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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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政治改革与思想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贡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思想、政治改革以及贡献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致力于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伟大人物。
一、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的思想核心是“国家至上”,意指国家应该是一切利益和活动的最高标准,而具体实现则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
他主张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来考虑国家事务,以“公民福利”为目的来制定治理方案。
在文化上,梁启超提出了“中西合璧”的观点,认为中国应当摈弃盲目排斥西学的做法,而是应该兼收并蓄,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文化面貌。
二、梁启超的政治改革梁启超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1901年提交了《新政论》一书,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政治改革建议,如设立宪政机构、实行选举制度、加强民权保障等。
这些建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也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也非常注重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建设,在1905年创办《民声日报》、《大公报》,以及1909年创办的《新潮杂志》等报刊杂志中,不断发表政治理论和维护民权、宣扬民主的文章,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带来了广泛的影响。
三、梁启超的思想贡献除了政治改革之外,梁启超在其他领域也做出了许多的思想贡献。
他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其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
梁启超主张“以史为鉴”,认为历史是对现实的教育,是未来的指南,因此他在历史学方面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贡献。
他批判了中国传统史学,主张“史实: 最高价值”,即坚持唯物史观,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历史。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此外,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学、文艺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认为,文学应该是为了人类服务的,应该着眼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真正地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
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之一。
他的宪政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宪政与国家统一。
他认为,宪政是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有效途径,是保障人民权益和实现社会进步的基石。
他主张要建立宪政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和制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他强调宪政要与国家统一相结合,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宪政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他主张通过宪政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他主张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但同时也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寻求中国式的宪政道路。
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应该以民主为基础,但不应完全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制度。
他主张尊重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社会秩序,同时也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他提出了“民主宪政与家族制度相结合”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一种既能保障人民权益又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思想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他的主张和努力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他提出的宪政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思想体现了对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追求,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宪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经验。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华民主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
他的思想观点、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观点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
首先,梁启超的家庭是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父亲梁秉钧是一位著名的进步官员和教育家,将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告诉了儿子梁启超,为其日后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其次,梁启超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通过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和思想观点。
最后,他的家人也有很多政治参与者,这也促进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
其次,梁启超在学校读书时,接受了新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使他爱国、积极进取,并且有一种民主思想和国际主义的观念。
同时,他还通过阅读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著作,并且组织了政治、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和研讨会,这都有助于他逐渐形成和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
最后,梁启超在社会上的参与和切身感受,也让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被列强侵占的状况,更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作为爱国青年奋力一搏,积极参与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然后逐渐认为,只有通过推进现代化、科学技术、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创新,才能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二、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演变随着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完善,他的思想观点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为开明、进步、社会主义的思想。
一开始,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比较单纯,认为只要有民主和改良就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但是,在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探索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了推进文化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了“中西结合”的理念,也就是中西文化要互相借鉴、促进、发扬,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推进民族独立和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也是让中国处于强盛的位置的必经之路。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龙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摘要: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在对梁启超的译介活动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以其文学翻译作品为对象进行展开,并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其功利性提出了批判。
本文旨在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出发揭示其译介活动中存在“功利性”与“经世思想”的必然性,并试图在清末这一本土语境中对梁启超的译介活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进行一个再评价。
关键词:梁启超;福泽谕吉;译介活动;功利性1 序言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导、以日本维新为蓝图的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据点,译介、吸收了大量海外作品。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译介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漏译、误译。
也正因如此,“梁启超式输入”一直处于众矢之的。
①翻译学的角度给我们研究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视角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史视角的缺失:梁启超虽译介了众多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身份依然是启蒙思想家,我们无法脱离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家这一身份来把握和评价其译介活动。
本文拟在参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探讨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同时站在清末这一本土语境的视角揭示梁启超的译介活动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
2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为了清末思想语境中的主流方向。
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先直面的难关,则是语言上的障碍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层面创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等专门学校,致力于翻译人才的培养。
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层面也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翻译活动。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
在戊戌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嚎乱。
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
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
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保皇.革命.保皇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维新理论。
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悲愤但并不消沉,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救国之路。
《尊皇论一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中,他驳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种救国言论:一是冀望于慈禧、荣禄,二是冀望于各省督抚,三是民间的革命军。
尤其对于第三种方式,他更加反对:“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
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
今中国尚孩提也,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
他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日尊皇而已。
”到了夏秋,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交往甚密,逐渐有了赞成革命的倾向,并商榷两党合作的问题。
同时,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力争革命共和。
但对于革命,康有为、徐勤、麦孟华等都是极力反对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摘要:我国近代社会变迁期间比较重大的一个历史事变就是戊戌变法,梁启超作为主要参与人提出的戊戌变法挫败以后,他不断地深刻反省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1898年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对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的接触,使梁启超思维产生了重大转变,思维日渐变得激进,1903年梁启超考察美国以后,又对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持反对的态度,继而提出君主立宪,逐步对阵营进行革新、改良,细思梁启超从最开始的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的演变路径,使其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受到深刻的熏陶,可想而知其背后的重要内在,不但没有使中国变得落后,而是超前思考了中国的未来。
关键词:梁启超;思想演变;回归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近代史上首个气势磅礴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即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挫败后,梁启超思想从激进革命再回归保守改进的蜕变历程,中国政治中大部分的革命者对他都很不看好,再加上他们都认为梁启超是象征旧制度的顽固派,进而使梁启超在政治中的作用力由盛而衰。
似乎很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梁启超会在革命危机来临时思维急转直下,从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
笔者在这里将深刻的解析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道,让人们了解到其思维的演变并非是在退步,而是在超前思考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迄今为止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1.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晃梁启超原本就是革命维新派里的激进一族。
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在湖南时务学堂讲习“尝试革命”,虽然不能够与之后的革命派并驾齐驱,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思想的进步。
梁启超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他从中国专制政体的约束逃脱,逐步接触到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使其思维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逐步将康有为改进的维新主张背弃,思维日渐变得激进。
改良运动挫败以后,清政府气息奄奄的实质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
从政治到文化:梁启超晚年思想的转向及其原因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梁启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他的思想以1918年为界发生反差巨大的变化。
梁启超最后十年退出“政坛”后,醉心于以中国古典文化,并以此为载体引入西方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化。
标签:梁启超;晚年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文化主张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曾用笔名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也是清朝末年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之一,戈公振先生曾评价他说:“我国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但以1918年为界线,梁启超形成二个前后有着巨大反差的思想。
一、梁启超晚年思想的演变过程(一)梁启超前期思想的形成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大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
早期的梁启超信“民权”,以“进化论”与“民权”思想为理论基础阐明君政与民权的关系,这与他自幼研习典籍和受戊戌时期变法的思想密不可分。
他18岁随父入京,得阅介绍西方的书籍,借此开始留心西方文化制度。
他早期思想继承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认为像洋务派那样光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技术不够,应该在制度上做一些改变,比如在经济上要求变官办为商办或官商合办,提出“商战”的口号,在政治上初步提出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
〔1〕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上书,商议变法事项,开始了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这场变法中,梁启超在理论方面有了比以往更大的突破,他在这一时期的核心思想是“民权”思想,“民权”思想已然达到了资产阶级理论的高度,也是他超过改良派有着自身创新的地方。
而这一思想在他日后的理论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由于戊戌变法的刺激,他抛弃“托古改制”等学术外衣,开始就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为载体做探讨。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导语: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
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
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
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
”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生活常识分享。
论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两重性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卓越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以犀利的笔锋对清王朝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用清新的文体、流畅而充满智慧的笔调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宣传,进时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方面的宣传和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但在实践方面却有其保守性,其君主立宪思想正体现了这两重性。
就本质而言,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进步的;但在相应的政治实践上却是消积的。
它既有深刻的影响,又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本文试就1899年——1904年梁启超流亡期间的著述和实践活动来阐述其君主立宪思想的两重性。
一、梁启超超日本后,在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方面有其一贯性,不曾游移于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从而比较准确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实质。
但从1899年到1904年间,他在政治活动实践活动方面却没有一贯的宗旨,没有一条稳定的路线。
他曾不遗余力地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倡言“排满”、“革命”、“破坏”,并视此为“救时之良药”。
同时又认为君主立宪为“最良政体”。
对他的时而“渐进”,时而激进的主张,孙中山斥之为“首鼠两端”;康有为说他是“流质易变”。
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其思想与行动的矛盾。
1903年梁启超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宣告“与共和长别”,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
这导致了后来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辩论。
史学界对此的争论至今莫衷一是。
要澄清这个问题,须了解其君主立宪思想的产生,从而认识它的两重性。
1898年戊戌变法后,梁启超被迫流氓日本。
当时他的心情极为苦闷,旧时的传统改良之梦已付诸东流,新的救国道路尚不知在哪里。
尽管“满腔都是血泪”,却“无处著悲歌”。
他化名“哀时客”,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正是学习西方大见成效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相对的议论、出版自由及一切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都与封建社会有显著的差别。
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重光,号梁半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是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背景、思想和实践三个方面来探讨他的变法维新思想。
一、梁启超的背景梁启超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清朝的进士,家境优渥。
他自小聪明好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
然而,他在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制度和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反思。
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进行变法维新。
二、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的思想主要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和进化论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需要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进行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他主张要以科学为基础,以民主为目标,以教育为手段,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政治方面,梁启超主张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实行宪政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他提出了“君主立宪”和“君主共和”的思想,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君主制度来实现民主政治。
在经济方面,梁启超主张要进行经济改革,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提倡自由贸易和产业化。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由于封建制度和保守观念的束缚,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在教育方面,梁启超主张要进行教育改革,推动普及教育,培养人才。
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三、梁启超的实践梁启超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变法维新。
他曾参与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重要的政治运动。
他在戊戌变法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
在辛亥革命中,梁启超也积极参与,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做出了贡献。
此外,梁启超还在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
他曾创办过南洋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学校,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强调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总结起来,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内容摘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梁启超革命思想改良派护国运动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大多数人只看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抹杀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多变,尤其是在革命思想上,时而高唱暴力革命,时而主张和平改良,时而坚持君主立宪,时而赞成民主共和,似乎不可捉摸。
但是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应该明白这些都是鉴于不同历史环境、不同政治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是进步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梁启超一向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还认为“毁灭一个业已建成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者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不管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他只拥护进步,而革命始终阻碍进步” [1]。
但是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之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动了护国运动,其内在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本文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革命思想转变的原因这两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时代背景劳累。
虽然辛亥革命冲垮了旧的统治秩序,但袁世凯却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势力取代了清朝的封建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
然而,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在“拥护”共和的面纱之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复辟帝制。
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试图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利用政党,组织责任内阁,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抱负。
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袁世凯上台以后,开始积极准备复辟帝制。
1915年春、夏之间,袁世凯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通过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北洋军分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
”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1.师从康有为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
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
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
梁启超思想多变的原因梁氏素以“流质易变”著称,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常随时而变,同代人对此啧有烦言,梁本人亦不讳言。
其思想的驳杂多变,一直备受研究者的重视,随着学术潮流的转移,后人关注的焦点和具体评价亦时有移动。
梁启超的“太无成见”,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特殊的思想个性难以分割。
他在许多场合中公开解剖自己,言辞坦率而真切,极富感染力。
在这些“自我鉴定”中,梁氏始终强调:他对新知有强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锐而浅尝辄止,趣味驳杂而“多疏”。
他曾用一诙谐的比喻,形容自己对学术的态度,他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
”梁启超不仅用这种“趣味主义”勉励后学,希望他们抱着“无所为”的态度,为自己的趣味治学;而且以此教育子女,“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
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对自己那种“趣味主义”式的治学,梁启超并非一味自责,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得。
注册: 2011-10发帖: 28积分: 69状态: offline1fantastic上尉来自: 发表于: 2011-11-18 14:03:54Re:梁启超思想多变的原因(续)除了“趣味主义”的天性,梁启超性格中还有极其重要的另外一面,即他的自我期许。
这对他思想气质的形成似乎更为关键。
从晚清宣传维新变法开始,青年梁启超就一直沉浸在引领时代思潮的激越和亢奋之中,世人的高度期待,和他的人生定位,两者交互推动,驱使他永远不甘寂寞,不断地追踪新知。
一旦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出现新的变动,“感受敏锐”的梁启超便立刻捕捉先机,改弦更张,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挑战昔日之“梁启超”。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
”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1.师从康有为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
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
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
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
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
”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
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
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的商业却削弱了中国。
“中国军队的瓦解中,我们只看到一条通向衰弱的道路”3。
当然梁启超丝毫不希望中国处于孤立状态。
相反,他不断地责备中国人没有善待那些最初来到中国既不要求土地也不想毁灭中国的西方人。
梁启超说,那些西方人只要求通商,而通商会使中国得到百倍于那些西方人的益处。
遗憾的是中国退进了“枯井”,并对外国事物闭上了眼睛。
作为已经爬出自己“枯井”的民族,日本无疑是中国改良者的美好理想。
梁启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调和中日政治对立的事实,是中国西方化的又一个标志。
这种态度是早期官方的西方化论者不可能容忍的。
直到种族中心主义被打垮时,一个民族才能明智的跳出小圈子来看世界。
因为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
直到一种文化被剥夺了固执的圣灵,这种文化的建设者中才会有人出来从反面检验它;并且仅仅到了那时候,这种文化才会在大量的选择吸收多种文化中完善起来。
对于旧有的理论他是坚信的,因为它是中国思维方式,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它用沿袭下来的术语使中国的教条失去效用,必须一起作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如果一种至今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化要素(例如经典教规)逐渐被视为暂时的,那也就为变更各种文化要素开了绿灯。
梁启超要求变革,这种变革要由已侵入中国的西方的食物和整个现代西方为榜样。
对外国的崇拜逐渐滋长了对本民族的怀疑情绪,梁启超逐成为一个西方化者,并抛弃了中国的正统思想。
但由于几十年来西方的不断侵略中国,梁启超在感情上并未与西方融为一体;许多世纪来,中国教科书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也使梁启超武装起来。
3.梁启超的一些政治活动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
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
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
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
梁氏自己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又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
”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
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
”4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这份《京报》的转载没有清楚地说明反动者怎样详细评价梁启超,他仅被判为杀头,康有为则是刀刮。
大多数字面解释说:“举人梁启超完全依赖于康有为。
”5完全依赖是“狼狈”——一种骑在狼背上的短腿动物,它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
这种比喻似乎是不确切的。
梁启超是说了许多他老师的话;但就在十九世纪人们也能够他们后来分歧的胚胎。
康有为终结了经典传统,梁启超也终结了它,但下一步却步入了黑暗。
但是以后的事实却证明,梁启超在这时并未真正认同康有为的政治观点。
在改良派得到光绪帝支持后,梁只不过是得到了译书局总监这样一个显然不重要的职位。
无论怎么解释,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
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似乎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
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
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
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
(二)流亡日本走向激进“1898年10月1日,一封邮自上海的急件向日本政府报告说,中国改良党领袖之一梁启超仍然在逃。
”6邮件要求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抓捕政治犯。
1.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在日本,梁启超避开了在故国专制政体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
他虽然背井离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变法的决心。
通过百日维新前后结识的一些日本人士介绍,梁启超赴日后广泛交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法的支持,出于不同目的,日本许多政界、知识界和民间的精英人士也都愿意和他频繁来往。
同时梁启超千方百计从国内获取情报,了解变法失败后的国内局势,并与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华侨取得联系,试图获得更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没有停止追逐知识的脚步,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有利条件学习西学知识,加之有条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更多也更为直接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
其政治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切,使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7,政治上由温和变得相对激进。
正如他自己所说:“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8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日本自由主义特别是中江兆民所推介的卢思想的特色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中江兆民译作的指引下,梁启深入研究了卢梭的自由思想,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梁启超大谈兴民权,他说:“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9与流亡日本前一味地解释君权、梦想依靠皇帝变法救国相比,梁启超此时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舍弃君权而言民权,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民权观,进而向近代国家观迈进。
与此同时,梁启超开始深刻、彻底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只有朝廷而无国家,提倡“破坏主义”,主张对封建制进行彻底的破坏,建立民主共和制。
梁启超赞同“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并比喻“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
10梁启超认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盛衰兴亡,都是由“破坏主义”而建立起政权。
而人都有恋旧的特征,这种恋旧恰恰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根源之一。
中国欲振兴,也必须走“破坏”之路。
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抛弃了戊戌变法时期“尊皇”、维护专制主义的观念,站到了专制主义的对立面,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受中江兆民译作中卢梭自由思想启迪的结果。
2.在日本期间的政治活动梁启超在日本一面学习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一面还不忘做政治宣传工作,以便拉拢当时在日本的大量留学生。
梁几乎从一开始流亡便恢复了他的一些政治活动。
在横滨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
紧接着他还创办了其他的报纸杂志,正是由于这些活动梁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政治救过的主要代言人。
通过这些杂志的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论证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
梁虽然尚在流亡,但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
他的这些活动被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极其革命党人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梁启超如果加入革命党必将使革命事业大有可为。
而且在梁所宣传的那些思想主张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梁与康德思想之间已经很自然地划出一道鸿沟。
大家都在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机会就要来临了。
一旦与海外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康梁自然便考虑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从数百万海外华人中挖掘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能性。
1899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后,趁机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保皇会,作为改良派正式的政治组织。
梁自然成为保皇会的一个重要成员。
几乎与此同时,梁与康派的十几位好友在保皇派内部结成结拜兄弟,逐渐巩固了梁在康派里的政治地位。
3.走向激进,倾向革命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梁不久便遇到了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政治选择,这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