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思想启蒙的主将，他发动的三界革命，从文学的角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给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塑造和要求，他的思想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和不彻底，但是这些都无法磨灭梁启超的思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启蒙的新动力。
关键词：梁启超三界革命启蒙宣传性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这样评价过梁启超，“从一开始，梁启超活动的特点，就主要是在宣传。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传方面，即并不在多大的独创性，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他甚至还专门开辟一节以“启蒙宣传家”来讲述和评价梁启超，那么梁启超到底为什么是“启蒙宣传家”呢？我尝试从他的文艺学方面的论著，来看梁启超的“启蒙宣传性”。
1989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他东渡日本接受了大量先进的西方思想并且提出了经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的主张，企望在输入欧洲思想的前提下，推动20世纪中国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转型，来达到启蒙的作用。
一、诗界革命
晚清时期诗坛流派纷呈，但是这些流派大都以复古为标识，要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要古香古色，使得诗歌脱离了现实生活。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逐渐输入和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渐渐摆脱了复古主义的束缚，开始在诗歌创作中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也渐渐突破了古诗歌的形式和语句。梁启超东渡日本接受了更多西方思想后，他认为要进行“诗界革命”，诗人不可不具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所以梁启超的“新意境”就是指诗歌的内容是新的，是反映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是欧化的。所谓“新语句”是指大胆运用新名词。他曾称赞夏曾佑和谭嗣同二人善于使用新语句，指的就是“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梁启超在流亡国外后，很是欣赏日本所翻译的西方新名词，如共和、代表、自由等。他提倡把这些新词都融入诗歌中。“新语句”还包括民间俗语的运用，他认为诗歌中采用民间俗语，可以增强其可读性，使文化不高的人，包括儿童都可以读懂。
梁启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诗家三长，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在保持诗词原有形式的前提下，将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等内容吸引进来，从而使诗歌能够反映现实生活，这对于促进中国诗歌的近代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他的主张即没有彻底厚古薄今也避免了以趋新彻底代替复古，为中国传统诗歌留有一席之地。而且尽管新语句和旧风格的融合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诗界革命的尝试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诗歌语言和形式寻求解放与创新的追求。整体看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思想具有不彻底性，他虽然提出了新语句和新意境但是这样的论调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创新意义。
二、小说界革命
1902年10月，《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写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发刊词。此文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之作，文中说到：“遇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段论证讲小说的社会功用抬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首先，他强调文学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为思想启蒙运动服务的认识，
这样的思想无不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把文学当作工具和手段，奠定了功利主义文学观在近现代中国文艺美学思想领域里的主导地位。其次，梁启超强调了小说的文学性质和地位，让小说的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梁启超的论点则无疑有重要的意义，他将小说导入到中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对中国文学的新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他分析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艺术感染力：一曰薰，“薰者也，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指读者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文章内容的影响；二曰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读者在看过小说之后，思想感情还受到书中内容的影响，薰与浸都是指小说具有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但薰是从空间上讲，浸是从时间上讲。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刺激读者的心灵，使其不由自主的被感动。原本心情平和，读了林冲雪天之恨，忽然发指；原本高高兴
“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兴，读了黛玉病死潇湘馆，不禁泪流，似此皆为刺之力也。四曰提，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薰、浸、刺都是指小说作品对读者外在的艺术感染力。提则指读者受到小说的艺术感染之后，自我生发的一种提升，提升自我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