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演化的回顾与展望(一)
摘要：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化经过30年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文试对其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经济转型；体制演化；中国模式；特点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经济转型和体制演化，取得较大成效。
一、经济体制演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体制演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推动，这是一种既非完全市场化，又非完全行政化的形式。
这种演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的行政化逐步转向行政权力制约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过程。
(一)资源配置行政化的作用。
资源配置的行政化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使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准动员状态，资源配置实际上是通过资源的行政化动员方式进行。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我国政府仍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当然，在经济改革初期，这对资源的配置又是必要的。
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所有的资源中，资金是企业创建和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
从经济方面说，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有很大关系。
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的筹集不可能通过市场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向金融机构与社会筹集资金，形成大规模的信用资金。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一方面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金横向拆借规模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强制或变相强制性的社会集资规模也相应增大，从而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自有比重明显低于借人比重，形成了典型的“负债经营”。
这种状况是资源动员行政化在资金筹措方面的典型体现。
在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配置上，政府动员的行政化也得到充分体现。
政府的统一安排是劳动力向新的产业转移的唯一途径，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怎样的劳动力、需要多少劳动力，均由行政管理机构决定，也就是通过计划实现的。
尽管存在个人收入的差异，但它还不能成为调节劳动力部门间转移的支配力量，竞争性的市场就业机制尚未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仍由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控制。
不过，这种控制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放松。
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不仅仅存在于资源结构性转移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而且在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行政机构也直接介入。
在土地资源配置上，也体现出更加明显的行政配置色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是无偿使用，而且不得转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使用权上，变过去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偿、有限期使用。
不过，上述有偿征用土地的做法仍是非市场竞争性的，行政性配置的特征十分明显，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上的控制权力远远超过市场力量。
政府之所以具有直接的社会动员作用、集中资源配置能力和高积累机制，除其行政机构的权力中心地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公有产权制度。
公有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依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它不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同样，计划经济的瓦解，也就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以打破单一公有制局面开始的。
在不断的市场化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直接归属关系发生变化，使地方政府在宏观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能轻易实现资源的部门间转移，并通过行政性动员，使政府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其拥有的资产总量也不断扩张。
(二)行政权力制约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在传统的体制下，行政权力主体在大部分时间里扮演了控制者的角色，具有强有力的直接动员资源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一般按行政原则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重点。
在我国开始市场化改革后，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著作用。
这样，资源的配置又会接受市场信号的导向。
也就是说，政府资源配置的决策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导着行政机构的投资方向决策和产业结构选择，而且这种引导作用不断增强。
20世纪80年初，随着宏观调控力度的放松和市场力量的增强，企业开始接受市场调节。
尽管资源配置出现市场的导向，不过，地方政府的决策地位明显提升，其行为类似于企业，即选择投资项目及规模首先要考虑投资收益率。
这实际上表现出政府推动型特征。
政府和企业在投资决策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企业是在经济因素约束下的最大收益率选择；而政府则是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约束下的最大收益率选择。
投资决策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双重作用下，必然出现投资分散性、重复性。
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宏观上的协调与控制，校正相关偏差。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演进，反过来造成政府经济决策的差异性。
作为中央政府，首先必须考虑政治结构的稳定、社会的安定、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及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平衡发展等综合性的目标，中央政府的投资只能根据上述目标的次序来进行决策，而不能按照完全的市场利润率来进行决策。
而且中央政府能控制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对国内市场具有直接控制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完全排斥市场而实行行政调节，实现其行政目标。
但作为地方政府(如省、市一级)进行经济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和范围大大缩小，对政治、社会、产业平衡发展等因素的考虑与中央政府相比，有明显的减少。
而地方政府对能体现地方经济实力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表现出极大兴趣与渴求。
对基层政府而言，由于在工业化初期的财力有限，经济运转常常出现问题。
因此，基层政府在严峻外部环境中具有强烈的市场导向偏好。
从而使基层政府更像一个公司，而其领导人员则成了事实上的企业家。
可见，政府行政层级的高低，其行政目标的结构和次序存在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决策行为的差异。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随着行政级别的递减，经济决策的市场化倾向则递增。
因此，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后，市场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的行为上表现得更为典型。
二、经济体制演化的阶段性
中国经济体制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是一个从制度僵滞通过制度创新逐步达到制度均衡的过程。
具体地说，体制演化的阶段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制度创新过程；二是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创新过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展开的。
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当时，城市国有企业由于受国家的政策保护而难有实质性的改革。
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
这种状态即使由国家在原有制度框架内进行修正，财力也是无法承担的。
同时，这一制度中的主体——农民既得利益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突破既有的制度是最好的选择。
在城市改革中，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特别是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主动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活动脱离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
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不仅非国有经济依靠市场调节，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其经营，而且国有经济也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阶段。
从局部到整体的体制演化过程中，国有经济因种种阻力太大一时还不能得到改造的时候，先在国有经济外部发展起新的经济成分。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它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不存在政企不分和“铁饭碗”、“大锅饭”等弊端。
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市场化进程显然具有非常直接和根本性的促进作用。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对下降，社会的所有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所形成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国有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进行改革，并逐渐走向市场化。
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尽管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比较慢，但已开始市场化的国有经济同样在转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国有经济的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
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
中国经济从局部改革到整体改革是通过制度存量的改进实现的。
所谓制度存量，既包括一些制度结构，也就是本质性的制度特征，也包括与这一制度必然相关联的表现特征。
如，价格双轨制形成。
如果不对原有的完全计划价格制度进行改变，那么很难形成新的市场价格。
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原有公有产权制度的局部改革。
这种局部性的改革虽然只是对制度安排的改变，却会与原有产权制度的结构产生直接的冲突。
当然，局部性制度安排产生增量收入的大小决定着旧制度结构变迁的程度。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双轨制是一种有意识的制度安排，还不如说是制度创新安排与原有制度结构之间冲突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由制度安排向制度结构的演进，而不是从旧制度结构向新制度结构的直接转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对原有存量的改革。
其实，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一直都在进行着，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经济实际上在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
因此，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体制外突破和增量改革，并以此来促进旧体制的变革，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完全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