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

近代中药概述专业：05七D 姓名：崔烨学号：0501113 近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丧失了前进的脚步，中医药事业也同样举步维艰。

近代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特殊阶段。

正确解决中西医药关系，探讨中国医药学发展道路，始终是医学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客观上，西方医学的传入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医学科学知识，涌入了一些先进的医疗设施及高技能医疗工作者，为我国人民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从另一方面讲，帝国主义利用西医作为入侵中国的重要战略之一及旧政府对中医药的严重抵制，这促使中医药处于濒临灭绝之境，中医药地位岌岌可危。

旧中国对中医药的摧残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大门。

在帝国主义方面，西方医学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

他们欲通过医药将基督教打入中国，然后通过传教士，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颠覆。

于是，西方医学的传播，造成了一些人性格的崇洋媚外，思想的全盘西化，歧视、排斥、妄图消灭中医药。

清政府也寄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以长技以制夷，发展强大自己。

对于中医药事业，清政府没有寄以厚望。

在旧国民政府执行卖国崇洋的政策之际，中医药事业更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废除中医药的言论也轰轰烈烈的进行。

在这废医思想中，最具代表的是俞樾和余云岫等人。

俞樾，浙江湖州人。

作为一代经师，章太炎、戴望均出自其门下。

但其对于医药正如其所说，并不十分精通。

但并不精通的他却对中医药妄加评论。

他是近代最早提出废除中医理论的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其《俞楼杂篆废医论》中“药虚篇第五”曾写道：“执古药以治今病，宜其中病者韪矣。

又况蛇床乱蘼芜，荠尼乱人参，自古叹之。

今则牟利之夫善于诳语，以香栾为枳实……药虚、脉虚、医亦虚，是以曲园先生（俞樾晚号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医也。

”如此大家，其思想影响是巨大的。

他对中医药学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章中仍可以看到其废医思想的阴影。

中西医之争与民国时期的西医诉讼案马金生提要：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日趋激烈，其影响波及到了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

从1930年代凸显的西医诉讼案来看，在科学主义话语的支撑下，西医在诉讼案中表现的非常强势。

出于自保以及对科学主义话语的反感，中医也积极介入西医诉讼案中，扮演着抨击与质疑西医的角色，对西医诉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西医的强势姿态也使得一般民众极易产生抵触心理，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疏离导致了西医诉讼案往往不易息结，在解决上呈现出了与中医讼案截然不同的历史面相。

关键词：中西医之争民国时期西医诉讼案作者马金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国家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070)在我国历史上，医讼案件特别是西医诉讼案在进入1930年代后日见凸显，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研究显示，1929—1937年间发生的较有影响的西医讼案大约有35件左右。

(!)1937年后，西医诉讼案渐趋沉寂，一直到1947年后才又开始趋于活跃。

②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目前学界刚刚开始，也有了一定的成果。

相关学者认为，西医讼案的频繁发生与病家的故意刁难甚或蓄意敲诈相关，同时也与医家相互倾轧等因素互为联系。

④应当说，除却法制层面的原因外，④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点到了问题的症结。

只不过，又当如何来理解病家和医家的这些行为，仍有待我们从更深层面去思考。

如果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审视民国时期的医病关系，便会发现，民国时期病家所表现出的故意刁难甚至兴讼等行为，实际上是近世以来医病关系的持续紧张，特别是国人对西医存有疑惧心理的直接体现。

⑨那么，从医家的角度观之，医家彼此的倾轧行为，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同业相轻所能涵盖的。

如若仔细梳理讼案中中西医家的反应，就会发现还与当时中西医之争存有密切关联。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主要以1930年代发生的颇具影响的西医讼案为中心，着重考察中西医之争在诉讼案中的诸多体现，及其对西医讼案的发生和解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希望能够为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参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195页。

日本汉方医药的历史教训与中医药现代化问题思考标签：日本汉方；中医药；现代化；废医存药近代以来，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中医药继承与发展问题引起中医药界内部和社会各界的长期争论。

自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学者就尝试对中西医药学进行比较，以探求中医药的发展方向[1]。

但时至今日，中医药的发展方向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笔者现试对日本“废医存药”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就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废医存药”倾向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探讨。

1 日本汉方医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1.1 重方证对应、轻辨证论治，基础薄弱公元5世纪初，古朝鲜医方开始传入日本。

公元562年，《明堂图》等中医药文献传到日本。

公元8世纪日本颁布《大宝律令·疾医令》后，在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等方面模仿唐制。

直至明治维新以前，汉方医药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2]。

在其后1200余年间，传入日本的中医药学在日本本土文化土壤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汉方医药学，其间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和传世之作，对后世汉方医药乃至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方医药学自16世纪后叶起逐渐分为3个流派，即古方派、后世派和折中派。

其中，古方派自兴起至今，一直在汉方医药中占主导地位，是汉方医药中的主流学派。

这一学派独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证对应”作为其临床基本思维模式。

其实，他们所谓的“证”与中医固有的“证”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不包含任何病因、病机成分，只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与仲景所提出的“汤证”也不完全是同一概念。

他们所谓的“方证对应”并非中医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而只是根据症状选择方剂，并根据症状进行药物加减而已，与仲景创立倡导的辨证论治相去甚远。

近50年来，日本汉方学者在“方证相对”、“方病相对”方面大做文章[3-5]，使汉方医药陷入了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的误区。

用自然辩证法审视中医的科学性回顾中医在近现代的曲折发展史：距离鲁迅先生把中医定性为“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已有80年。

再向前追溯，距离中西医汇通派的形成已有150年。

如果从近代医学史上第一个接受西医学说的医家——王宏翰（约卒于1700年）所处的时代算起，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已经经历了整整3个世纪。

可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将来可能也不会出现一门学科——像中医这样备受争议。

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水乳交融，使得它始终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徘徊。

又由于人体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渗透和影响，使得中医的认识充满随机性、灵活性、模糊性等不确定[1]。

有鉴于此，中医能否归属于“科学”的范畴，理所当然成为历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科学，或称为“科学理论”。

它来源于拉丁语,意为“知识”、“学问”。

科学界和哲学界目前对此词并无严格统一的定义。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科学理论”被阐释为：“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

”自然辩证法认为：科学可分为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三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在科学水平上存在着时代性差距。

古代科学的突出特点是：以直接观察为基础，采取直观思辨的方法，探索自然的奥秘，缺乏科学实验的论证，对自然现象只能做出猜测或主观臆测的说明[2]。

它与现代科学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但是，这种差距只是科学水平的差异。

只能说古代科学“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水准”，不能说古代科学“不科学”。

我们不否认中医更多的是立足于古代科学，相对侧重现象描述、经验总结、提出假说、研究假说。

这与现代科学的一些特征确实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但这并不是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

盲目地用“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这种二选一的判断来界定中医是欠公允的。

俞樾废中医之谜作者：章原来源：《读书》2014年第02期俞樾（一八二一——一九零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县人。

晚清著名朴学大师，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

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海内外求学者甚众，被尊为“东亚唯一的宗师”。

一生笔耕不倦，著有五百卷巨著《春在堂全书》。

这样一位严谨治学、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却提出了偏激的“废医论”，成为近代史上反对中医“第一人”，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索解。

对于其提出“废医”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赵洪钧先生认为其思想根源多方面：传统社会士大夫向来看不起医学；清末医界不振、医道颓靡；俞樾家人多因病早丧者，故颇有切肤之痛；俞樾所处时代毕竟已经引进一些西方文明，医学又在诸学术之先，故洋务思想及西医之影响也不可完全否认。

刘泽生先生认为李鸿章等人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影响、甲午战争的失败的刺激是俞樾提出废医的主要原因。

郝先中先生则认为主要由于俞樾家庭的厄运引发出“废医论”。

在考察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俞樾生平资料后，笔者认为俞樾废医受到西方文明、李鸿章、日本学者影响等观点缺乏直接、可靠的材料。

家人多因病早丧，厄运连连无疑是俞樾提出“废医”的重要原因，但俞樾之“废医”并非只是情感的宣泄，在废除中医的激愤言辞下，或有“起医”之良苦用心。

俞樾涉及“废医”的文章有两篇：《废医论》与《医药说》，两篇文章观点亦不全相同。

《废医论》共分七个篇章，包括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其主张从篇名中已可概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医药皆不可靠，应该废除，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而到了后来的短文《医药说》中，则改变了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废医存药”之说。

俞樾本是朴学大师，宗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训诂、文字、考据之精而独擅一时。

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疫病一直是对人类生存的一大威胁。

而在这段历史中，中医防治疫病的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将通过关键词和主题的方式，带大家回顾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

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使得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与此一些传染病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为了应对这些疫病，中医们结合古代医书和自己的临床经验，创造了许多防治疫病的方法。

对于防治疫病，近代中医们强调了三个方面：一为预防，二为辨证施治，三为调理饮食。

预防方面，中医们主张通过改善环境、饮食卫生等方面来预防疫病的传播。

辨证施治方面，中医们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制定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调理饮食方面，中医们认为饮食对疫病的恢复和预防都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主张食用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涵主要包括“天人合一”和“扶正祛邪”。

其中，“天人合一”指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防治疫病时需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而“扶正祛邪”则是中医治疗疫病的基本原则，即通过增强人体正气、祛除体内邪气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在实践方面，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成果丰硕。

例如在20世纪初的东北鼠疫中，中医们运用传统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疗法，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在20世纪中叶的霍乱疫情中，中医们采用“和中止呕、利尿解毒”的治疗方法，治愈了许多患者。

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医在疫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

从预防到治疗，中医都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并传承这些宝贵的经验，为现代医学防治疫病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在中医发展历程中，学校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

从最早的师承相传，到近代的规模化教育，中医学校教育不断适应时代变革，传承和发展了中医理论和实践。

本文将对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进行探讨，以期为当前中医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

第六单元医疗与公共卫生第14课历史上的疫病与医学成就基础过关练题组一历史上的疫病1.曹植在《说疫气》云:“室室有号泣之哀……”王充《论衡·命义篇》云:“温气疫疠,千户灭门。

”材料()A.体现了疫病造成的悲惨景象B.强调了疫病防治的重要性C.意在说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D.强调了疫病对经济的影响2.(2021吉林松原月考)公元2—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天花、鼠疫等疫乱。

两个帝国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这一事件()A.说明世界已经连成一个整体B.表明专制制度不断强化C.反映出疫病影响世界的发展D.导致两个帝国分崩离析3.(2022广东汕尾期末)古罗马人把瘟疫的发生与神罚联系起来,因此医疗和医生都得不到重视。

古罗马人认为最佳的预防瘟疫的方式是卫生清洁,于是在罗马城修建大量的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

这说明古罗马()A.人民对疫病预防治理愚昧无知B.重视从公共卫生角度防治疫病C.疫情推动国家城市治理的发展D.宗教观念影响医疗技术的进步4.(2022湖北调研模拟)《痘疹定论》记载:宋代宰相王旦,因苦于自己的孩子们均有天花之疾,故在幼子王素出生时,请峨眉山医师为其种痘。

王素种痘7日后发热,12日后结痂。

这是史料记载的一次天花疫苗人痘接种获得成功的案例。

由此可知宋代()A.医疗卫生水平领先世界B.对于瘟疫防治有所认知C.经济发展推动医疗进步D.理学兴起利于中医发展5.(2022山东滕州一中月考)西汉后期,政府对疫病患者进行隔离,“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齐时设立了“六疾馆”,用以隔离病人;隋唐时期有“病坊”,一些寺院也收治病人。

这些史实说明,我国古代防疫活动的开展()A.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B.受到了外来宗教的援助C.得益于救治机构的建立D.源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6.(2022福建厦门期末)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

1940年,提取青霉素的方法被发明。

民国期间“中医”的没落作者：王奚霞来源：《档案天地》2010年第02期一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

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争论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

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

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

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

……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

”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