记》等尚未成熟的楷书，逐渐形成为典型的唐楷。
代表作品如唐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咸亨四年(673)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的《金刚般若经残卷》和颜真卿青年时代的开元二十三年(735)的《阅紫录仪》、玄宗《御注金刚经》、典型唐楷《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三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说苑反质第二十》、肃宗干元二年(759)的经史写本《古文尚书卷第五残卷》等。
书法进入唐代以后，名家辈出，广为影响，书法的社会意识急剧增强，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也是谨守法度，民间书法也向士族显贵书法靠拢，逐渐形成大同书风。
经书体楷书发展到第三阶段时，写卷书体多样化起来，所以像前此以往的唐楷书体相对较少。
代表作品如唐昭宗大顺元年(890)的《论语郑玄注卷第二残卷》等。
柳公权于长庆四年(824)所书《金刚经》碑拓，是他四十六岁时的代表作，也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士族书法瑰宝，楷法森严，清劲俊秀，规矩中有变化，方峻中有灵气，俨然“唐尚法”的典范书风。
(二)敦煌草书敦煌是草书的发源地，东汉晚期的“草圣”张芝、“亚圣”张昶“兄弟二圣”和西晋“章草宗师”索靖等皆为敦煌人，所以敦煌有着草书传统。
但是，敦煌文献中的一些经书类草书作品，与他们并无直接的承传关系，既无相传张芝所书《冠军帖》那样的连绵激荡的今草形式，更无相传索靖所书《月仪帖》那般“标准章草”的模样;既不同于孙过庭的宗王草法之劲利书风，更没有张旭、怀素那般浪漫不羁的狂草踪影，而完全是别具特色、书风独占的草书风格。
故，本文提出“敦煌草书”的概念。
按说，抄写佛经是极为严肃的事情，依照程式、书写工整是起码的要求，亦示以对佛的虔诚。
但到唐代，由于书法的社会风气十分浓郁，名家众多且影响甚深，连清静的寺院佛堂都被渍染，所以像草书、行书等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书体也成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真可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其一。
其二，从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名家字帖摹本和书法理论残卷等情况分析，唐以来的敦煌，已不仅将草书、行书等书体作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并已形成了“敦煌草书” 的书法风气，而且已然变成了一座庞大的书法学院，众多僧侣、经生手被深深地笼罩在又一个“鸿都门下”，成为有势力的民间书法集群。
尽管他们大多未能留下姓名花押，但就书法水平而言，有些绝对不在名垂青史的大家之下;也正因此，敦煌才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光耀千秋的书法瑰宝。
“敦煌草书”的代表作品当以盛唐时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最为精彩:字字独立，但字中极尽连带使转、起伏变化，结字简约圆秀，用笔纯熟自然，通篇二万余字一气呵成且无改漏，章法茂密，气韵通畅，显然出自某位学识渊博、功力精深的敦煌书法巨擘之手，绝对堪称不朽杰作。
其次，有盛唐时的《恪法师第一抄》，不乏王羲之笔意，与孙过庭《书谱》息息相通。
堪为今草杰出作品。
再次，有大致书于 772 年前后的佛学论着《大乘起信论略述》，似开元代书家康里巎巎草书风格的唐佛经写本《妙法莲花经明诀要述》。
其共同特点是结字浑圆，体势清朗，用笔流畅，率意自然，当为出自粗通草法的一位经生之手，篇中杂有行书乃至楷书笔意，草书显然尚不够成熟，但恰恰因此而更见变化，独具风格。
隋唐时期，由于王羲之声名显赫而噪南播北，连远在西陲敦煌莫高窟的经生们也推崇尊学，时成风尚。
所以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幸留下三帧《王羲之十七帖》的摹本残迹，即《龙保》、《瞻近》和《得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