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罗香林

客家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罗香林罗香林（1906~1978），客家学大师。

字元一，号乙堂。

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宁新镇。

1924年夏毕业于本县兴民中学，到上海就读承天英文学校。

1926年夏从上海政治大学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兼修社会人类学。

1930年夏，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升母校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兼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

1936年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副教授，讲授史学，与馆中同仁创办《广州学报》季刊与《书林》半月刊。

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

被学术界誉为客家总问题专家。

个人简介罗香林，字元一，号乙堂，广东兴宁宁新镇水楼村人。

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

历任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珠海书院教授，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

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生平著书41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

他首创族谱学，乃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犊学之后，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罗香林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费尽心力，将馆藏善本与重要图籍，舶运至柳州石龙，之免罹战火。

罗香林毕生献身学术，尽瘁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享誉中外文史学界，梅州八贤之一。

生平- 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市县宁新镇。

- 1924年，毕业于兴民中学。

- 1926-1930年，获清华大学文学士学位。

- 1931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研究所。

- 1932年，获哈佛燕京社奖助金。

- 1932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

- 1941年，发起“中国史学会”。

常与中山大学黄现璠教授一道探讨民族研究的问题。

- 1936年，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中山大学教授。

- 1940年，编撰“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

- 1934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年九月兼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1945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頿。

- 1947年-1949年，任广州国民大学特约教授。

- 1949年，在香港广大书院，新亚书院和香港大学任教。

- 1956年-1968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 1969年，任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院长及中国文史研究所所长。

出版著作- 《客家研究导论》- 《客家源流考》- 《国父家世源流考》- 《香港前代史》- 《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民族生存论》- 《中国族谱研究》- 《客家史料汇篇》学术成就罗香林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广州国民大学、广州文化学院等校教授，并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

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在新亚书院、香港大学等校任教，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

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之余勤于著述，毕生著书42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学态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深为史学界所推崇。

罗香林在史学方面具有两大建树：一、开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黄某等学者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对客家进行侮蔑，妄称客家“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大论争。

罗香林积极参与论争，并据其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

50年代初，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考证，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撷录《客家源流考》中关于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记载：（一）江西省：江西一省，计有纯客住县：寻邬安远定南龙南虔南信丰南康大庾崇义上犹；其非纯客住县，已知的则有：赣县兴国云都会昌宁都石城瑞金广昌永丰万安遂川吉安万载萍乡修水吉水泰和（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纯客住县，仅：宁化长汀清流连城明溪上杭武平永定；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建宁泰宁将乐沙县南平平和诏安崇安（三）广东省：广东的纯客住县，计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翁源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县连山阳山惠阳海丰陆丰博罗增城龙门深圳宝安东莞广州花县清远佛冈开平中山番禺从化揭阳饶平信宜潮安河源丰顺鹤山封川徐闻阳春三水防城合浦临高陵水钦县广宁惠来儋县定安崖县化县澄迈万宁潮阳新丰罗定台山（四）广西省：广西一省，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桂平贵县苍梧平南博白郁林北流藤县贺县武宣象县横县武鸣陆川宜山柳州融县昭平平乐永淳钟山荔浦三江罗成柳城来宾阳朔蒙山兴业隆山迁江东兰南丹信都修仁凤山那马榴江崇善宜北绥渌中波宁明明江河池（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汝城郴县浏阳平江宜章（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华阳新繁灌县（七）西康省：客家迁到西康的，仅有非纯客住县的会理县一县。

（八）贵州省：客家迁到贵州的，也仅有非纯客住县的榕江县一县。

（九）台湾省：台湾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彰化新竹高雄屏东苗栗二、奠定了中国族谱学的地位60年代，罗香林撰写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族谱的撰述对象，阐明了中国民族的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国族谱今后发展方向等，开辟了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的又一史学新学科领域，成为中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罗香林主要著述有：《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乙堂文存》、《傅秉常与近代中国》、《唐代文化史》、《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客家史料汇篇》、《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幼山府君年谱·一卷》、《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历史之认识》、《梁诚的出使美国》、《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百越源流与文化》、《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蒲寿庚研究》、《陈兰甫与广东学风》、《颜师古年谱》、《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与欧美之友好》、《民俗学论丛》等。

附录一：罗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

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

《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

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

“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

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

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

（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

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

（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

（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

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

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

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

“……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

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

""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

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

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

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

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

“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