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闻活动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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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三)《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为梁启超所著,刊发于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梁启超说得很清楚:故于今印行第一百册之际,援各国大报馆通例,加增叶数,荟萃精华,从而祝之。
亦庶几以纪念既往,而奖励将来,此同人区区之微意也。
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报刊与西方和日本报刊之间的巨大差距。
报纸发展缓慢,数量少,体例不完备,内容也是千篇一律,论说文章辗转抄袭,这导致报纸兴起的这数十年,对中国社会没能产生什么影响。
梁启超认为,导致中国报纸发展如此的原因有四:一、经费不足,无力扩充;二、报馆主笔等社会地位不高,不能吸引高才之人;三、风气不开,报纸没有市场;四、报人浅薄迂愚,无心无力。
在梁启超看来,清议报“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
”这里的灵魂,指报纸的宗旨、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摊开来讲,就是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
倡民权,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衍哲理,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明朝局,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厉国耻,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清议报时代,是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的时代。
先说中国,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再说世界,“要之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之问题。
”此三者,皆与中国有关。
轮船、铁路、电线,使世界联系紧密,“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
”报馆责任愈加重大,清议报虽有此志向,但有心无力。
梁启超说,写这篇文章,以纪念既往,以鼓励将来,清议报的既往,在梁启超看来,在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这四者中,处在党报与国报之间,而梁启超对于清议报的期盼,则是完全脱于一党之范围,进入一国之报,努力渐进,达到世界报之范围。
在梁启超的心里,报纸的势力伟大,责任也重大。
试论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摘要]梁启超以政治家的视角和胸怀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新闻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文从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新闻活动的特点和影响方面分析了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实践新闻活动的特点影响梁启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他被称为“舆论界之骄子”。
他为当时的中国报刊界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报刊宣传活动和许多报人以及无产阶级的宣传活动提供了一种办报模式和办报的思路。
他的新闻思想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梁启超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1894年,21岁的梁启超,开始了他的报馆生涯。
根据梁启超对报刊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新闻思想的不断成熟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他的办报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1.1894年至1898年为第一阶段。
梁启超的报刊实践,是从参与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见诸几乎每期《万国公报》,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甲午战后,救亡图存意识高涨,这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有识之士“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籍报纸以发抒其意见”。
[1]1896年,《时务报》创办,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来阐述他的变法主张。
同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了“喉舌论”。
他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其有助于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利用报刊斗争的同时,在办报活动中积极地探索报纸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这是他最初的新闻思想的探索。
2.1898年至1907年为第二阶段。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转往日本,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译著,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思想体系,并创办了最具影响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深刻感受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报刊的宣传主题也随之改为“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浅析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摘要: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堪称“报界巨子”,为近代中国报业界第一人,执舆论界之牛耳。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为研究课题,从其思想演变、思想内涵、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对其新闻传播思想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梁启超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
据统计,他留下共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在新闻传播学方面,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与领军人物。
作为去塞求通、开风气的时代主角,梁启超为中国办报思想的推进、新闻传播思想的定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的演变笔者认为,人的思想必与其人生阅历、见闻息息相关,而且,思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年龄、外界环境等改变而发生变化。
梁启超的思想亦是如此,他的新闻传播思想围绕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为中心,以政治立场为风向,发生了一系列转变。
梁启超是第一个以政治家身份办报的人,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
根据梁启超思想上的转变,可将其传播思想分为大致三个阶段:(一)萌芽期: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幼年时期,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其父给他灌输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舍生忘死、顽强不屈的坚韧品格。
在师从康有为后,梁启超通过在万木草堂的学习,成为了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并称“康梁”,为改良主义摇旗呐喊,同时为一生的政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木草堂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济国利民的人才,立大志,明辨是非黑白,这为梁启超今后的传播思想指明了方向。
(二)成熟期:戊戌变法失败至辛亥革命时期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革命的风暴已不可逆转。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登上历史舞台,近代中国出现第二次办报高潮。
由梁启超新闻思想观其“新民文体”之价值【内容提要】本文以梁启超办报历程为主线,以其新闻思想为核心。
通过阐述政论文的发展,简要介绍其新闻从业活动,从梁启超接触时务文体开始,到新民文体的诞生体现他办报思想的先进性及文章学的成就;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西方文化,结合游历欧洲的生涯,使他更具体的触碰西方社会。
从维新变法到文界革命是梁启超穷其一生,追求“启民智、造新民”理想的奋斗经历。
文界革命展示了梁启超新文体在文学上划时代内涵与意义,展现出梁启超文风的真善美。
最后,简要分析新文体对中国近代文艺的影响与缺憾。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新民文体、文界革命、真善美一、近代报业活动与梁启超传播思想的诞生1. 近代中国的报业历程在我国,新闻传播活动古来有之。
19世纪初,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以不同方式来到东南亚。
1815年,作为文化传播先遣队的伦敦教会,看到马六甲海峡与中国内陆联系紧密,便以此为基地,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考》。
从此,各种传播活动逐步扩大,经香港、入广州、过上海、到北京,再由一次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全国。
早期的新闻期刊多是宗教宣传品,少有社论,鲜有消息。
但是这些流通的期刊报纸,让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与此同时,清政府倾力打造的儒家文化意识体系逐渐在外敌入侵与国民革命中失去其主导地位。
1895年,戊戌变法前夕。
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与麦孟华创办《万国公报》(后更名《中外纪闻》)暂定为强学会机关报。
介于此,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戊戌变法的呼声中悄悄拉开了帷幕。
新知识、新名词的涌入,旧式文言文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此时以王韬、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人士,为适应表述的完整而改革文言写作。
这是一种在新形式下为政治、思想斗争而出现的写作方法,因多言“时务”,又以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文章为代表,故称“时务文体”。
它运用口语并夹杂外来语,无拘无束、平易畅达;逻辑严密、雅俗共赏;用一种饱含激情的语调煽动读者。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学生:施妍学号:2010221109120006专业:新闻学指导老师:杨翠芳【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
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
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
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
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
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
12岁考中秀才。
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
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
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
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
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
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见,及戌始退。
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
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
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及时代意义梁启超是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丰碑,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活动家,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新闻思想家。
戈公振语:“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一、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
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他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报刊功能观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
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报刊舆论观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
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党报理论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
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
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
”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
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报刊编辑观梁启超在二十多年的办报活动里,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他的编辑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探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王强摘要:对于史学与新闻学联系的探讨,不仅仅是普泛性的求得二者联系的本质,而是对梁新闻研究的一个前提性认识。
在梁与中国整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找出其共同的精神性意识:实用理性,并结合梁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其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给这种联系一个重新的阐释。
对梁的“新史学”核心的阐释。
“新史学“对以后梁的思想与实践活动作出的规范性影响。
关键词:民史新史学破坏主义新闻理论范式青年学者赵汀阳,曾将文化与思想区分为“实体性的存在”与“书面性的存在”。
1 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他的观点,而只是想借用其丰富有涵盖性的这对概念。
但笔者不想把它理解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去应用它,而是想把它局限于历史的真实存在与历史的真实遗存之中去考量历史思想的行迹。
同样,梳理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必须挖掘他的史学思想,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自序中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也。
”2 本文就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一、联系的理论前提首先,这种联系归结于时代的背景与当时学科之间的模糊性造成了一批“全才”式的人物。
的确,“人类的行为只有从完整的社会背景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
”3 明李贽说:“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可以一定轨也……”(李贽:《贽书•经书相为表里篇》)严格地说,学科的划分是近代的事情。
西方从十九世纪初才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式分野,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才正式划分为不同的学科。
中国自引进“西学”之后,也开始了学科的划分。
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是把报馆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而不是当作一个独立学科看待的,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以史学为其核心,“经世致用”为其目的,他作为一个士人,也无时无刻不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其次,在98年前后,史学理论是否与新闻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泽厚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炼地概括为实用理性。
Liang Qichao's Exile in Japan: His Establish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His Idea of the
Press
作者: 石云艳
作者机构: 南开大学日语系,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22-29页
主题词: 粱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办报宗旨;新闻思想
摘要: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对新闻学的贡献作者:于维国来源:《活力》2010年第14期[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传媒话语权;舆论观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1.“喉舌论”的提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
齐州以内,犹同室也。
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体具有“人体的延伸”的功能,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这样看来,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
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体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梁启超的“喉舌论”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谈到了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
所不同的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
由此,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
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
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梁启超传的经典好段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精英意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闻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
从1895年开头参与《中外纪闻》的办报工作到1922年《改造》停刊,梁启超的办报活动长达27年。
在这27年间,由他亲自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有11种,得到他支持和指导的报刊有6种,此外还有很多报刊常常请他撰稿。
除了发表过大量关于时政国家的政论性文章外,梁启超还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他的办报思想和新闻思想,如报纸和舆论的作用、宣扬方法、报刊文体等,对当时的报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论述新闻思想的文章中,梁启超表现出一种深厚的精英意识,他始终站在一个启蒙学问分子的角度来阐述报刊的种种,如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新民”,报刊的主持人应是“怀才抱德”之士,办报的最高宗旨是“122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等。
可以说,这种精英报刊思想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精英意识在梁启超新闻思想中的详细表现1901年,梁启超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著《南海康先生传》。
在文章的第一章,梁启超论述了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他认为:英雄人物有两种,即应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
应时之人物即时势所造之英雄,而先时之人物乃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凡先时人物所最不行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日抱负,二曰热诚,三日胆气……其精神专注于前途”。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当时中国缺的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是能开中国之新局面的造时势之英雄,而符合这个要求的人物,古有孔子,现只有他的老师康有为而已。
梁启超概念中的英雄与我们今日所说的英雄在含义上好像稍有不同。
他更强调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恰似今日所说的“精英”。
假如依据他所下的定义来推断,梁启超本人无疑也是属于英雄即精英行列的。
作为当时最早觉醒的国人,他盼望用包括他在内的学问分子的力气来转变中国闭塞愚昧的状态,从而使中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这种剧烈的精英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也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
梁启超的新闻活动与思想
班级:12级播音
姓名:***
学号:**********
梁启超的新闻活动与思想
一、梁启超的新闻活动
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
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维新运动之前,中国的报业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等几种报纸。
当时从到民官府到普通民众都看不到报刊的作用。
尤其是清朝政府对于新闻报刊封禁,使得中国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举步维艰。
而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
《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在启蒙运动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
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
《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
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
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
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1912年,在天津创办《庸言》,拥护袁世凯。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
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曾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这一评价,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新闻思想的奠基人,梁启超将报刊活动与中国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即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上下相通,内外相通,通畅则强,闭塞则弱。
而作为上下通达的工具,报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后来的研究工作者们将他前期的新闻思想概括为“去塞求通”。
而“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强调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
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出逃日本,更加系统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新闻学说,其新闻思想的发生了整体变化。
他主张报刊在启迪民智方面的重要性,大力彰显报纸的“第四种权力”的社会地位,主张言论自由。
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来源于西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
但和西方监督政府的新闻自由不同的是,梁提倡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使得他民主自由思想的阐述少了必要的大前提,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全盘否定传统、追求自由平等的“新青年”思想产生了矛盾。
梁启超还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梁启超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
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
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
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
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在舆论方面,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
认为报馆是最能反映舆论的机关,健全舆论必须有五个条件,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在宣传方面,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
在言论自由方面,热情礼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具有这三大自由的报刊具有无穷的力量。
在新闻业务和新闻伦理方面,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
梁曾经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说:“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足见他对报刊启迪民智功能的重视。
梁后期主持的报刊在编辑和版式上对中国报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丰富了我国报刊编辑业务的内容。
在新闻伦理方面,他提出记者不仅要业务精湛,还要以道德作为判断依据,这些职业道德理念对现今记者仍有很大的意义。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积极性:其新闻思想在辛亥革命时已经进到了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鉴。
然而他的局限性则是: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把群众视为愚氓,主张在“向导国民”中使用“骇”的方法,更不足取。
任何事物发展历程都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下来。
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梁启超的新闻活动与思想,从中发现当今新闻传播业应该批判学习并且借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