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鲍曼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精品

鲍曼社会理论核心问题Abstract：ZygmuntBauman’sworksareinvolvedwithmanysubjectssuchassociology，philosophy，culturalstudiesandpoliticalsciences.Inmyview,onlyfindingthecentralthe mesinhisworkscanweunderstandhissocialtheorybetter.Basedonthisassumpti on,thepaperfirstdescribeshisviewpointsofmodernityandpostmoderniy，thenexploresbrieflyhiscentralthemesshiftingfromculture，powerandfreedomtostranger，touristandvagabond，andfinallypointsouttheacademicvaluesofhisworks.Keywords:Bauman,socialtheory,modernity,postmodernity引言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现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当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国际性社会理论杂志ThesisEleven的主编贝尔哈兹（PeterBeilharz）说，鲍曼是“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Beilharz，2001：1）；当代走红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也说，“对我而言，鲍曼是一个后现代性的理论家。

他用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发展了一个任何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立场”（SeeBauman，1995：backcover）。

鉴于其对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鲍曼于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Prize），并于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W.AdornoPrize）。

评论者普遍认为，鲍曼的成功不仅基于其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技巧，更基于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卓越的社会学洞察力。

鲍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从1972年进入利兹大学算起，他仅用英语就出版了20余部著作[1]，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评。

无疑，鲍曼的著作涉及了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等众多领域。

然而，我们不免要问，在这些著作中，有没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鲍曼在这些核心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当然，敏锐的研究者还会继续追问，鲍曼是在什么样的视野下来研究这些议题的？笔者坚信，在当前鲍曼研究尚未深入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问题是极为必要的，哪怕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提出了“真”问题，我们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而“假”问题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从而远离真正重要的问题。

有时，我们在还没有明确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忙地给出了答案；有时，我们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接受了“所谓的”答案。

鲍曼坦言，现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就是，它不再质疑本身（Bauman，1998：5）。

基于上述问题和认识，本文没有面面俱到地对鲍曼的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论，而是试图寻求其众多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议题，从而为深入理解鲍曼的社会理论奠定基础。

在笔者看来，文化与权力、自由与安全、陌生人与社会秩序、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是鲍曼著作的核心议题；然而，要想系统地理解这些议题，我们还应明确鲍曼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观点，因为他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写作的；若没有这个社会背景，后面的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性[2]与后现代性[3]研究是鲍曼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意识到了自身历史性的时期”（Bauman，1993b,inBeilharz，2001：164），它把自身的合法性、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以及自身的知识和信念都视为临时的，最终要被替代的，从而认为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一种进步。

鲍曼眼中的现代性至少包括这样的几个维度，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扩张、事物的不断变化、工作的专业化和生活的理性化。

其中：（1）科学技术的应用是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进步的主要源泉，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2）现代国家被赋予了先前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功能（权力）；（3）不断变化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变化与自我改进能力是现代性之优势和魅力的最终源泉；（4）分工和分离是现代性话语永恒的主题。

（5）现代生活的诸领域逐渐变得理性化；（6）现代体验的典型特征是西美尔所说的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ibid.：164-172）。

鲍曼在其著作中通常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文明”，现代性的目标是寻求或保护美丽，保持清洁，遵守秩序；换言之，现代性的雄心就是消除丑陋、肮脏和无序（Bauman，1997：1）。

然而，根据鲍曼的看法，现代性并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它永远是一个“未竟的计划”。

[4]消费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在苏东的崩溃都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鲍曼才出现了学术兴趣的“后现代转向”。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自始至终都与现代性共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当然，社会状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

鲍曼倾向于把后现代性视为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如果说现代性往往同确定性、普遍性、同质性、单一性和透明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后现代性则往往同不确定性[5]、多元主义、异质性、多样性和模糊性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现代性模型把现代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有方向的运动，那么从后现代性的观点出发，历史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

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鲍曼明确指出，“后现代性是充分发展的现代性，是意识到自身真正性质的现代性――自为的现代性”。

可见，“后现代状况既可以描述为从虚假意识中解放出来的现代性，同时，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Bauman,1991b）。

为了更好地理解后现代状况，鲍曼建议放弃诸如社会、规范团体（阶级或共同体）、社会化这些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并主张采用社交（sociality）、栖息地（habitat）、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这样的概念取而代之（Bauman,1991b）。

鲍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经典的社会学概念扩大了社会的体系性和制约性，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

鲍曼1992年在接受《终极》（Telos）杂志的采访时说，“一旦我们具有了自我意识，一旦我们接受了偶然性和矛盾态度，我们就不必谈论社会和社会体系”（SeeBeilhzarz，2001：20）。

在他看来，社交、栖息地和自我建构等概念抓住了当代生活的时空变动，它们从“结构”、“体系”、“约束”和“决定因素”的对立面获得了自身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流动的现代性阶段”），没有什么是被决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个体的认同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长期坚持着一种认同，他不断地建构自己的认同。

可见，个体认同在后现代社会中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自我构建活动。

文化与权力如果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鲍曼写作的社会背景，那么，他在文化与权力问题上的看法则体现了他的方法论立场。

在鲍曼看来，不管是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传统，还是现象学家和民俗方法学者提出的纯粹的行动类型的思路，它们都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割裂开来。

他既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社会决定论），也反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唯意志论），因为前者夸大了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制约性，后者忽视了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制约性。

[6]为了庆祝鲍曼诞辰70周年，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位青年学者在1996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现代性与革命》的论文集，伯托默（TomBottomore）、艾森施塔德（S.N.Eisenstadt）、海勒（AgnesHeller）、科塞（LewisCoser）等著名学者都提交了论文。

在这本论文集的附录中，两位主编探讨了鲍曼著作中的文化与权力。

他们指出，对于鲍曼而言，文化和权力是永远交织在一起的，他在不同层次上追求着这种二元统一；在最深层次，他试图通过强调二者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性来克服传统的结构/文化二元论（Kilminster&Varcoe，1996：216）。

[7]早在1973年，鲍曼就出版了《作为实践的文化》。

从书名中，我们也能看出，在鲍曼看来，文化就是实践，就是社群或人类处理体验或构造现实的方式。

鲍曼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文化模式的功能是创建秩序和方位感，确切地说，文化既营造了社会环境，又影响了这一环境中的人类行为。

因此，“社会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社会实践；正是实践受到了有限的文化模型的塑造，这种特定的存在才是可能的”（Bauman，1973：105）。

文化并没有外在于社会关系，它本身就是共享的社会存在的内容。

文化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它既是主观体验的客观基础，又从主观上“占领”了野蛮的异国世界。

倘若我们不了解“文化涉及了秩序和可预测性，又涉及了创造性”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则很难理解鲍曼的这些观点。

在他看来，人类生活是积极的、有意识的生活，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

这样，“持续不断的结构活动构成了人类实践的核心，构成了人类的在世方式”（Bauman，1973：56）。

因此，文化就是结构，就是实践。

[8]鲍曼对权力的分析类似于法国学者福柯（1999）和克罗齐埃（1999：第1章；2002，尤其是第6章），而有别于英美传统。

他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权力的。

在鲍曼看来，权力就是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控制，换言之，如果一些人（团体）能够使另外的一些人（团体）的行为变得可以控制，那么，相对而言，这样的一些人（团体）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

由此可见，个体或团体对特定情景的控制程度，依赖于对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被决定。

为了加深控制程度，这个团体（或个体）必须尽可能地限制对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它必须剥夺对方的自由余地。

如果对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可以预测，也就是说它是重复性的、常规性的、受规则支配的，那么，控制就会增加。

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一种方式是增加违规的成本，如果对方不服从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种方式是想方设法减少对方的行动自由，迫使他们只能进行常规行动。

这两种方式的共同后果是，对方不再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不再是一个有效的行动者和竞争者（Kilminster&Varcoe，1996：219）。

“权力来源于对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

这一观点是鲍曼许多著作的潜在假设。

在《阶级的记忆》中，鲍曼考察了工厂纪律对工人的束缚，认为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不仅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是为了绝对地控制工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存在，从而达到完全支配工人的目的（Bauma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