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的商业却削弱了中国。“中国军队的瓦解中，我们只看到一条通向衰弱的道路”3。当然梁启超丝毫不希望中国处于孤立状态。相反，他不断地责备中国人没有善待那些最初来到中国既不要求土地也不想毁灭中国的西方人。梁启超说，那些西方人只要求通商，而通商会使中国得到百倍于那些西方人的益处。遗憾的是中国退进了“枯井”，并对外国事物闭上了眼睛。
作为已经爬出自己“枯井”的民族，日本无疑是中国改良者的美好理想。梁启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调和中日政治对立的事实，是中国西方化的又一个标志。这种态度是早期官方的西方化论者不可能容忍的。直到种族中心主义被打垮时，一个民族才能明智的跳出小圈子来看世界。因为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一种文化被剥夺了固执的圣灵，这种文化的建设者中才会有人出来从反面检验它；并且仅仅到了那时候，这种文化才会在大量的选择吸收多种文化中完善起来。
对于旧有的理论他是坚信的，因为它是中国思维方式，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它用沿袭下来的术语使中国的教条失去效用，必须一起作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一种至今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化要素（例如经典教规）逐渐被视为暂时的，那也就为变更各种文化要素开了绿灯。梁启超要求变革，这种变革要由已侵入中国的西方的食物和整个现代西方为榜样。对外国的崇拜逐渐滋长了对本民族的怀疑情绪，梁启超逐成为一个西方化者，并抛弃了中国的正统思想。但由于几十年来西方的不断侵略中国，梁启超在感情上并未与西方融为一体；许多世纪来，中国教科书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也使梁启超武装起来。
3．梁启超的一些政治活动
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梁氏自己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又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4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这份《京报》的转载没有清楚地说明反动者怎样详细评价梁启超，他仅被判为杀头，康有为则是刀刮。大多数字面解释说：“举人梁启超完全依赖于康有为。”5完全依赖是“狼狈”——一种骑在狼背上的短腿动物，它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比喻似乎是不确切的。梁启超是说了许多他老师的话；但就在十九世纪人们也能够他们后来分歧的胚胎。康有为终结了经典传统，梁启超也终结了它，但下一步却步入了黑暗。
但是以后的事实却证明，梁启超在这时并未真正认同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在改良
派得到光绪帝支持后，梁只不过是得到了译书局总监这样一个显然不重要的职位。无论怎么解释，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个多事的夏天，当年轻的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所谓的“新政”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扮演人们所期待的那种重要角色。然而有趣的是在这几个月里，梁似乎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活动将毫无结果。他认识到所有的权力是在慈禧手中，他感到失望，一心想离开北京。当改革运动在9月份悲剧性的政变中最后告终的时候，梁到日本使馆避难，并通过日本官员的帮助，逃亡到日本。后来康有为和改良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前往日本。
（二）流亡日本走向激进
“1898年10月1日，一封邮自上海的急件向日本政府报告说，中国改良党领袖之一梁启超仍然在逃。”6邮件要求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抓捕政治犯。
1．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在日本,梁启超避开了在故国专制政体下的种种限制,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他虽然背井离乡，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变法的决心。通过百日维新前后结识的一些日本人士介绍，梁启超赴日后广泛交友，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中国变法的支持,出于不同目的，日本许多政界、知识界和民间的精英人士也都愿意和他频繁来往。同时梁启超千方百计从国内获取情报，了解变法失败后的国内局势，并与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华侨取得联系，试图获得更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帮助。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没有停止追逐知识的脚步，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有利条件学习西学知识，加之有条件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更多也更为直接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其政治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切,使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7,政治上由温和变得相对激进。正如他自己所说:“自东居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8
梁启超在日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日本自由主义特别是中江兆民所推介的卢思想的特色或多或少地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江兆民译作的指引下，梁启深入研究了卢梭的自由思想，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梁启超大谈兴民权，他说：“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9与流亡日本前一味地解释君权、梦想依靠皇帝变法救国相比，梁启超此时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舍弃君权而言民权，表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民权观，进而向近代国家观迈进。与此同时，梁启超开始深刻、彻底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只有朝廷而无国家，提倡“破坏主义”，主张对封建制进行彻底的破坏，建立民主共和制。梁启超赞同“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并比喻“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
10梁启超认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盛衰兴亡，都是由“破坏主义”而建立起政权。而人都有恋旧的特征，这种恋旧恰恰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根源之一。中国欲振兴，也必须走“破坏”之路。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抛弃了戊戌变法时期“尊皇”、维护专制主义的观念，站到了专制主义的对立面，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受中江兆民译作中卢梭自由思想启迪的结果。
2．在日本期间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在日本一面学习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一面还不忘做政治宣传工作，以便拉拢当时在日本的大量留学生。梁几乎从一开始流亡便恢复了他的一些政治活动。在横滨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便是有名的《清议报》。紧接着他还创办了其他的报纸杂志，正是由于这些活动梁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宣传政治救过的主要代言人。通过这些杂志的论坛，梁发表时事评论，撰写论证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还通过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梁虽然尚在流亡，但从未放弃通过政治活动实现改革的愿望。他的这些活动被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极其革命党人密切关注，他们认为梁启超如果加入革命党必将使革命事业大有可为。而且在梁所宣传的那些思想主张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梁与康德思想之间已经很自然地划出一道鸿沟。大家都在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机会就要来临了。
一旦与海外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康梁自然便考虑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从数百万海外华人中挖掘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可能性。1899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后，趁机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保皇会，作为改良派正式的政治组织。梁自然成为保皇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几乎与此同时，梁与康派的十几位好友在保皇派内部结成结拜兄弟，逐渐巩固了梁在康派里的政治地位。
3．走向激进，倾向革命
在从事政治活动中，梁不久便遇到了改良与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政治选择，这也是当时许多其他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这种两难选择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直至保皇会在海外华人社团中成立时，孙中山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一直活跃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固然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革命派的活动大部分局限在海外华人社团、通商口岸和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但1900年前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新的学生群体的政治潜力开始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现在力图改变他的革命策略，争取赢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康梁自然也急于将这些中国学生吸收到他们阵营中来，并且得决定将孙中山的革命派当做朋友还是敌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避免与孙中山为敌。“百日维新”之前，两个集团已经很好的建立了各种联系。然而康有为却使这种联系中断了。1894年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个时候两人都在广州，孙中山托人带信给康有为说，他渴望与康会面。据说康有为答复说，如果年轻人希望见到他，那就应该礼仪性的请求在康有为的学校里做一个学生并递交一份书面申请。”11换句话说就是要孙中山放弃革命者的身份而加入改良派的阵营，这种要求是孙中山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两个组织间没联系起来。直到1896年，革命者与改良者之间远未建立密切的联系。就在这一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横滨部为中国少年们建立了一所学校。当时横滨是孙中山党派的驻地。孙等商议从国内邀请一批教师。由于考虑到康有为同他自己一样渴望中国富强，并认为康德经历很适合做一名教师。孙便写了一封信给康。康拒绝了亲自任教，而是推荐了另外一些人。“然而就是这些推荐的人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损害了孙中山的地位，并将许多学生拖入了改良者的营垒。”12为恢复友好关系，在1898年康梁到达东京后不久，孙中山便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迅速发出邀请信。由孙中山的朋友安排与康梁会面。但在约定时刻，康未赴约。对此梁的解释是，康已经离开了当地，并委托他为代言人。三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以后的接触中并未有所进展。
1899年康的离开日本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接触，提供了便利。多次接触中孙中山对梁的学识和才能非常赞赏，并且很想把梁拉入革命者的阵营。尽管前几次孙德意图都遭到了梁的搪塞，但孙中山的革命党继续拉拢梁启超。“但开始时孙中山毫无信心，虽然难以确定梁启超是否愿意合作。梁启超强调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服从它自己的缔造者，并等待一个未来的含糊的机会。13”孙中山政党的冯自由注意到梁启超过分夸大自己在康有为党中的地位。梁建议放弃两党联合，他认为联合带来的坏处要比好处多。由此曾迫切希望两党合作的冯自由也对此失去兴趣，但在交谈中却也发现梁并不像大家眼中那样崇信康有为。无论如何，孙中山亦不安于分裂。他同梁启超进行了坦率的交谈，一个团结的计划事实上确定了。孙中山将出任新政权的总统，梁则出任副总统。在重新分配确立时康有为居什么位置呢？据说孙中山对梁启超隐晦地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14”梁启超对这种答复似乎满足了，但如果他设想康有为会接受孙中山吧他看做是梁的师长这种含糊且虚伪的情谊，而退出领导地位，安静地固守着自己的旧手稿和对以往的回忆的话，那他就犯了极大地错误。
梁启超草拟了一封信，企图微妙的使康有为同意这个安排，并且联合康有为的十三个门徒签名，康有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当年用来劝说清朝统治者的方式竟然被他的门徒反用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不久梁启超采取了另一个步骤执行这个计划。他在香港拜访了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并推举他代表革命党人、徐勤代表改良党人草拟了两党联合章程。但是徐勤对于联合的热情像匆匆而来一样匆匆而去了，他和另外一位改良党人写信给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告诉康说梁启超正在陷入革命党人安排的圈套之中。此时康有为已经收到了十三个门徒的信，怒不可言；而徐勤的告密信更使康怒上加怒。“他鄙弃优惠的退隐条件，并通过命令梁启超严格按照改良派的利益甩开孙中山，以宣告自己的指挥官位置。他让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这个有许多华侨和资金的地方去。15”这样梁启超完全失去了由改良转向革命的机会，倘使他们的计划成功，那么历史或可以改写，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予梁启超这样的机遇或者梁根本没有抓住。也正是由此，梁走入了革命的反面，只是在这时谁都看不清历史的脚步。
梁启超在此时还并不想和自己的老师彻底决裂，而且他和孙中山之间还没有达到志同道合的地步，况且他之所以同意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所期待的那种“共和制度”。但是他又不太确切自己所期待的这种制度是否真正的完美，所以借此机会到美国的“完美的”共和制中去查探一番。于是梁去了檀香山，但他的文章中从未说明这次旅行是小小阴谋诡计的失败结局。有两次他宁将其释为来自美国的一个邀请的反响。然而这时梁却只能到夏威夷岛上去。根据冯自由的回忆（那些天他同梁生活在一起），梁的动机在于，花言巧语地拉拢他们。无可争辩的是，梁和孙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孙给在夏威夷的哥哥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梁，这样梁进入一个与孙中山团体“兴中会”相连而很好地树立了孙中山观念的社会环境之中。孙对梁如此信任，康不会不知道。这样康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逼出梁，要么教诲他。显然他选择了后者，于是梁于1899年12月26日，第一次踏上了走出远东的旅程。
（三）美国之行重回保守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此行公开的目的是：“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16”实际目的则是：
一、在美洲各地开办保皇分会。二、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三、筹款发展会中其他事物，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
1．对共和制度的失望
三月梁启超先后到达澳大利亚、加拿大并在当地考察访问。四月梁启超到达纽约，不久就到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等十几个大小城市，在美国共生活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除忙于开保皇会和筹款之外，还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等美国政要，考察了社会各方面情况，最后于十月份回到日本横滨。在那里他将自己此次游历的见闻整理成《新大陆游记节录》。在书里他重点比较了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优劣。在访美之前，梁对共和政体是极其向往的，但到了加拿大之后，却发现“天下事有与名实不相属者”；以名义论，加拿大为“君主国之一附庸”，中南美诸国则为“独立之共和民主国”；以实际论，加拿大人所获的自由所享有的幸福均远非中南美各国所能比拟。要是加拿大人“妄为无谋之革命独立，则其现象或竟与今之秘鲁巴西同”。17到了美国之后，庞大壮丽的物质文明使他不禁“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甚至于不知从何处说起。通过考察，梁启超肯定美国之所以如此富强，其原因在于“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但他也发现美国式共和制度的弊病，“美国之官吏，成一拍卖场尔”，由于实行党派政治，官吏任期短暂，变换频繁，“此实共和政治之最大缺点也”。而且竞选时花费巨大，“其究也，仍取尝于市而已。故市中极闲散之官吏，率皆受极厚之廉俸。”18由此可见，美国共和体制不能称为“完全之制度”，他甚至以为共和制度不如专制制度，“吾游美国而知共和政体，亦不如君主立宪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19
梁在此比较了共和与立宪的优劣，目的在于为中国提供借鉴。在他看来，中国就会社会是族制社会，“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是“族制之自治”，“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因此中国人民“只能受制不能享有自由”，如果硬要实行自由，则会弄出各种乱子。中国实行共和制度，无异于自取灭亡。梁的这种主张与他从前对自由共和的颂扬完全相反。“先生从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从此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20
2．回归保守
梁启超在倡导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同时,却把“破坏”区分为“有血之破坏”和“无血之破坏”两种,赞美并主张实行“无血之破坏”。这显然是要和孙中山们的“革命”加以区分，到1903年,他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明确反对破坏主义,连“无血之破坏”也不敢提及。这正表明他要与孙中山党派划清界限，因此,在民主革命浪潮高涨之时,“革命共和”与“立宪保皇”两者之间,梁启超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彻底退却了,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代,若以革命求共和,势必造成激烈之党争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不能保持社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专制和动乱,因此目前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能走以革命求共和之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日益深入人心,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再次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今日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彻底与共和政治抉别。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程度不及格”,不仅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场革命确立民
主共和,而且连君主立宪也不能立即实现,只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即通过开明专制逐步过渡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四）民国政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梁启超认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天祸中国”，担心因此引发列强的干涉，“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他给徐君勉的信中又说：“今兹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而建奇功焉。”21所以，康、梁师徒策划利用禁卫军发动政变，意图利用满清贵族政府内部的矛盾驱逐反对派，拥戴载涛为内阁总理（当时梁与载涛、载洵关系较近，载洵无用，且载涛与载泽暗争日甚），召开国会，清帝下罪己诏，对革命党人进行安抚，以此来阻止革命的发展。并且梁启超亲自于1911年11月6日离开日本，准备经大连、奉天入京。而11月2日清政府已经决定由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梁启超改变了计划，决定“若冢骨（指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为我所欲耳22”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袁世凯迅速控制了局势，11月13日，梁启超只好返回日本。16日，袁世凯组成了“责任内阁”，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启超考虑到自己在野的身份更能制造舆论，以实现“君主立宪”，便复电谢绝了任命。但我们要看到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存在着一种政治迷信，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端来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23”这为梁启超日后与袁世凯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1．转向共和拥护袁世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此时梁启超加紧了与袁世凯合作的步伐，他与袁世凯经常直接或间接往来信电。为什么他将戊戌年间的事情忘记了哪？这是因为梁启超“虚君共和”的希望破灭，他更认定只有与袁合作，才能实现他一贯主张的“开明专制”。而且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这当然是袁为了个人的利益，与满清权贵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在国内很有开明政治家的威望。所以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以旧官僚为中坚，联合立宪派，拉拢革命党中的温和派，组织大党，通过党争，战胜革命派，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他收取袁世凯的献金，积极组织“进步党”，鼓吹国权，限制民权，公然为袁世凯张目，成为与革命党进行论战的急先锋。他为袁世凯提供了舆论支持，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在民初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十分消极的作用，这也正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大败笔。在拥袁的问题上，梁启超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毫无政绩。这使梁启超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堕落：在新的形势下，不能不依托于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而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
如果说梁启超是袁世凯御用的工具，还不如说梁启超妄图利用袁世凯作为实现自己立宪政体的工具更确切些。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是在为自己、为立宪派奋斗，不是专意在为袁世凯效命，梁拥袁的前提是爱国，是为了实现自己改良的政治目的，并不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梁启超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是实践过程中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样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求同存异继而轮流执政，他在帮助袁世凯击败国民党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二是梁启超拥袁的目的是最终实现改良派掌握国家争权的愿望，但却
不自觉地帮助袁世凯走上了独裁专制之途。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一旦，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便成为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人物。
2．揭竿而起，反袁的旗手
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这是因为袁世凯称帝意图实行的是封建专制，而并不是他的开明专制，与他的政治思想相抵触，他发现袁世凯已经不能帮助他实现政治目标。所以1915年8月20日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该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文笔犀利，成为当时反对帝制活动的一篇著名檄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22日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到：“吾不能忍，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是不复能属文耳。24”此文发表，全国哗然，推动了反对帝制高潮的迅速到来。在梁的鼓舞下，他的学生蔡锷带头反袁，经过艰苦的“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撤销帝制，落得个千古骂名。
1916年后，梁启超妄图在西南建立自己的势力失败，他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为段献计，尽心尽力，鼓吹走立宪道路，1917年曾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三个月。他此时的政治构想是依靠段祺瑞的武力，利用研究系的人才，实现其宪政的理想。他出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原抱有很大希望，想利用延缓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梁启超后来发现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国人对其十分不满。他的学生曾琦致信给他：“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之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25”梁启超毅然辞去财政总长，结束了政治生涯。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又转向拥护共和立宪。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面对现实，梁启超对共和制度采取了认可态度，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指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为当时中国之最佳选择，“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26
“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而别得治国之途？”1915年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及其后的《辟复辟论》中，都可看出他对共和制的认同。他认为“：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27”20世纪20年代后，梁启超虽逐渐远离政坛，但其关于共和立宪的主张却一直未变。
三、结语
时代特点决定了梁启超政治思想中带有强烈的救国色彩，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在梁启超以后逐渐发展的政治思想里，始终保留了救国强国的感情色彩，在这种感情色彩的驱使下，梁启超对政治的概念及范畴进行下意识地探索，这造成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目的性和偶然性。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梁启超有他自己的政
治理想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品格:其终极政治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和手段是渐进的、有秩序的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暴力的革命;实现这一理想所要依托和利用的对象,不是力量弱小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力量,而是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当权派。
综观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学界多用“善变”、“多变”、“流质多变”来形容概括。诚然，善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变”并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因势而变，“他的多变主张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尝试”28。梁启超的“变”，也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之艰难历程。我们还应该看到，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尽管多变，但变的只是方法，其救中国、寻出路的基本宗旨是始终未变的，其反对君主专制、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和国民性改造等基本主张是始终未变的。正如台湾学者黄克武所指出的，梁启超一生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表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一定的不变之处。
梁启超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但他还是后孙中山、康有为而逝。孙中山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梁启超于次日前往孙中山家中吊唁，对他的死表示痛惜。在两年后康有为去世时，梁发表了葬礼演说，他把他的老师兼同事描写成改良运动的伟大领袖，说康有为比别的任何人都最早、最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两条出路：要么沿着现代化的道路走向进步，要么绝望的堕落和毁灭。然而梁对康在1917年恢复君主政体的行动表示了遗憾。梁启超逝世于1929年1月29日，在他的五十六年生涯中，他目睹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中华帝国的覆灭，国家主义的复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她领导的如火如荼的运动的开始。他还亲见了另外一些深刻无形的、历史不可记载的事件，即社会精神气质的变化。在他成年生活的将近一半时间中，他的作品对这种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现在这种影响一直没有停止过。梁在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从未曾像他在死亡的帝国中那样重要，但他对共和国的影响像他以往一样是意味深长的。
注释：
1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1915年1月20日；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7页；
3
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第45——46页；
4《京报》，1998，第85册；
5《光绪东华续录》148卷，第8页；
6《神户编年史》1898年10月8日，第201页；
7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梁启超全集》，《爱国论》，第273页；
10《梁启超全集》，《破坏主义》，第349页；
11
卡尔.格里克、洪生华《沉默的剑：中国秘密集会的过去和现在》（纽约，1949年）第113页
12
李俞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1930年）第68——69页；
1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的革命史》1册，第38页；
14
冯自由《革命逸史》1册，台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65页；
15
同上，第2册，第32页；
16
梁启超《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0页；
17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七，《合集·专集》之22，第14页；
18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四六，《合集·专集》之22，第141——143页；19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二二，《合集·专集》之22，第65页；
20
梁启超《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4页；
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0、721页；
22
同上，第559页；
23
同上，第569页；
24
同上，第720、721页；
25
同上，第853页；
26
吴嘉勤、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319、722页；
27《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77页；
28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7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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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1929年病逝于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新闻汪玉 131501036 摘要：梁启超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混沌迷茫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报刊人生势必要与救亡图存的思潮紧密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报刊新闻救亡图存立政言说 前言：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年间举 人。他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变法期间曾主编,《万国 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等。辛亥革民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并继续主编各类报刊。梁启超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并领导报刊17种。 （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十六岁的梁启超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但因守旧势力的排斥新思潮而落地。1891年，梁启超于广州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同学陈千秋的介绍下结识了康有为，时年十八岁的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踏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也开始了他的报刊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四次公车上书，意欲推行维新变法。同年，康有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任主编。该报主要以译外电西报和刊登上谕奏章为主，报刊本身并未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等业务。随着维新派的不断壮大，12月，《万国公报》正式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维新派的机关报。但由于顽固派的打压，《中外纪闻》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刊。而后，也就是同年8月9日，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千万上海，创办并主编《时务报》。1897年2月22日，梁启超为澳门《知新报》撰稿，任主笔。与《中外纪闻》一样，《时务报》和《知新报》的办报宗旨也在于立政言说，宣传维新变法。但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发生，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的报刊也先后被停。 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报刊人生的初始。他所编撰的报刊均以立政言说，宣传其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专业：新闻学学号：0627 姓名：姚金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