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变社会转型体制转轨

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I. 经济转轨的必要性与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全球流行下，许多国家纷纷实行经济转轨，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这种转变不仅让经济更具活力和竞争力，而且也使社会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

但是，在转轨过程中，经济领域确实面临许多挑战：体制建设不完善、市场失灵、财政困境等等。

II. 社会转型与公共服务社会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可以说，在经济转轨的同时，社会也在发生着转型。

公共服务领域也需要相应地改进，才能适应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

譬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III. 政治改革与制度建设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政治形态的转变。

宪政民主的出现是比较普遍的发展趋势。

如果无法在制度建设方面跟随发展，将会导致各种政治和经济难题的出现。

IV. 各类主体的利益平衡经济的转轨也会带来各类利益的冲突。

转型过程中，各类主体的利益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主体包括企业、职工、政府、消费者等等。

如何平衡各个利益，并使得他们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是必须需要予以重视的。

V. 构建和谐社会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相关的制度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

建设和谐社会仍然还存在挑战。

但是我们坚信，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下，我们可以不断地深化改革，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以下是几个案例分析:一、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放、财政改革、法制建设等方面。

同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各种与众不同的挑战：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

二、印度的经济转型印度的经济改革可以追溯到1991年。

在当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印度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为了解决危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渐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

这些改革包括：外资引进、减少政府干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学海》2000.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处在重大历史性变迁的过程之中。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正在由传统的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二是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前一种转变,学术界称之为社会转型,后一种转变称之为体制转轨。

这两种转变交织在一起,又是在这样一个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里进行,呈现了纷繁复杂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国外的许多议论。

但是,无论是20年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还是这20年来中国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困难,都可以从中国正处在这两个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说明,这是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视角。

第一,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之中,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

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1978年的G DP为3624亿元,1999年为82054亿元,扣除物价因素,G DP平均中递增9.5%。

超过了原定翻两番的目标。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

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3.048亿吨,要靠进口粮食维持温饱,到1996年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从此解决了粮食问题。

各种农产品也是逐年增长的。

近几年,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农产品都自给有余,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农业总产值逐年增加,但由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得更快,所以,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总产值中的相对比重是下降的。

1978年,G DP一产占28.1%,二产占48.2%,三产占23.7%;到1998年,一产占18.4%,二产占48.7%,三产占32.9%。

20年来,中国的工业持续高速发展,1978年-1999年,工业增加值每年递增11.71%。

中国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阶段判断告诉我们在哪里，还连接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

中国目前已进入什么样的阶段？总体说来，已悄然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建国后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和调整，即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表现为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变；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次是“十二五”开始系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和军队“七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第三次大转型与前两次大转型有所不同：一是转型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转型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开始显现。

二是转型的内容不同，这次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

三是转型的方式不同，这次转型将更多地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

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转型开始在全球展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转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或“再制造业化”，试图以此化解金融泡沫和缓解就业压力。

二是高福利社会正在向“适宜福利社会”转型，以缓解因“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高负债压力。

三是高碳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产业发展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世界潮流。

全球转型既为我国推进转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大转型面临新的国内环境：一则我国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转入年均6%—8%。

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构建和谐忻州，是实现全面建设忻州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忻州发展中各种不协调问题的客观要求。

忻州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出现及其扩大化趋势日益成为构建和谐忻州中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之一。

研究忻州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影响，探索如何合理调控居民收入差距，建设与和谐忻州相适应的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新型收入分配体系，是构建和谐忻州进程中一个重大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现实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来，忻州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不可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还不是十分完善，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法律、政策、管理尚未健全等原因，居民收入存在许多问题。

据调查资料显示：忻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0年的974元，增加到2006年的8114元，十六年间绝对额增加7140元，增长7.33倍，平均每年以13%的速度递增。

从总体上看，忻州市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已进入“小康”水平。

然而，在人均收入普遍大幅增加的同时，居民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社会分层日渐明显。

1992年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最低收入户为1）是1.31：1，1998年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最低收入户为1）是2.15：1，2004年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最低收入户为1）是2.66：1。

而这一差距还在急剧扩大，并在某些方面呈加速趋势。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五大关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并列的突出位置,号召全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各级党组织要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的实际出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重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我们党所主张建立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仅靠GDP的增长,无法支撑起一个人民所向往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把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要坚决克服一些地方在经济建设上舍得投入,而在社会事业发展上无所作为的倾向,要切实把社会事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与经济建设一同部署、一同推动、一同检查、一同落实,促进经济建设与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协同共进。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富有秩序的社会。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始终做到“活而不乱”。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要自觉把社会和谐作为稳定工作的最高目标,坚持以和谐指导稳定工作,以和谐检验稳定工作,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两根支柱。

论述题：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多发和突发的情况下，大学生们如何科学判断理解我国的国情，培养爱国情怀？当今国际局势在当今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威胁因素增大，使国际安全形势较以前更形复杂。

但从总体而言，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并未改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

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我的社会转型与矛盾我国随着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以收入差距为突出标志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冲突，正在使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不断显性化。

社会转型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

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由于社会转型在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摩擦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冲击和震荡既不可避免，又必然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态势。

当前影响我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分配不公是各种不稳定因素中的主流(二)腐败问题。

腐败可以被视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之一(三)政治体系和社会运行不规则之间的矛盾(四)国内的信念危机与国际环境的干扰。

大学生们如何科学判断理解我国的国情一、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不断推进自己思想的度新，具有重大意义。

深化大学生对当代中国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大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助于大学生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信心；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一、前言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经历了一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浩大改革。

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而社会则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

在此，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探究中国二十世纪末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并列举相关案例，希望可以全面、准确地刻画这一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经济结构逐步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来说，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开放、市场计划和私有化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对外开放的改变。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外贸发展一直稳步增长。

1980年-199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从201.6亿美元增长到了3072.9亿美元。

几乎是原来的15倍。

而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较高知名度扶植和对外贸易环节的技术升级，外贸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强劲。

第二个方面，是市场计划的改变。

市场计划是经济计划体系逐步废弃后出现的一种混合经济计划模式，合理规范的市场竞争对于发展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7年中国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构想，就是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收入的逐渐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

市场改革方案包括贸易、债券、股票、房地产、金融和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

第三个方面，是私有化的改变。

随着社会变革，国企改革也越来越深入。

从零售商店到银行、工厂，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均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国有外，我们还能看到大量的合资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更加活跃、多元化。

三、抑制通货膨胀: 造就新的市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推出，中国经济走出了通货膨胀的阴影。

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1994年后中国政府就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增值税、营业税、社会保障等，都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

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

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

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 ition"的中文版。

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

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

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

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

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

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

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

陈润儿：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做好信访工作，是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结合点，也是推进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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